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师道是道教重要道派之一，它是东汉顺帝时张陵所创，历经一千八百多年，在我国宗教及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以往我们对认真审视天师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很不够，这也无益于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整理与吸收。因此，我们还是应用历史的眼光作点具体地分析，实事求是地评价天师道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作用。

一、天师道对“道论”的发展

道教以其独特的思想体系，在中国文化史上，不管在不同的时代有何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基础都可以归结为“道论”。道教的“道论”，在道教思想领域内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外在的神学的“道”;二是抽象的玄学化的“道”;三是指向个人内心的“道”。天师道作为在道教中创建最早的一个派别，它在思想理论方面特别是对“道论”的发展方面明显地经历了上述的“三段式”。

(一)天师道早期思想理论中“道论”的神学化。天师道在早期思想理论中对“道论”理论的阐述，主要表现在张陵所作的《老子想尔注》一书中。张陵在注《老子》的过程中，吸收了《太平经》和《老子河上公章句》的宗教思想，阐述了其带有明显神学色彩的，“道论”。其具体做法是:一是通过人神化《老子》的“道”，变客观、自然之道为主观有意识之道，使“道”成为宰制人世的至上尊神，以适应建立神学“道论”的需要。二是通过解“道”为“一”并进而神化“一”，使“一”与老子(太上老君)等同，如说:“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或言虚无，或言自然，或言无名，皆同一耳。”从而建立了以“道”、“一”、“老子”三位一体的神学化了的“道论”思想体系。其后，《老子想尔注》一书中提出长生成仙说以及提出“保形”、“炼形”、与“食气”等具体成仙的途径。无一不是以这种神学化了的“道论”作为思想基础的。

(二)天师道变革时期“道论”的玄学化。魏晋南北朝是天师道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内，以寇谦之为首的北夭师道和以陆修静、陶弘景等为代表的南天师道，在充实道教教义与丰富道教思想体系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将“道论”作了明显地玄学化。陶弘景很注意宗教理论的研究，作过很大的努力。他接收了魏晋玄学家们对“道”的理解，在宇宙生成论上，把道看成是万有之根，他说“道者，混然，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真浩·甄命授》)把包括太极在内的万有都看成是从道产生出来的。这与魏晋玄学的有关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三)天师道兴盛时期“道论”由外向内的变化。不管是早期天师道神学化了的“道”，还是其变革时期的玄学化的“道”，它们对于个体来说都是一种外在于人的“道”。而唐、宋、元、明是天师道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受佛学禅宗与后期儒家宋明理学的影响，这种外在于人的“道”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即从外在于个体的“道”变为直指人的内心的“道”。因此，这一时期的“道论”与，“心学”是联系紧密的。如: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在谈论“道”时，总要伴随着谈“心”，他甚至把“道”与“心”视为同一事物。他在《心说》一文指出:心“何物哉?杳兮冥兮，恍惚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识，强名日道，强名日神。强名曰心。”(见《虚靖真君语录》，《道藏》正乙部，996册)这里，他把“道”直视之为“心”，使“道”完个“内化”了。最后，他给宋徽宗唱了一曲著名的《大道歌》，把虚无漂渺的“道”归根于人的身中之物。其后，明初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也继承了张继先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了“观心知道的思想。他在《冲道》一文中指出:“知道者，不观于物，而观于心也。盖心统性情而理具于心，气囿于形。皆天命流行而赋焉，曰虚灵，日太极，日中，日一，皆心之本然也。是日心为太极也，物物皆具是性焉。”（《岘泉集》

卷一，见台湾影印本《四库全书》1 236册)这与张继先有关的思想是完全一脉相承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道教的“道论”这种由外向内的思想发展轨迹，从思想史角度来说应是一个进步。因为在道教初创时期，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还比较浅薄，许多自然现象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因此，这时把“道”归结为一种外在的神，对人的心理具有一种强烈威摄作用，这自然有利于道教教义的传播。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人们对自然认识的经验积累的丰富，人们对自然认识的兴趣逐渐退居第二位，而认识人的自身瞬息万变的内心世界却逐渐上升为首位。因此，由神学的“道”变为内心的“道”，正是反映了道教在认识目的上的这种转移。故天师道最后把“道”归结为这方寸之间“心”时，也就标明其“道论”发展到

了尽头。

二、天师道与科学文化

道教在有些方术方面，如炼丹术等，曾孕育过科学的萌芽。而天师道作为道教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自然也对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

