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文物来看，从西汉末期开始，铜镜纹饰一扫春秋战国及汉初朴素简单的风格而趋于华丽与复杂，其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反映道家思想的题材广泛流行。西汉前期铸造的铜镜在纹饰上与战国镜相比并无多大差别，在样式及题材方面多继承战国，少有创新。至汉武帝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汉代铜镜开始兴起，东汉后期画像镜与神兽镜异军突起，其镜面纹饰大量采用神仙思想的题材。这其中有两个重要内容与早期道教关系极为密切：一是西王母为代表的道教神仙，二是渴求长生不老的镜铭。汉代画像镜中大量西王母及其他神仙画像的出现正是当时社会历史的真实反映。 

以追求长生不老为目的的镜铭出现本早于神仙画像镜，新莽时期的四神规矩镜镜铭中即已经吸收了社会上流行的道教思想，如“……左龙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尚方作镜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四海，寿如金石为国宝”等等。这样的道教思想在东汉中后期流行的神兽镜和画像镜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流行也更加普遍，出现了“五帝天皇，白牙弹琴，黄帝除凶，白虎青龙”这样的铭文。而且，四灵中的玄武形象也以龟蛇合体的形式出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首先谶纬思想发挥了道教“至人之心若镜”的思想，将镜喻为明道，进而成为帝王权力的象征，使镜具有崇高的神圣性；其次，长生成仙为主的道教思想扩大了镜的功能，将其作为一种瑞物、避邪物等，使镜具有了不可捉摸的神秘性。谶纬思想与神仙思想几乎同时与铜镜联姻，至此，铜镜成为道教修炼的重要法器之神学基础已经奠定完毕。 

西汉末期镜的思想转变完成的同时，方士修炼使用铜镜的思想萌芽也于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出现。《太平经》一书非常重视内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典略》曰： 

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 

从上文可以看出，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均有“叩头思过”之法，这与《太平经》有密切关系，因为二者均奉持此经。考《太平经》中内修法主要有两种：一为守一，一为存思。 

不论是守一还是存思，修炼时均需于僻静之处，“凡精思之道成于幽室”①、“守一之法，始思居闲处，宜重墙厚壁，不闻喧哗之音”②。修炼的效果，“关炼积善，瞑目环视形容，容象若居镜中，若窥清水之影也，已为小成。”③关于修炼方法有一种“画像”之法。《以乐却灾法》中有画自身像还神的具体描述： 

悬象还，凶神往。夫人神乃生内，返游于外，游不以时，还为身害，即能追之以还，自治不败也。追之如何，使空室内傍无人，画像随其藏色，与四时气相应，悬之窗光之中而思之。上有藏象，下有十乡，卧即念以近悬象，思之不止，五藏神能报二十四时气，五行神且来救助之。万疾皆愈。④ 

另外在《斋戒思神救死诀》中有画四时五行精神像的修炼方法： 

四时五行之气来入人腹中，为人五藏精神，其色与天地四时色相应也，画之为人，使其三合，其王气色者盖其外，相气色次之，微气最居其内，使其领袖见之。先斋戒居闲善靖处，思之念之，作其人画像，长短自在。五人者，共居五尺素上为之。使其好善，男思男，女思女，其画像如此矣。……此四时五行精神，入为人五藏神，出为四时五行神精。其近人者，名为五德之神，与人藏神相似；其远人者，名为阳历，字为四时兵马，可以拱邪，亦随四时气衰盛而行。其法为其具画像，……⑤ 

这种“画像思神”的思想非常有意思。这很可能就是后来明镜法的直接思想渊源。由于镜既方便又比手画像精确得多，便逐渐被道士们所采用来想象自己的尊神。《初学记·卷二十五·器物部》引《刘振（根）别传》曰：“以九寸明镜照面视之，曰：‘今日识己形，当令不忘，如此其神不散，疾患不入。’”《太平御览·卷七百十七》亦引同书曰：“思形状可以长生。以九寸明镜照面，熟视之，令自识己身形，常令不忘，久则身神不散，疾患不入。” 

关于刘根，葛洪《神仙传》卷八记载： 

刘根，字君安，长安人也。少时明五经，以汉孝成皇帝绥和二年（公元前７年）举孝廉，除郎中。后弃世道，遁入嵩高山石室中，峥嵘峻绝，高五千丈，自崖北而入。 

下文中讲述了刘根的种种奇异的本领，当少室庙掾王珍向他询问如何得道的时候，刘根说“昔入山精思，无处不到”。以后刘根传授王珍“守一行气、存神先生”等道法。从这些记载来看，刘根的道法与《太平经》的关系非同一般。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刘根研习过《太平经》，但从时间地点上推测并不是没有可能。《太平经》初成之时只有十二卷，《汉书·李寻传》曰：“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不久之后的成帝永始元年，即公元前１６年，甘忠可将该书献于朝廷。而刘根举孝廉是在十年之后，其修道的时间当然更晚了。而且刘根即为长安人，当时朝廷上发生的这件事当有所耳闻。据《神仙传》记载显示，当时精思的修炼相当普遍，伯山甫、介象、左慈等都曾入山“精思”。至于这些人是否确实曾入山精思姑且不论，《神仙传》中宣扬这种思想反而可以使我们相信，至魏晋时期这种修炼方法得到进一步继承发扬，铜镜的应用范围也有所扩大。《抱朴子内篇·杂应》云： 

