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五行思想的起源、演变与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成教院学报 臧振

2016-08-18 15:17:22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五行学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思想家们赖以分析世界的理论武器。这理论大厦奠基于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华夏大地,它不仅渗透到诸子百家,而且深入社会生活各领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五行学说的起源、演变及影响尚未能有较为一致的认识。笔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不妥之处,尚乞指正。

一、起源

不少学者认为“五行”起源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误解。五行源远流长。在它的源头上,“朴素的唯物主义”还没有诞生。五行起源于上古时代“万物有灵”、图腾观念和祖先崇拜。原始人起初不能把自己与群体、把人类和朦胧一片的自然界区分开来。他们认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山林川泽动物植物,都像他们一样可以思考,可以互相感受。《庄子》说那时的人“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真心诚意地以为自己与马牛无差别。原始思维的这个阶段可以称作“万物有灵”论。后来,当人们逐渐把人与自然界,把个体与群体区别开来时,人们发现了自己的渺小。在这个阶段,万物有灵论就发展为自然神崇拜和图腾——祖先崇拜。

认为自然物有灵并把这“灵”当作崇拜对象,这在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记载。《史记·封禅书》说封禅(在山泰筑坛祭天地)仪式“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说明后世“封禅”是从原始人对山岳神灵的崇拜发展而来的。《礼记·祭法》汇抄古代祭祀之大略,讲到天、地、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四方、山林川谷丘陵,“皆曰神”,统治人民的人应该“祭百神”。

在诸多自然神中,关系到农业民族生存因而最受重视的,是土地神和农作物神,即古文献中的“社”和“稷”神。社、稷二神合在一起,成为国家的代词,足见其地位的重要。

在中原,与农作物关系最密切的自然因素首推雨水。雨神的名称又与“龙”联系在一起。龙最初的原形大约是蛇。蛇在降雨前因气压低难以蛰居洞内,所以有“蛇过道,雨来到”的农谚。《山海经·大荒东经》:“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应龙是黄帝族的雨神。东方夷族蚩尤部则有“风伯”、“雨师”神。雨神之外,还有河神;神名随河流而异。从甲骨文中可知殷商常祭的河神有“河”、“洹”等。

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其对象无所不包,而且上古氏族所祭自然神往往是具体的某山、某河、某树、某石、某火塘等,还不是抽象的物质大类概念,如金、木、水、火、土等。

以上说的是从万物有灵到自然神崇拜。与此同时,原始观念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从图腾观念到祖先崇拜。由于祖先与图腾物有特殊的关系,为了抬高祖先的地位,图腾物所属自然物原先的自然神就逐渐被祖先神取代。例如原属自然神的稷,被善于种植谷物的祖先取代,称“后稷”;土地神“社”,又被善于治水平土的祖先取代,称“后土”。具体的自然物神被较抽象的祖先神取代之后,祖先的神性又帮助原始人形成较抽象的物质大类概念。金、木、水、火等自然物,原都各有许多具体的神的,其后都被相应图腾或擅长该职的氏族祖先取代。由图腾向祖先崇拜转化的最好证据,是《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关于上古官名的一段话。在介绍了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氏的图腾观念之后,郯子说:“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所谓“纪远”,即图腾名称,“纪近”即用祖先所任“民师”、“民事”作为官名。这里提到颛顼时的一场变革。颛顼“绝地天通”,禁止了民间巫术,同时又整理了诸神灵的“处位次主”,不再用图腾作为官员名称。但是颛顼也保留了一部分“类物之官”,掌管物质大类的祭祀。从夏人的《九歌》列举的神来看,颛顼氏保留的“类物之官”大约就是金、木、水、火、土、谷六大类。

