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承祯（公元６４６－７３５年），字子微，法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司马承祯为上清派茅山宗开创人陶弘景的四传弟子，师事潘师正，遂成为茅山宗第十二代宗师，传其符箓及辟谷导引服饵之术，享年八十九岁。一生历经唐代太宗、高宗、中宗、武后、睿宗、玄宗六朝，颇受唐代帝王礼遇，赠银青光禄大夫，谥“贞一先生”，玄宗亲为制碑文。

司马承祯是道教学者，也是养生家。他精通医理，对养生有精到的论述，撰写了《坐忘论》、《修真秘旨》、《修生养气诀》、《服气精义论》、《天隐子》等养生专著，创建了一套以三戒、五渐、七阶为核心的养生理论。尤其在《坐忘论》中，他以《老》、《庄》和其他道教经典为依据，并吸收了儒家正心诚意和佛教止观、禅定等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修炼方法，自称为“安心坐忘之法”，其中心思想是“守静去欲”，对后来的道教理论和宋明理学皆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也推动了道教养生思想的发展，并为此后的道教内丹心性论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说：“夫人之所贵者，生也，生之所贵者，道也。故养生者慎勿失道，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相离，然后乃长久。言长久也，得道之质也。”他认为，在道教信仰中，人的生命是最可宝贵的，所谓“道”，就是在养生的基础上致长生，将长生视为信仰的核心。因此，人生最大目标应该是努力去养护、珍惜、发展生命本身，将身体的养护发展置于一个极高的价值尺度之上。《坐忘论》从以下三方面体现了司马承祯的养生思想：

一、养生须静心

心神是生命存亡的根本，若心神虚静至极，意志平和，心旷神怡，那么精气则可内敛充盈，形体强壮，抗邪防病，尽享天年；而若心神躁扰过度，必然会损耗精气，伤及脏腑，损寿折年。所以司马承祯主张修心，认为“心者，一身之主，百神之帅”，“学道之初，要须安坐，收心离境，住无所有。因住无所有，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收心第三》）。他的收心是以“心”体道，达到与道为一的本体境界。

（一）心神之重要。

对于道与心的关系，司马承祯把心与道看成是即本即体的关系，道就居在心中，而心的本体也就是道。如“源其心体，以道为本，但为心神被染，蒙蔽渐深，流浪日久，遂与道隔”。“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收心第三》）这里说明了心与道具有本质的重合性，强调心神的重要性，从而使修心得道成为可能。同时，由于蒙蔽和尘染而致心与道相隔的状况，从而心受牵制，神必受扰。若求清心安神，定要收心，以免心扰动神。如“心气调和，久益轻爽，以此为验，则邪正可知”（《收心第三》）。只有心神正常，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才能够协调正常。这就是心神的主导作用。如“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慧出本性，非适今有”（《泰定第六》）。所以，安神先要养性修心。

（二）心烦之危害。

心若烦乱则会扰乱心智，耗损精气，既对身心健康有害，又会影响修道，所以司马承祯在《坐忘论》中分析了心烦的危害。如《收心第三》中指出：“凡住有所，则自令人心劳气发，既不合理，又反成疾。”“实莫多思，多思则以智害恬，为子伤本，虽骋一时之俊，终亏万代之业。”“若闻毁誉之名、善恶等事，皆即拨去，莫将心受。若心受之，即心满，心满则道无所居。”在《真观第五》提到：“是故收心简事，日损有为，体静心闲，方能观见真理。”

（三）静心之方法。

至于如何做到静心，如何避免心烦，司马承祯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一是要安养除病，“修道之要，急在除病，病若不除，终不得定”。“若心得定，但须安养，莫有恼触，少得定分。”“所有闻见，如不闻见，则是非美恶，不入于心，心不受外，名曰虚心，心不逐外，名曰安心，心安而虚，则道自来止。”只有“净除心垢，开释神本”，“在物而心不染，处动而神不乱”，“不著一物，自入虚无，心乃合道”（《收心第三》）。二是对杂事不想不求，“视名利如过隙，知生死若溃痈，故知用志不分，乃凝神也；心之虚妙，不可思也”。“形如槁木，心若死灰，无感无求，寂泊之至，无心于定，而无所不定，故曰泰定”（《泰定第六》）。三是不要计较得失，“虽有营求之事，莫生得失之心，则有事无事，心常安泰”（《真观第五》）。

二、养生要除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