丘处机，小名丘哥，山东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市）滨都里人。丘处机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１１４８）正月十九日，祖辈业农，世称善门。“母孙氏早亡，父娶继室，怙恃之。”⑴金世宗大定六年（１１６６），丘处机年方十九，“悟世空华，知身梦幻，拟学神仙脱轮回之苦，趣复常乐之妙源，遂抛家产，割爱情，遁居昆嵛石门峪，依道者以修真”。⑵其曾有《坚志》诗述及早年出家之事：“吾之向道极心坚，佩服凡经自早年，遁迹岩阿方十九，飘蓬地里越三千。无情不作乡中梦，有志须有物外仙。假使福轻魔障重，挨排功到必周全。”⑶

大定七年（１１６７）九月，王重阳栖居宁海全真庵，丘处机闻重阳仙名，自昆嵛山来拜谒，重阳与语终夕，甚为喜爱，遂收为弟子，训名处机，赐号长春子，丘处机虽不通文墨，但王重阳见其聪敏异常，仍使其执掌文翰。

丘处机早期的活动，现存各种史料虽均略有记载，但歧义颇多。歧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丘处机父母是否早亡；二是丘处机投师王重阳之前是否读过书；三是丘处机拜师王重阳的具体地点。下面根据现有史料，对以上三个问题进行澄清。

（一）《全真教祖碑》称丘处机“幼亡父母”，历来学者对此均无疑义，但丘处机《满庭芳》词前小序云：“余因求道，西留关中十五馀年，闻乡中善士，为葬先考妣，不胜感激，遂成小词寄谢云”。此词显然是丘处机为了答谢乡中父老安葬其父母而作，词云：“幼稚抛家，孤贫乐道，纵心物外飘蓬。故山坟垅，时节罢修崇。幸谢乡豪并力，穿新圹、起塔重重。遗骸并，同区改葬，迁入大茔中。”⑷从词中言“遗骸并，同区改葬，迁入大茔中”可以看出，乡中父老所作，并非代其安葬父母，而是代其合葬父母，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其父母未葬于一处。按山东胶东沿海的风俗，夫妻死后必葬于一处，俗称之为“并骨”，那么，丘处机的父母为何没有合葬一处呢?芽《玄风庆会图》言：“母孙氏早亡，父娶继室，怙恃之。”由此可知，丘母孙氏早亡，其父又娶继室，丘处机由继母抚养成人。依照当地风俗，女子早亡，即指死于丈夫及公婆之前，不能葬于祖茔，应临时择地暂安葬之，待夫死，再同迁入祖茔。若有继室，继室亡于夫前，仍不能葬于祖茔；若夫亡于继室之前，则应先将前妻骨骸迁于祖茔，与夫同葬，继室死后，再补入，三人合葬。若丘处机“幼亡父母”，或其父母亡于其出家之前，那么，他们应该早已合葬一处，也就无“遗骸并”之说了。因此，按照《满庭芳》词所言，再参照当地风俗，可以推断，丘处机应该是幼年丧母，并非“幼亡父母”。

至于丘处机父亲去世的时间，应该在丘处机出家之后写《满庭芳》词之前，因为在《满庭芳》词前小序中，丘处机曾言“为葬先考妣”，显然，那时其父已卒。又由其言“余因求道，西留关中十五年”来看，《满庭芳》词当作于其至关中十五年之后。大定九年（１１６９）十月，王重阳携丘、刘、谭、马离开山东胶东西行，至大定十年（１１７０）正月，王重阳仙逝于汴梁磁器王氏旅邸，同年，马钰领谭、刘、丘至终南山重阳旧庵，为重阳治葬所，⑸也就是说，丘处机始达关中的时间，应为大定十年（１１７０），那么，后推十五年，即是大定二十五年（１１８５），也即是丘处机因京兆统军夹谷公之请由龙门迁居终南祖庵的前一年。以此观之，《满庭芳》词应是丘处机大定二十五年（１１８５）在龙门隐修时所作。同样，若丘处机的父亲去世，应该与其母合葬于祖茔，因为丘处机离家修道，又远在关中，而且很有可能没有兄弟姊妹，所以才由乡人来安葬其父母。因此，丘处机父亲去世的具体时间，很可能即在大定二十五年（１１８５）。

（二）《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称丘处机“家世栖霞，最为名族”。《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称其“世为显族”。《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丘处机》称其“世为显姓”。然而《南村辍耕录》却称“祖父业农，世称善门”。若丘氏祖父业农，必无显族、显姓之说，更难称“最为名族”，所以，这两种观点显然有极大的矛盾。比较这两种观点，后者要较前者更为真实。首先，《全真教祖碑》曾言丘处机“未尝读书”，若丘氏果为栖霞望族，其没有不读书的道理。其次，若丘氏果为栖霞望族，其父母也没有必要让乡人来代替安葬。因此，虽然丘父睡卒，但丘处机年少时，家境必然贫寒。

