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论述元代后期散曲大家张可久，莫不以“雅”形容其散曲的风格，而这种“雅”又与他运用宋词手法写曲有关。如任讷《散曲概论·派别》说“其曲之十之八九为雅丽一派，……总嫌参用词法过多。”邓绍基《元代文学史》说：“他的散曲运用诗词手法，讲究含蓄蕴藉，且多熔炼诗词名句，形成典雅工丽的特色。”“张可久热衷于学习词的表现手法，在程度上已经超过前期作家中杨果等人的以词绳曲。”①由此导致他的散曲与前期散曲明显不同，形成了一种雅化的倾向。其实，张可久许多散曲的“雅”，与宋词关系不大，而与他的“道化”有关，体现了内丹心性修炼的特点。

张可久做过路吏、首领官、桐庐典史及昆山幕僚，一生都无踌躇满志的时光，他的【庆东原】《和马致远先辈韵》九首和【醉太平】《感怀》等，写出了读书人的牢骚感叹，颇为真切。但是，在他九百多首散曲中，这类以沉沦落魄之感为内容的作品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散曲体现了一种超然世外的归隐情怀，体现了与道家文化的密切关系。他喜好探幽访胜，散曲中仅歌咏西湖的就有一百多首。张可久到过会稽、三衢及天台山，也游过虎丘、吴门和吴淞江，登临茅山、黄山与括苍山，写下为数众多的玩赏之作。除此之外，以登高和看雨、晚凉及月明、秋晴与雪晴为题的也有二百多首。在山水风景中，他悲也淡淡，欢也淡淡，没有发泄澎湃汹涌的情感。作为下层小吏，张可久结识了一些权贵，如梅元帅、赵使君等，但为数不多；有一些相好的妓女，但并不显得放浪；他与卢挚、刘时中、贯云石等名士也有交往，但不算密切，从总体上看，张可久访道宫，过佛寺，与和尚特别是道士交游最多，比如茅山道士王寿衍，在他曲中屡屡出现，两人情谊非同一般。这样的交游，使他创作了大量的小隐、山中、幽居、游仙等作品，它们与红尘的关系在若即若离之间。韦金满《从小山乐府看张可久散曲的道教色彩》②，对张可久与道教中人的交游关系有详细的阐述。因此，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张可久接受的主要是道教文化与隐逸文化的影响，而在他的散曲里，也浸透了道教文化的痕迹。

在时人的心目中，张可久也是一位“隐士”或者“道人”，如元末张仲深《子渊诗集》卷二《题张小山君子亭》一诗说：

我尝西湖谋卜居，前有水竹后芙蕖；羁红縻翠眩人目，云锦倒映青珊瑚。归来试问隐者庐，嘉葩美植同纷敷。彩鸾踏孔夜不啄，文鸳陨粉秋生珠。竹秉君子操，莲如君子清，我亭居其中，乐以君子名。道人寓物不着物，岂唯物美唯德称，满帘花气香馥馥，一亭翠景风泠泠。愿君志如莲，濯于泥而不染；操如竹，拍霜雪而不零。我今闻之当乞盟，制荷为衣竹为策，迥谢浊世全吾生。

张仲深与张可久同为庆元（今浙江省宁波）人。他在诗中称呼张可久为“隐士”，为“道人”，完全符合张可久的散曲中表现的情况。从散曲来看，张可久醉心于道士的生活，【双调·折桂令】《游太乙宫》云：“华山高与云齐，远却尘埃，睡煞希夷。踏藕童闲，携琴客至，跨鹤人归。”可知他到过当时全真教的活动地区华山，并对陈抟式的生活极为羡慕。陈抟是北宋初道士，隐居华山，号称“睡神仙”，在道教典籍中他是吕洞宾的师友，到了元代，又被全真教当作做修炼内丹的成功者广泛宣传，名声大噪，于是元曲家也频频提及，张可久不过是其中的一位而已。

