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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杯

两代帝王与一部《道德经》


来源:道教之音整理     作者:张金涛     时间:2013-09-20 13:28:12      繁體中文版     

一、一代雄主朱元璋眼中的《道德经》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称帝之前,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元政不纲,群雄揭竿并起。兵祸连年不断。颠沛流离的苦难经历、身经百战的戎马生涯,铸就了他英武明断的过人胆识。同时,多年的征战杀伐,尤其是同僚间的勾心争斗,又成就了他阴险狠毒的暴戾心肠。朱元璋登基之后,当时主要的政治目标,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巩固刚建立起的大明王朝。作为一代雄主,他很清楚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是何等重要。很自然地,他想到了《道德经》。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言:“自即位以来,罔知前代哲王之道,宵昼遑遑,虑穹苍之切。”在精研了《道德经》的微言奥旨,且与诸儒之说进行了一番比较之后,他认定《道德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见《明太祖高皇帝御注道德真经·序》)。于是于洪武七年(1374)亲自为《道德经》作注。

在朱元璋的眼中,他是怎样来读解《道德经》的呢?

首先,他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以治国安天下为己任来解读《道德经》的。且先看看他在开篇第一章所作的阐释吧: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一章)

御注:“上至天子,下及臣庶,若有志于行道者,当行过常人所行之道,即非常道。……心即路也,路即心也,能执而不改,非常道也。”“道既成,名永矣,即非常之名。”

在这一段御注中,朱元璋一反历代诸儒对“道”和“名”的无休止地刨根究底,而是直接与“天子”、“臣庶”心中的道联系起来,不尚空谈,开门见山地论“治国之道”。甚至对“名可名,非常名”还作了牵强(抑或歪曲)式的解读。又如: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

御注:“……吾为天下君,善政之机日存于心而未发,孰知何名?才施行则有赏罚焉。不但君心有赏罚,贤人君子有志,则皆能利济万物……君子仁心蓄之于衷,发而济万物,则有名矣。”

这里,朱元璋撇开了所谓的“名”、“实”之争,以很高的心胸视野,对《道德经》进行了简明实用的解读,这是远非古来腐儒之辈可比的。从上述两段注释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解读《道德经》的。

其次,朱元璋从《道德经》的微言大义中,领悟到“民富则国之本固”的深奥哲理。历代封建帝王,无不把江山社稷视为己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能够把“民”视为国之本者,其有几人?朱元璋出身寒微,又曾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这使他比较容易接受民为重、君为轻的思想。但即便如此,他自己也曾说过:“人君以四海为家,何有公私之分别?”(见《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不过,朱元璋毕竟是一代雄主,虽然其最终的立场仍是为了稳固他的“朱姓王朝”,但通过对《道德经》的解读,还是明白了“安民”、“抚民”、“罢虚务、敦实业”的道理,可以说这是难能可贵的。请看其注释: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第三章)

御注:“是以圣人常自清薄,不丰其身,使民富乃实腹也,民富则国之大本固矣。”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第五—六章)

御注:“……此以君之身为天下国家万姓,以君之神气为国王。王有道不死,万姓咸安。”在谈到治国方略时,御注云:“上古圣君,道治天下,安民而已。……绝奇巧,却异财,而远声色,则民不争浮华之利,奇巧无所施其工,皆罢虚务而敦实业,不数年淳风大作,此老子云愚民之本意也,非实凝民。”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看到,朱元璋在六百多年前就能明白以“君之身”融入国家万姓,而以“君之神气”(可解释为精神或理念)来治理国家,则“王有道不死”,不愧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且“绝奇巧,却异财,远声色”者,即以诚信治国,以得民心为第一要务,这也是明王朝在荆棘丛生的险境中得以巩固的关键所在。

其三,在经历了一番“竣法严刑”之后,朱元璋终于意识到残酷暴戾的危害而有所收敛。不过,从《明史实录》来看,他仍然是言行不一的。

先看其“言”吧。在对《道德经》第六十章和六十一章的诠注中,他说:

“……君为天下者,以暴加天下,初则民若畏,既久不畏方生,则国之大祸至矣,莫可释。”又云:“民不怕死,乃以极刑禁之,是为不可。”“王者陈纲纪,各有所司,司之以道……”

再看其“行”。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有鉴于元朝政治“以宽纵失天下”,故施以重典。但竣法仍收效甚微,便召大臣桂彦良问曰:“法数行而辄犯,奈何?”桂彦良答曰:“用德则逸,用法则劳”,朱元璋嘉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也。”(见《明史纪事本末·开国规模》)可见在当时他对酷刑严法是想有所收敛的,也许是胡惟庸案对他的刺激太大,致使他又恢复了狠毒的面目,乃至于残害功臣,兴文字狱等等,说明他并未遵道而行。朱元璋阴险的一面,在其《御注》中仍可窥见一斑。如在对《道德经》十四章注中,他说:“君子以安,孰能以智动之?君子之意未发,孰能以计使之渐萌?”又如在读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时,御注曰:“柔浅而机秘,智者能之。绝注。”这“绝注”二字正好暴露了他阴险奇诡的面目。