这六大类(夏人称之为“六府”)到了周代,就成了“五祀”。这是因为其中的谷神——后稷,是周人的祖先。周人既然成为“天子”,他们的祖先也就不能与其余五官平列。于是夏代的“六府”之官成了周代的“五祀”之官,由五个氏族“世守其职”,世世代代负责祭祀这五类物质,称为“五正”。木正叫句芒氏,火正叫祝融氏,金正叫蓐收氏,水正叫玄冥氏,土正叫后土氏。金、木、水三正由东夷少昊氏的后代重、该、修、熙担任(修与熙前后代替为水正),火正由颛顼氏之子犁担任,土正由共工氏后代句龙担任。这些属于不同部族的、与自然神合而为一的祖先神,在中原政治生活中起着互相制约的作用。这种互相制约,又反映了农业民族要求定居、要求共生共存的愿望。这是后代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功能的滥觞。

西周后期,社会矛盾加剧,王室日渐腐朽,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疑天、不信天的思潮,见于《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把天子周厉王赶走。十四年后, 他的饱经忧患的儿子宣王上台。宣王不再重视祭祀活动,废弃了“籍田”仪式,使那批靠祭天祭地祭百神吃饭、“世守其职”的神职人员“失其官守”,流落民间。在这同时,“五正”所反映的事物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思想也就从神学躯壳中摆脱出来,成为一种哲理。原先,人们谈事物间互相制约,就说“五祀”如何如何;现在不祭祀了,就改口说“五材”如何如何;到了春秋中后期,人们觉得称“五材”不如称“五行”能反映事物运动、变化的特点,就选定说“五行”如何如何了。

二、演变

1.儒家《洪范》五行 是儒家首先把五行作为理论武器。战国儒家整理的《尚书·洪范》篇说,周武王找到商朝遗老、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向他请教治国大计。箕子说:“我听说帝尧时鲧治洪水,把那五行之官摆错了位置,结果洪水泛滥得更凶。帝尧大怒,不把治国大法传给他。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帝尧处死了鲧。大禹接着治水。禹疏导了洪水,天把治国大法传给了禹,社会秩序也就恢复了正常。”这治国大法一共有九条,第一条即总纲领,就是“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水、火、木、金、土这个顺序,唐人孔颖达说是按照万物生成由微小到显著的规律排列的:“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五行又各有“自然之常性”。水流向湿处、低处,其性“润下”;火燃向干处、高处,其性“炎上”;木料任人揉作为轮为辕,其性“曲直”;金可熔铸为器物,其性“从革”;土可耕种收获,其性“稼穑”。五行又与咸、苦、酸、辛、甘五种味道相联系。这是有点牵强的,但也还是有线索可寻的。

《洪范》其他各条,可以说都由五行推而广之得来。人应该注意的五件事是:貌、言、视、听、思;人应有的五种态度,便是恭、从、明、聪、睿;由此就能达到五种思想境界:肃、乂、哲、谋、圣。在治理国家时,要重视五件大事:食,货,祀,宾,师,如此等等。

战国末年大思想家荀子在总结战国学术时,这样评价儒家代表人物子思和孟子:

闻见杂博,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

在荀子看来,思、孟所讲的“五行”东拉西扯不合类别,说不清楚,解释不通。可惜我们不知道思、孟五行的详细内容,否则可以看看荀子的评价公道不公道。不过思、孟既然是儒家,那么当时儒家整理的《洪范》大约也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整理了一部书,名叫《管子》,那里面对五行学说有比《洪范》更为系统的阐释。

2.道家——《管子》五行 《管子》五行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这顺序反映的是事物“相生”的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比《洪范》五行“由微至著”的顺序更有道理,更有哲学意味。《管子》把这五行与许多事物相联系,成为指导具体行动的庞大体系和高层理论。这些搭配作为古人的基本常识得到社会公认。与木、火、土、金、水相应,五方:东、南、中、西、北;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五声:角、羽、宫、商、徵;五数:八、七、五、九、六;五时:春、夏、夏秋之交、秋、冬……