道教文化的熏染，使张可久深谙内丹修炼之道，【越调·寨儿令】《桃源亭上》写道：

倒金莲，散金钱，先生醉骑鹤上天。月影娟娟，霞袂翩翩，即我是神仙。入蓬莱行见桑田，看梅花误入桃源。溪头卖酒家，洞口钓鱼船，专唱我《会真篇》。

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③，将末句提到的《会真篇》注为唐代元稹《莺莺传》中的《会真诗》，这是不对的，因为全诗都谈修道成仙之事，与艳情无关。实际上《会真篇》是一部道书。根据任继愈《道藏提要》第２４５条，《西山群仙会真记》五卷，施肩吾撰，南宋曾慥摘录是书，编入《道枢》卷三十八，题作《会真篇》。到了元代，它成为内丹经典，曾慥也被列入全真南宗祖师名册，见李简易《玉溪子丹经指要》。张可久在散曲中表现了大量的道教思想，大都符合该书的论述，尤其是关于内丹心性理论的内容。如《会真篇》论述云：

是以从道受生谓之命，自一禀性谓之性，所以任物谓之心。古先圣人，教人修道，即修心也；虚心以还其实也，无心以除其有也，定心令不动也，安心令不危也，静心令不乱也，正心令不邪也，清心令不浊也，净心令不秽也。

金元全真教继承了这一思想，如全真七子之一的谭处端作词歌咏云：

道人心，处无心，自在逍遥清静心。闲闲水云心。利名心，纵贪心，日夜煎熬劳役心。何时休歇心。（《长思仙》）

修行心，包容心，一片清虚冷淡心。闲闲无用心，灭嗔心，去贪心，寂寞清贫合圣心。天生现本心。（同上）④

张可久也有大量的论“心”之曲。

第一是无心。按全真的说法，人生之初，心灵没有容纳任何外界事物的影像，等于一张白纸，因此生命能量诸如精、气、神等均完好无损。修行者不能回到婴儿时代，却可以腾空后天接受的知识和影像，让心灵恢复到完整的浑纯状态，形成修炼内丹的基础，张可久【中吕·红绣鞋】《仙居》说：“有客樽前谈笑，无心江上渔樵。”打渔之人，驾一叶小舟，出没于风波之间，宛然是世上追名逐利者的缩影，他们内心被贪欲、焦虑日夜煎熬，在通往死亡的路上飞奔。他自己却早已脱离了名利的行伍，【越调·寨儿令】《山中》云：“寡见闻，乐清贫，逍遥百年物外身。糜鹿相亲，巢许为邻，仙树小壶春。住青山远却红尘，挂乌纱高卧白云。”寡见闻是收视反听，关闭心灵的门窗；乐清贫是不让心灵再去追逐外物；与动物为邻，一则表示无贪残之心，二则表示象太古时代那样浑沌纯朴。这就是以无心为本的道人心，也可称为“水云心”、“休歇心”、“冷淡心”。只有以无心为本，人们才能不贪名，不竞利，不劳心，不劳力，如【中吕·满庭芳】道：“急疏利锁，顿解名缰”，是化解名利之心；同调《金华道中》：“营营苟苟，纷纷扰扰，莫莫休休，厌红尘拂断归山袖。”是厌弃红尘之心。

其次是灭嗔心。心灵的空白，不等于心灵没有波动。婴儿也有悲欢，何况是成年之人。全真祖师曾如是设喻：一个道人在山中修行多年，自以为是心如止水。有一天来了两个手持兵器的人，问他要吃的，他马上去煮些山果。其中一人看到了，嫌伙食太差，勃然大怒，恶语相向，还要打翻铁锅。道人不动声色，借口外出，在门外操了一根木棒，大喊两人出来，拼个高低。两人大笑：“先生修行多年，原来只是如此？”起身便走，倏忽不见。事见《盘山栖云王真人语录》。所以，主动忘怀名利不等于在被动情况下也能经受考验，而张可久也还要考虑如何在名利的刺激下灭绝嗔心。【越调·凭栏人】说：“宝剑英雄血已干，玉府神仙心自闲。炼霞成大丹，袖云归故山。”特别指出心波起伏的基础即气血业已干涸，外界任何震荡都不能令他心动，根本不在乎什么英雄落魄，怀才不遇。【双调·落梅风】道：“青山隐居心自远，放浪他柳莺花燕。”也隐喻在纷繁万事面前毫不动心。