或用明镜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则见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后，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来之事也。明镜或用一，或用二，谓之日月镜。或用四，谓之四规镜。四规者，照之时，前后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规所见来神甚多。或纵目，或乘龙驾虎，冠服彩色，不与世同，皆有经图。欲修其道，当先暗诵所当致见诸神姓名位号，识其衣冠。不尔，则卒至而忘其神，或能惊惧，则害人也。为之，率欲得静漠幽闲林麓之中，外形不经目，外声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节寿君，九首蛇躯百二十官，虽来勿得熟视也。或有问之者，或有诃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从为晔，力士甲卒，乘龙驾虎，箫鼓嘈嘈，勿举目与言也。但谛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见，则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阳，身长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叠之冠，锋之剑，从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雷电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于仙经中也。见老君则年命延长，心如日月，无事不知也。⑥ 

上面所说的日月镜、四规镜均为当时道士们的存思法，而且这样的修行方法地位很高，“不出帷幕而见天下，乃为入神矣”。在这里，铜镜的作用已非同一般，应用重点也由守一转向了存思。 

在镜与道教内修术的结合上有一个人物应引起重视，此人即左慈。《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第七十》记载：“字元放，庐江人也。少有神道。”葛洪《神仙传·卷八》记载：“左慈者，字元放，卢江人也。少明五经，兼通星纬，见汉祚将尽，天下乱起，乃叹曰：值此衰运，官高者危，财多者死，当世荣华不足贪也。乃学道术，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精思于天柱山中，得石室内九丹金液经，能变化万端，不可胜纪。”据以上记载，左慈对内修及炼丹均通晓。曹魏时期，由于方士在民间甚为活跃，曹操恐对其统治不利，便对他们采取聚而禁之的政策，曹植《辩道论》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卒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宄以欺众，行妖慝以惑民，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海岛，释金辂而履云舆，弃六骥而美飞龙哉！”⑦ 

另据《后汉书》、张华《博物志》等书记载，当时被召至魏国的方士除了上述三人之外，还有王真、封君达、鲁女生、华佗、东郭延年、唐霅、冷寿光、卜式、张貂、蓟子训、费长房、鲜奴辜、赵圣卿等十余人。这些人凑在一起对于当时道术的发展必定会产生正面作用，对左慈也必定会有所影响。后来左慈受到曹操迫害，逃至江东，将其炼丹经书传授给葛玄，葛玄传给郑隐，郑隐又传给葛洪，这一过程在《抱朴子》中记载很明确： 

昔左元放于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会汉末乱，不遑合作，而避地来渡江东，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从祖仙公，又从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余师郑君者，则余从祖仙公之弟子也，又于从祖受之，而家贫无用买药。余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之，并诸口诀诀之不书者。江东先无此书，书出于左元放，元放以授余从祖，从祖以授郑君，郑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无知者也。⑧ 

以上是左慈炼丹术的传授过程，但左慈其他道术是否也同时传给了葛玄，葛洪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答案当没有疑问。以与镜有重要关系的分形术为例，《神仙传·卷八》记载曹操拘捕了左慈，“狱吏欲考讯之，户中有一慈，户外亦有一慈，不知孰是。曹公闻而愈恶之，使引出市杀之。须臾，有七慈相似，官收得六慈，失一慈。有顷，六慈皆失。寻又见慈走入市，乃闭市四门而索之。或不识者问慈形貌何似，传言慈眇一目，青葛巾单衣，见有似此人者，便收之。及尔一市中人，皆眇一目，葛巾单衣，竟不能分。”此即分形术，左慈运用得出神入化。另外该书同卷记载葛玄“尤长于治病收劾鬼魁之术，能分形变化”。同样郑隐也通晓分形术，他曾口授葛洪“欲得通神，当金水分形。形分则自见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灵地，皆可接见，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⑨葛玄、郑隐的分形术当受于左慈，且一直传至葛洪，《抱朴子内篇》云： 

守玄一，并思其身，分为三人，三人已见，又转益之，可至数十人，皆如己身，隐之显之，皆自有口诀，此所谓分形之道。左君及蓟子训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数十处，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与客语，门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侧又有一主人投钓，宾不能别何者为真主人也。师言守一兼修明镜，其镜道成则能分形为数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⑩ 

至葛洪的时候，道教内修法已经很多，正如葛洪所说：“吾闻之于师云，道术诸经，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恶防身者，乃有数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无生，九变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见身中诸神，而内视令见之法，不可胜计，亦各有效也。”⑾葛洪一派除了对金丹重视之外，对“守一”及“守玄一”两种方法也甚为推崇。《抱朴子内篇》中所记的“守一法”与《太平经》一脉相承，葛洪在其师郑隐处见到的经书中就有《太平经》。而“守玄一”也即分形术应该是由“守一”发展而来的一种修炼法术，“玄一之道，亦要法也。无所不辟，与真一同功。吾内篇第一名之为畅玄者，正以此也。守玄一复易于守真一”⑿。从它受到葛洪格外重视来看，可能自左慈时就一直修炼。至于分形术与明镜法的结合未必是左慈所传，亦有可能由分形术传承过程中发展而来，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很明显，这种分形术是人在修炼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幻觉，镜的作用正可增加这种幻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