《管子·幼官(玄宫)》篇为齐国统治者设计了符合五行原则的“明堂”,要求国君居于明堂,按照五行原则衣食住行。如:夏秋之交,“五和时节”,穿黄色衣服,多吃甜食,听宫声(C调)音乐, 数字以用五为宜,饮中央黄后(帝)井中的水,如此等等。

《管子·五行》以黄帝时代为理想境界,说黄帝时“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由于人与天协调,所以“天地之美”都充分显示出来了。毫无疑问,后世天子也应按五行原则执政。

这五行指导下的政治,注意运用了五行特点:木德行,贵在生长;火德行,贵在发散;土德行,重视农事;金德行,重视武备;水德行,重在孕育。同时,它又暗合了自然季节的客观规律。尽管用现代历法来衡量,它还不很准确,然而总算与科学思想有些接近了。

《管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道家;清《四库全书总目》归入法家。当代有学者认为应属黄老学派。笔者亦表赞同。这就是说,五行思想渗入道家,成为黄老学派的理论武器。《管子》把五行说引向独立发展,又促成了阴阳五行家的诞生。

3.阴阳家——邹衍五行 把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在地理概念上推衍宇宙,在历史领域内囊括古今,企图解释宇宙生成和历史运转的一切秘密的大思想家,是齐国人邹衍。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看见统治者日益淫侈,不能崇尚德性、给黎民做出榜样,于是“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讲道理,从“先验小物”开始,推及宏观宇宙,到达无边无际的境界。他又讲到天地剖判以来,五行之间如何转移,及各时代的政治特点。邹子的“五行”,用的是“相克”或者叫“相胜”的顺序:水、火、金、木、土。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这个顺序不是邹衍的发明,在他以前,春秋时已经有人谈了。邹衍的创造在于他把五行相克用到历史上,讲“五德终始”:

大凡一个王朝将兴,便有自然现象显现。黄帝时,天让大蚯蚓大蝼蛄从土中爬出来;黄帝见了说:啊,土气旺盛了!土气胜于其他气,所以黄帝时色尚黄,事尚土。到大禹时,天让草木旺盛得秋冬不凋;禹见了说:啊,木气旺盛了!所以夏代便尚青色,尚木德。到商汤时,天让金刃从水中冒出;汤见了说:啊,金气旺盛了!所以商代崇尚白色,尚金德。到周文王时,天让火红的乌鸦衔着丹书聚集在周庙;文王见了说:啊,火气旺盛了!因此,周代便尚赤色,尚火德。现在周室已衰,代替它的必定是奉行水德的,天将要以“水气胜”的兆头显示给下界帝王。在道家看来,水的特点是“至柔”的、润泽万物的。所以,要想取周而代之,办事必须效法水德。

邹衍讲这些道理的目的,是要让人们从蒙昧状态觉悟过来,要帝王们懂得谨慎从事,施仁义、行节俭。王公大人们初听了他的这番启蒙,如梦初醒,很被他吸引,衷心向往着去取代火德;然而过后又回复故态,不能效法水德,不能改正自己的淫侈的毛病。

三、影响

战国时期,七雄相争,五行思想便成为思想家们的哲学武器。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说,五行思想形成之后,“建以万斛狂润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辨》五册353页)。西汉武帝以后, 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帝国政治一直由极重现实的儒家思想支配。与此同时,五行思想则在民间发展。顾颉刚先生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同上,404页)这无疑是很正确的。要对这影响深远的思潮作总体评价, 不能简单化。由于没有溯到它的源头,没有注意它产生的背景。五四时期的学者们采取了比较简单的办法。如梁启超就总称其为“妖言”,范文澜先生称之为“五行老妖物”(同上641页)。 我们了解了五行思想的起源,就认识到它从上古神学体系中挣脱出来,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系列杰出思想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五行思想的形成,是上古世俗思想对官方神学思想的胜利。它成为古代思想史上一股清冽的源头。用五行思想武装了头脑的春秋后期思想家子产、晏婴、史墨、医和等人,他们面前的世界不再是朦胧神秘,而是清晰的、有序化的现实世界,五行思想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思维能力的一次飞跃。