总之，上述内容均合于内丹家的阐述，也表明张可久在内丹修炼方面已达到一定的造诣。元代全真高道李道纯《中和集》说：“忘情养性，虚心养神；万缘顿息，百虑俱澄；身心不动，神凝气结，是谓丹基，喻曰圣胎也。”当这种心境出现之后，就可以着手修炼内丹了。张可久已经符合这种要求，因此他屡以神仙自居。?眼南吕·金字经?演道：“一棹烟波湖上春，真，神仙身外身。”内丹家所说的成仙，实际指内丹修炼成功之时到达的境界，内丹的样子大约像一个剔透玲珑的圆球。张可久是否炼成，无从知道，但他确实满心喜悦地描述过内丹，【双调·沉醉东风】《气球》说：“元气初包浑沌，此囊自喜囫囵。闲田地著此身，绝世虑萦方寸。圆满也不必烦人，一脚腾空上紫云，强似向红尘乱滚。”这样的金丹，是数十年保养修炼精、气、神的结果，也是全真道教理想境界的极限。接受这一理想的人，道化程度已非常之深了。

明代朱权评张可久的散曲“有不食人间烟火气”，指出了那种清虚恬淡的道境。这种概括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可以说张可久的散曲体现了明显的“道化”特征。这种“道化”加重了散曲的“雅化”倾向，但是“道化”带来的“雅”与宋词表现的“雅”有明显的区别。

中国诗体文学明显出现“雅”的特征，应从宋代开始。宋代以前，诗歌风格众多，但在当时及后代都很少有人用“雅”字去形容某个诗人的风格。到宋代婉约词兴盛起来之后，“雅”的特征明显出现，而后代人评晏殊、姜夔等人的词作，都用到了“雅”字。婉约派重视借景传情，表达含蓄蕴藉，避免了粗俗与质朴，显得雅致，这是“雅”的主要含义。豪放派词人表达感情激扬喷薄，毫不遮掩，就不能称为“雅”。但是，讲究情感的含蓄表达，并不意味着词人不愿意表达情感，或者是极力淡化情感。例如姜夔的词，向来有“清空骚雅”之称，但这并不意味他努力消解自己的情感，只是不愿意说得太实太露罢了。如张炎在《词源》中，称白石词如《疏影》、《暗香》、《琵琶仙》等曲，“不惟清虚，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但是，这种清虚骚雅的词作，绝非无情之作，而是情致动人的作品：“矧情至于离别，则哀怨必至；苟能调感怆于融会中，斯为得矣。白石《琵琶仙》、秦少游《八六子》，离情如此作，全在情景交炼，得言外意，……乃为绝唱。”在张炎看来，《琵琶仙》等词的成功，在于情感的哀怨真切以及表现情感的高超艺术，两者缺一不可。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可见“骚雅”不排斥感情，情感表现是“骚雅”不可缺少的成分。朱彝尊《词综发凡》说：“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⑤他说的“雅”就是“言情而不秽”，并非让情怀淡化到虚无状态。总之，消解世情、超凡脱俗既不是宋代多数词人的生活目标，缥渺虚无、清虚简淡也不是他们追求的风格，因此宋词表现的“雅”与张可久表现的“雅”并不相同，因为张可久的“道化”，是努力追求情感淡化的表现。

张可久的散曲很少描写实实在在的世事，形神毕现的细节。关汉卿的铜豌豆，王和卿的大蝴蝶，浸透着俗气与蒜酪味，诙谐泼辣，但都没有出现在张可久的艺术视野里。这种特点，有点类似于姜夔的“清空”，但它显然不是一种单纯的艺术追求，而是与他的思想涵养有关。如上所述，张可久的散曲以写景、访道、隐居为主要内容。作为一个小吏，并非没有机会广泛结交，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另有迷醉。他在道教的天地里尽情遨游，自然就疏远了人世；作为道教涵养的结果，情感的淡化就必然表现在张可久的散曲中。偶然出现的情怀散淡，属于常人的感觉，与道化没有必然联系，也不需要长期的调控与涵养。一贯性的情感淡化则不同，它来自于始终不渝的追求。