《全真教祖碑》以为丘处机拜师重阳之前，未尝读书，而《甘水仙源录·长春真人本行碑》却称其“幼聪敏，日记千馀言，能久而不忘”。《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称其“敏而强记，博而高才，眉宇闲旷，举措详雅”。《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称其“幼而聪敏，识量不群”。《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也称其“幼聪敏，日记千余言”。更有甚者，《邱祖全书·邱祖本传》称其“幼颖悟强记，资性绝人，弱冠登弟”。这些材料似乎都在传递着同一个信息，即丘处机自幼年始就聪明敏达、博闻强记，这与《全真教祖碑》所说，显然冲突，冲突之点并不在于聪明敏达这一点，而在于博闻强记。丘处机未尝读书，并不意味着他就不聪明，但说一个未尝读书的人能博闻强记、日记千余言，还弱冠登弟，这就很有问题了。以上各条材料，不是出自全真道人物之手，即出自与全真道有密切关系的人的笔下，在述及丘处机的家世时，难免会有过誉之嫌，对于这个问题，《元史·丘处机传》与《南村辍耕录》相对而言，则较为慎重，对于丘处机拜师重阳之前是否读过书，只字未提。因此，无论是从材料的可信度上，还是从丘处机少年时的家境而言，《全真教祖碑》言其“未尝读书”，应该更为可信。

（三）丘处机拜师王重阳的具体地点。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两种说法：一是以为在宁海全真庵，《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南村辍耕录》、《邱祖全书·邱祖本传》、《金莲正宗仙源像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玄风庆会图》等，都持此说。《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长春子》言：“大定七年，闻重阳道化，九月，乃拜于宁海之全真庵，重阳赠以金鳞，遂为弟子，重阳为训今名字。”《玄风庆会图》言：“宗师闻之，自石门诣州拜谒，祖师赐之以诗。”二是以为在昆嵛山，陈大任《〈磻溪集〉序》、《甘水仙源录·长春真人本行碑》、《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牟平县志》、《长春真人成道碑》等，则持此说。陈大任《〈磻溪集〉序》言：“东州高士长春子丘公，世居登之栖霞，未冠一年，游昆嵛山遇重阳子王害风，一言而道合，遂师事之。”《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言：“大定丁亥春，闻重阳在昆嵛山烟霞洞，竭蹶而往，抠衣请教。”大定丁亥即大定七年（１１６７），这种观点认为，大定七年（１１６７）春，丘处机于昆嵛山烟霞洞拜王重阳为师。对此，《长春真人成道碑》所说更为具体，其言：“大定丁亥春正月，重阳自陕右而来，访求知友，始及昆嵛。真人闻而往观之，目击神会，遂师事焉”。把丘处机拜师的时间准确定位在大定七年（１１６７）正月。

《全真教祖碑》称，大定七年（１１６７）四月，王重阳焚毁茅庵，东赴宁海。《金莲正宗记·重阳王真人》、《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重阳子》等更是把王重阳焚毁茅庵的时间精确为大定七年（１１６７）四月二十六日，王重阳在大定七年（１１６７）四月底才从陕西终南山出发赴宁海，他怎么可能在同年的正月于昆嵛山收丘处机为徒呢?芽因此，从时间上讲，后一种说法显然不妥。《全真教祖碑》又称“八年三月凿洞昆嵛山”，也就是说，王重阳开凿昆嵛山烟霞洞的时间是金大定八年（１１６８）三月。《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重阳子》也言：“次年戊子正月十一日启环。二月，宜甫弃家入道。王玉阳自牛仙山来礼师。晦日，师携马、谭、丘、王四师游昆嵛山，开烟霞洞居之。”大定八年（１１６７）三月，王重阳才携马、谭、丘、王四弟子上昆嵛山，开凿烟霞洞居之，因此，从地点上讲，大定七年（１１６７）正月，烟霞洞尚未开凿，而大定八年（１１６７）三月，烟霞洞也不过刚刚开始开凿，王重阳不可能在昆嵛山烟霞洞收丘处机为弟子。王重阳大定七年（１１６７）正月收丘处机为徒之说，或许是混同了丘处机出家的时间、地点与拜师王重阳的时间、地点，所以才得出了如此前后矛盾的结论。因此，丘处机于宁海全真庵拜师王重阳的说法，应该更为合情合理。

注：

⑴史志经编集《玄风庆会图》，乙丑年四月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⑵同上。

⑶丘处机《磻溪集》卷一，《道藏》第２５册，第８１１页。

⑷林间羽客樗栎道人编《金莲正宗记》卷四，《道藏》第三册，第３５９页。

⑸李道谦编《七真年谱》，《道藏》第３册，第３８２－３８３页。

原文发布于《中国道教》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