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理，字仲纯，元清江（今江西清江）人。据《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记载，张理曾举茂才异军，历任泰宁教谕，勉斋书院山长等。元仁宗延祐间（１３１４－１３２０年）为福建儒学副提举。早年曾从杜本学《易》于武夷山，“尽得其学，以其所得于《易》者，演为十有五图，以发明天道自然之象”。明《正统道藏》洞真部灵图类收录有张理著《易象图说》，分为《易象图说内篇》三卷与《易象图说外篇》三卷两种，均题清江后学张理仲纯述。此书《辽志》、《补辽志》、《元志》皆有著录。自序书于元至正二十四年（１３４６年），时已值元末。

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易类收有《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明《正统道藏》洞真部灵图类也收录有《大易象数钩深图》，底本未题撰人。任继愈先生主编《道藏提要》认为此书为杨甲等人编撰，并为张理所增补。《道藏提要》云：“刘师培《读道藏记》考证是书实宋人《六经图》之第一卷。《六经图》为南宋绍兴（１１３１—１１６２年）中杨甲撰，乾道中毛邦翰复增补之。叶仲堪重编。毛邦翰增补《易图》为七十，叶仲堪增为百三十。今《道藏》本则有图百三十九，又有增补。今传明新都吴氏本为毛氏之图，四库本及信州石刻本，均经窜乱，非毛图之旧。师培谓：‘此册虽仅《易图》，然标题《象数钩深》与吴本毛图宛合。’‘计一百三十九图，较之毛图数虽增倍，然次第略同。’疑即叶仲堪之书。刘氏考《大易象数钩深图》取自杨甲《六经图》甚是。（略）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题赵元辅编。焦弘《国史经籍志》、《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并著录《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张理编，则今本百三十九图，盖元时张理所增补也。明清以来于《六经图》历世均有增损，故有《六经图》、《五经图》、《七经图》、《九经图》层出不穷。而今《大易象数钩深图》则系杨甲编撰，毛邦翰、叶仲卿、张理等增补者也。”（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第１１６页，中国社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从《大易象数钩深图》辑历代《易经》象数学之图，以《太极贯一之图》及周敦颐《太极图》为首，以邵雍《皇极经世图》、司马光《潜虚拟玄图》等殿后，末为《古今易学传授图》，上自孔子，下迄司马光再传弟子思纯的做法来看，基本可认定此书当不为张理所著，但张理可能对之进行过易图的增补。

朱伯崑先生认为，明《正统道藏》洞真部灵图类收录的《大易象数钩深图》，“与张理著作同名。但此书中关于河图、洛书的论述，取刘牧的河九洛十说，而《易象图说》则取蔡元定的河十洛书说。”（朱伯崑著《易学哲学史》第３册第４２页，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对于这个矛盾，朱先生认为，如果道藏本《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张理所作，则其河洛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由于不能确定道藏本《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张理所作，故朱先生在论张理象数易学时，以其《易象图说》为主。因此，我们探讨张理的易图学思想与道教的关系，也以此书为主。

一、论图书易学与道教的关系

图书易学自宋代以来，成为了学术界的显学之一。象数与义理之学是易学中传统的两大派，图书易学是从象数易学中歧出的一派，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的大。当时的一些学术大家，如陈抟、刘牧、朱震、朱熹、蔡元定、吴澄包括张理等，对图书易学都有深入地研究。张理更是以图书易学为中心，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易学思想体系。

张理认为，图书易学与道教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１．郾道教易学是图书易学传承的一个中间环节。紫云山人黄镇成在《易象图说·序》中说：“《易》之象与天地准，故于天地之理无所不该，是以阴阳错综，奇偶离合，无不有以相通焉。《周官》三《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以八为经，以六十四为纬，画卦之次序，先天之图位燎然矣。则伏羲作《易》时，已有其图，传之三代，故夫子极、仪、象、卦，因而重之之说，与京君明、魏伯阳纳甲卦气之法，皆圆图之序。”（黄镇成?押《易象图说·序》，《道藏》第３册，第２２２页。）《周易·系辞》提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黄镇成和张理将“《易》与天地准”这个命题，进行概念内涵的转换，将之主要理解为“易之象与天地准”。这反映了他们以象解《易》的基本学术立场。象为《易》的根本，象以载理，理在象中。由图书易学的象与数阴阳错综、奇偶离合，可以衍生出各种先后天图式，这些图式涵括了天地间万事万物之象。而《易》之书即是对图书所表现的象的一种辞的概括。故图书象数是《易》的基础，为《易》之源，在易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黄镇成和张理将图书易学的传承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将道教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看成是先天图理论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就是将道教易学看成是图书易学传承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周易·系辞》提出“古者包牺氏”“始作八卦”的观点，“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汉书·艺文志》提出作《易》方面的“人更三圣”之说。张理和黄镇成在此基础上，序编了一个图书易学的传承体系，以提高图书易学在易学中的地位。他们认为，伏羲（即包牺氏）作《易》之时，已有先天图等图书之象数存在，此图乃作《易》之本原。《周官》之三易——《连山》、《归藏》、《周易》卦爻的排列次序尽管不同，但它们却都是由八经卦和六十四别卦所组成的。此八经卦和六十四别卦与图书易学的先天八卦图和先天六十四卦图的图位燎然相合。因此，他们认为，先天图历夏、商、周三代，传至孔子；孔子在《周易·系辞》中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之说，这是对先天图位演变的理论阐明；孔子之后，汉代京君明与魏伯阳的纳甲法与卦气说，皆源出于先天图位。因此，以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为代表的道教易学也就成为了图书易学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

２．郾图书易学是经由道教学者陈抟数传于邵雍之后而明于世的。南宋初的易学家朱震对于北宋易学的传授，有一个观点，认为“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张理和黄镇成赞同朱震此观点。认为汉代以后，图书易学虽然存在，但在儒家学者中的传授体系不明。一直到北宋，图书易学才经由道教学者陈抟数传于邵雍之后而明于世，邵雍将之重新发扬光大而为广大儒者所知。

黄镇成在其《易象图说·序》中说：“先天图其来已久，特后之说《易》者不复追究作《易》原本，故其图虽在，而学者不传，至邵子而后得耳。先儒谓邵子传之李穆，李穆自希夷，意其必不妄也。或又谓启蒙先天图出自蔡氏，而朱子因之，不知朱汉上已有此图，则其出于邵氏为无疑。虽圣人复起，不易其言矣。”（黄镇成著《易象图说·序》，《道藏》第３册，第２２２页。）先天图等图书乃作易的本源，在远古的伏羲时代即已有了，故言其来已久。图书历夏、商、周三代传至孔子，由孔子至汉京房、魏伯阳。汉代以后，儒家学者不传图书之学。至北宋邵雍时，图书之学再次倡明于天下。而邵雍的图书之学传自李挺之和穆修，李、穆则传自华山道士希夷陈抟。因此，图书易学的传承与道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