本来作为作家，他的情怀必然要在诗词歌赋中流露出来，但在张可久散曲中，几乎看不到那种生动率真的世俗气息，作为沉沦下僚的人，也没有多少抑郁悲愤的表现。?眼中吕·卖花声?演《客叹》中“十年落魄江滨客，几度雷轰荐福碑，男儿未遇暗伤怀”之语，被许多人用来概括张可久散曲的思想内容，但“十年”一词却说明这是早年的作品，因为他混迹下僚至少也有三十年。这种悲愤的存在，说明他并非天性超脱，而是经历了从起初的不平静到后来的平静这样一个过程，其中道化的作用不可低估。现实的黯淡使他痛苦，但是他接受了全真教将世俗生活、荣华富贵以及英雄历史视作虚无的思想，追求着内丹心性的境界，从宁静恬淡到金丹脱壳，步步深入，不但与牢骚满腹的前期曲家不同，与后期许多世俗气息很浓的散曲家也有所不同。散曲大家如马致远、乔吉等人多借道教的虚无观进行自我安慰，而张可久却在努力消释那些需要安慰的情怀，淡化往日的失落与悲郁；这种努力使他后来不需要多少自我安慰就能获得心理平静。在许多散曲中，他的情怀淡化到即将逸出社会的地步，所未忘却的只是词章之工。艺术追求与他的无限淡泊的情怀结合，形成了小山曲的“雅丽”；在这种风格统领下，景语胜于情语，并由悠远的道韵，支撑着工丽的语言。例如?眼越调·小桃红?演《鉴湖夜泊》：

鉴湖一段水云宽，鸳锦秋成段。醉花间影凌乱。夜漫漫，小舟只向西林晚。仙山梦短，长月满天，玉女驾青鸾。

在这首曲中，我们品不出世俗喜怒哀乐的情味，看（转下页）（接上页）不到驰逐往来的人影，也不能指出鲜明的个性和思想，甚至无从了解他要表述的现实内容。一连串的景语，构成了清丽的画面，主调是“仙山梦短，长月满天”中透露的悠远道境。最富动感的“醉舞”一句，也仅存影迹，如云烟飘拂于仙山杳梦之中，与散曲固有的欢快活泼情调很不相同，而是近似于全真谭处端《太常引》的词境：

非僧非俗亦非仙，茅屋两三椽。白石与清泉，更谁问，桃源洞天。一炉宝篆，一瓯春雪，浇灌净三田。闲想谷神篇，不觉松枝月圆。

在为数众多的散曲中，张可久表现出他淡化到不留影迹的情怀。他的英雄业迹之心已消磨殆尽。“宝剑英雄血已干”，甚至连一丝慨叹也没有。他的功名之念不复存留，【正宫·塞鸿秋】《道情》：“一身行路难，两鬓秋霜染，老来莫起功名念。”【双调·水仙子】《次韵》：“名不上琼林殿，梦不到金谷园，海上神仙。”往日怀才不遇的心事，在吟咏间已化作一缕青烟。他对世态人情全不关心，甚至连旧有的交情也逐渐忘却，【双调·落梅风】《碧云峰书堂》：“人间自晴还自雨，恋青山白云不去。”【正宫·端正好】《渔乐》：“市朝远，故人疏，有樵夫做伴侣。”这些内容与曲境交织在一起，形成小山曲风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宋词的“雅”，有的是富贵者的雍容闲雅，有的是高洁者的萧散淡雅，而张可久的“雅”是文化修养与道教修养相结合的产品。

南宋以来，理学家也讲心境的静虚，但与张可久追求的道境区别甚大。元代理学家吴澄《静虚精舍记》说：“学静虚者，亦曰敬以存其心而已。所存之心何哉！仁义礼智之心也，非如异教之枯木死灰者。”他们对人生之情，世俗之感并非全盘否定，一概弃绝，而是分出是非好歹，去伪存真。因仁义礼智而发的情怀，是天理流行的表现，不但不抑制，还应大力弘扬，这就使得他们修养出的心境，并非远离尘世，而是“静后见天地外物，自然皆有春意……妄念不起，恶事不留，此心廓然豁然，与天地同其静虚。”但是张可久的心魂里，却没有人世感召的内容，他的春意寄托在远离尘世的清梦里，在不染着世念与事物的空灵之境里。在这种比较中，我们更可以看出张可久散曲“雅化”与“道化”的密切关系。

注：

①《元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②《道家文化研究》第９辑，１９９６年。

③《张可久集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④《谭处端刘处玄王处—郝大通孙不二集》，齐鲁书社，２００５年。

⑤夏承焘《姜白石词编年笺校·辑评》，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