二、亡国之君宋徽宗对《道德经》的诠释

宋徽宗名赵佶,自幼养尊处优。古典名著《水浒》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端王”曾有过一段精彩的描述。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宋徽宗作为一位风流才子,精书法,善诗词,比起众多宫廷王子来说,还是有所作为、有所成就的。可惜的是,他局限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不能够亲身体会民间的疾苦,致使他以不才之身坐到了他不该坐的位置。靖康二年(1127)终为金人俘去,北宋灭亡。

凡事有因必有果。宋徽宗的命运,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造化”,也合于“自然之道”。本文无意刻薄地批评宋徽宗,只是想实事求是还其本来面貌。就从他对《道德经》的《御解》说起吧。

其一,如果以“学者”的观点来看待宋徽宗,他对《道德经》的《御解》仍不失精妙之处,说明他具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如他在道经开篇即云:

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心之所自得。道者,亘万世而无弊。德者,充一性之长存。(《御解·卷一·道经上》)

在《御解·卷三·德经上》云:

道无方体,德有成亏,合于道则无德之可名,别于德则有名之可辨。

这两段提纲挈领式的注释,文句精彩,见解精微。再则对《道德经》第一章中“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解读,他说:

“常无在理,其上不徼,天下之至精也,故观其妙。常有在事,其下不昧,天下之至变也,故观其徼。有无二境,徼妙寓焉?”可谓见解独到,精辟入微。

其二,作为一代帝王,宋徽宗忘却的恰恰是帝王之道。通观《御解》全文,几乎看不到一句完整的关于政治、时势、吏治、民生的阐释内容。即便有之,也是“就字论字”,泛泛而谈,不着真章。如在《不尚贤章第三》有一段:

……圣人不得已而临莅天下,一视而同仁,笃近而举远,因其固然,付之自尔,何容心焉?

《御解·天地章第五》云:

束刍为狗,祭祀所用,适则用之,过则弃之。彼万物之自生,百姓之自治,曾何容心焉?

这两句话若出自别人之口,原无对错,而出于宋徽宗便是一种“错位”。所谓“昏君”也者,岂不正合?

其三,言行不一,失信于民,终使其成为亡国之君。如其在《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中说:“人见可欲,则不知足,不知足则欲得,欲得则争端起而祸乱作。……日用饮食而已,何争乱之有?”

前章《太上章第十七》有云:

泽加于民,法传于世,天下爱之若父母,故亲之。

翻阅史册,我们所看到的宋徽宗,则完全没有“爱民”、“知足”之心。他在位期间,搜刮民脂民膏,设“花石纲”,建“艮岳”(名园),真乃奢侈无度,以致烽烟四起,国已不国。

其四,作为一名虔诚的道教徒,宋徽宗其实没有“悟道”。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诏求道经于天下,次年置道阶道官二十六等,他自己请法师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可见他真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然而他所沉缅于道教的并非治国方略,济世利民。毕生的追求就是长生久视,成仙了道。在《御解·治人事天章第二十九》中,他说:

根深则柢固,性复则形全,与天地为常,故能长生,与日月参光,故能久视。

道教追求长生,仍须修炼,而宋徽宗则泛泛而谈,不尚修炼,所以他其实并没有“悟道”。最终,他客死异乡,却留下了一首哀婉绝唱《宴山亭》,其中有“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后人称这首词为“血书”。

三、几点启示

宋徽宗与明太祖,他们都是尊崇《道德经》,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治理国家的。然而历史的事实是,一个由乱达治(明太祖),一个则由治变亡(宋徽宗,徽宗以前的北宋王朝大体上来说还是稳固的)。这其中的道理,耐人深思。通过两相对照,我们至少应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道德经》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如同万物皆有神一样,《道德经》本身也有一个“形”(文字、章句)与“神”(思维、理性)的问题。老子提出的“道”,是形神俱一,适用于万事万物的。而这个“用”者则是“人”。因为只有“人”才能体道、悟道、行道,这是“人”与一切生命体的根本区别。

作为单个的人,不可能是万有、万能的,它有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从政者不讲从政之道,经商者不谈经商之道,务农者不知四时变化,则离道远矣。

第二,世间万物,可同类而不可同质。同为“人”,有男女之分、老幼之别,其本身的素质也有良莠之分。但“道”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无偏无私的,关键是体道之人,能否使自己的思想言行合于“道”,所谓“顺历史潮流则昌,逆历史潮流则亡”,即说明了“道”的运行规律是不可抗阻的。

第三,对《道德经》的学习和研究,应反对抽象的空谈,提倡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宋徽宗之所以败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联系当时的社会实际。朱元璋对《道德经》的理解,也许还并不深透,但他是带着“有为”的思想来学习和运用的,所以他取得了成功。

第四,当前就中国国内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小康目标,是全体中国人的首要任务。而不同战线、不同岗位的人,只有在联系本身实际的前提下,灵活掌握和运用《道德经》的基本原理,才能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就国际形势而言,和平、合作、发展是主题,但影响和平、合作、发展的暗流也不容忽视,《道德经》中关于“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及“不以兵强天下”等思想,对我们便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

老子作为中国伟大的哲学家、理论家,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是巨大的、无价的。但如同世界上没有万能的、一成不变的理论一样,《道德经》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仍需领会参悟,用其精髓,才能造福于人类。让我们共同努力,弘扬老子文化,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全人类。

原文发布于《中国道教》2007年第3期  作者:张金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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