(一)天师道与炼丹术。道教的炼丹术曾孕育过近代化学、药物学，这是今人众所周知的。不过，这种古老的道教方术的影响范围至今已超越了这些学科。在国外，有些心理学家对此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譬如，当代心理分析学派奠基人之一的荣格就曾对炼丹术与心理学的关系作过专门的研究，他的专著《心理学与炼金术》就是通过对古代炼丹家们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人的心理奥秘。可以说，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古老的炼丹术所蕴含的巨大的科学潜力必将会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发掘出来。因此，道教对古代科学文化的这一贡献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天师道与炼丹术的关系史书记载不多，从我们今天能见到的一些不多的文字记载和实物来看，天师道特别是早期天师道与炼丹术有一定关系。如:《汉天师世家》记载:天师道的创始人张道陵就曾率“弟子王长从淮入那阳，登乐平云子峰……炼丹其间，山神知觉，而双鹤导其出入。遂弃其地，溯流入云锦山(即龙虎山)炼九天神丹，丹成而龙虎见，山因以名。”这里所言的“九天神丹”究竟为何物，今不可考，不过张道陵当年炼丹之地龙虎山至今仍可见“炼丹岩”、“濯鼎池”，以及“飞升台”等炼丹遗迹。因此，张道陵炼丹在历史上应是确有其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师道的重要代表人物陶弘景，也是一位历史上著名的炼丹理论家，在他丰富的著述中，不少是和炼丹有关的。如他曾著《合丹药诸法式节度一卷》、《集金丹药白要方一卷》、《服云母诸石药消化三十六水法》一卷、《太清玉石丹药集要》三卷、《服饵方》三卷等等。陶弘景在炼丹方面是颇有造诣的。《梁书·陶弘景传》说:“弘景既得神符秘诀，以为神丹可成，而苦无药。帝给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后合丹，色如霜雪，服之体软，及帝服飞丹有验，益敬重之。每得其书，烧香虔受。

隋唐以后，道教的炼丹活动有一种由“外丹”逐渐向“内丹”过渡的趋势。但在理论上，对“外丹”的修炼方法仍有所保留。明初张宇初的《观泉集》中《玄问》一文便对“外丹”多有议论。其日:“外丹莫不以铅汞为宗，金液与天地造化同途”……，可见，张宇初虽然生活在明初，但对炼丹活动仍抱有一定的兴趣，这恐怕是早期天师服食炼丹的一种遗风吧。

由上可见，天师道与古代炼丹术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既然如此，那么天师道在这方面对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贡献，我们今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二)符篆、斋酿的“灵验”。举行符篆、斋醒活动是天师道的长处所在。天师道徒所从事的这些活动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中吸弓}了众多的信徒。在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背后，自然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或心理的原因的，而各种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符篆、斋醮的所谓“灵验”，它的背后是与科学有些暗合之处的。据笔者调查，天师之位由嫡长子继承，在嗣教之前，一是由上一代天师秘授法文经篆;二是学习天文、地理、气象和医药、炼丹等。因此，作为天师对这些方面的知识还是有所掌握的。天师画符用的布帛、纸张、墨水、朱砂等等，都是用不同的药物加工的。符画好后，放在“净水”中浸泡，让病者服下。所谓“净水”，也是用药物配制的，药物主要是用中草药，秘方很多。因此，符医实际上就是药医。在治疗过程中，先摸清病者的病情，对症画符，实际就是对症下药。另外，天师道徒在行符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心理疗法。夭师道徒在为病者治疗时，非常强调一个“诚”字。在治疗过程中，天师往往要让病者忏悔自己，即说出自己以往所作甚至所想的罪孽。这种治疗方法就是要求病人将自己的疾病的原因，归诸自己的犯过，以求得天神的宽恕。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病者产生信念，觉得有神护佑，从而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另一方面，这种忏悔本身，也有利于病者排出积忧，解除身心的困拢，对健康是有一定帮助的。所以，符水治病，有时确能产生一定效果。至于祈雨祷晴，其具体细节虽已不可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真有什么“灵验”的话，也只能说明天师世家积累了一套有关天文、气象的经验知识，代代相传，并没有什么神异。天师后裔多次治理潮患，受朝廷嘉奖，也并不是什么天神的资助，而是采用了一定的先进工具。《汉天师世家》中多次提到“铁符”，有理由怀疑就是一种治理水患的有效的工具。

由此看来，符篆、斋酸的所谓“灵验”，其实并不神秘，说到底，不过是这些方法经过长期地经验积累，不自觉地与科学有些暗合罢了。

(三)天师道的养生之道。邀教与佛教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不是把人的自然肉体看成是“臭皮囊”、“行尸走肉”，看成是不屑一顾的东西，它“出世”但又“恋世”。因此，寻求延年，追求长生不死是道教的一大特点。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道徒除了精通上面提到的一些医道外，在养生之道方而也积累了一套丰富的经验，总结了许多技术。道教史上经常提到的“外丹”、“内丹”都是属于这方面的养生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