漫长的中世纪,阴阳五行像生命力极强的灌木丛,蔓延在华夏大地。举凡人民生活相关的问题:衣食住行、生丧嫁娶、吉凶祸福、贵贱穷通,无不用它进行解释。梁启超说它是“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不算夸张。但迷信是中国外国、东方西方中世纪的共同特征。没有对阴阳五行的迷信,便有宗教狂热。阴阳五行吸引人们去了解那取决于五行规律的命运,允许人们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命运。就这点说,它比宗教接近科学。两千年间,这土生土长的思想体系顽强地抵制或改造着外来的宗教,也淡化了本土的神学。同时,它的五德终始、五行灾异、天人感应之类,也是思想家们同君主暴虐进行斗争的武器。在历史上,当天下大乱,儒学被统治抛弃的时代,它立刻泛滥起来,填补精神真空,用它特有的自信,特有的大无畏,调动起人们的激情,去迎接现实中的各种困难。

在那春耕、夏耨、秋收、冬藏便是整个生活的环境中,阴阳五行是农夫们可以达到的最高哲理思维。佛学的深奥哲理,精微的逻辑思辨,在这里是扎不下根的。由此我们想到,任何一种学说,若不深深植根于人们生活的现实之中,它终究会被抛弃。同样的,要想让一种好的学说为人民所掌握,首先应着力于改变人们物质生活的现状。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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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五行思想的起源、演变与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成教院学报 臧振

2016-08-18 15: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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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五行思想的起源、演变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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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五行学说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人的世界观,是思想家们赖以分析世界的理论武器。这理论大厦奠基于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华夏大地,它不仅渗透到诸子百家,而且深入社会生活各领域。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五行学说的起源、演变及影响尚未能有较为一致的认识。笔者不揣浅陋,略陈己见。不妥之处,尚乞指正。

一、起源

不少学者认为“五行”起源于“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这是一种误解。五行源远流长。在它的源头上,“朴素的唯物主义”还没有诞生。五行起源于上古时代“万物有灵”、图腾观念和祖先崇拜。原始人起初不能把自己与群体、把人类和朦胧一片的自然界区分开来。他们认为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山林川泽动物植物,都像他们一样可以思考,可以互相感受。《庄子》说那时的人“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应帝王》),真心诚意地以为自己与马牛无差别。原始思维的这个阶段可以称作“万物有灵”论。后来,当人们逐渐把人与自然界,把个体与群体区别开来时,人们发现了自己的渺小。在这个阶段,万物有灵论就发展为自然神崇拜和图腾——祖先崇拜。

认为自然物有灵并把这“灵”当作崇拜对象,这在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记载。《史记·封禅书》说封禅(在山泰筑坛祭天地)仪式“厥旷远者千有余载”,说明后世“封禅”是从原始人对山岳神灵的崇拜发展而来的。《礼记·祭法》汇抄古代祭祀之大略,讲到天、地、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四方、山林川谷丘陵,“皆曰神”,统治人民的人应该“祭百神”。

在诸多自然神中,关系到农业民族生存因而最受重视的,是土地神和农作物神,即古文献中的“社”和“稷”神。社、稷二神合在一起,成为国家的代词,足见其地位的重要。

在中原,与农作物关系最密切的自然因素首推雨水。雨神的名称又与“龙”联系在一起。龙最初的原形大约是蛇。蛇在降雨前因气压低难以蛰居洞内,所以有“蛇过道,雨来到”的农谚。《山海经·大荒东经》:“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应龙是黄帝族的雨神。东方夷族蚩尤部则有“风伯”、“雨师”神。雨神之外,还有河神;神名随河流而异。从甲骨文中可知殷商常祭的河神有“河”、“洹”等。

原始的自然神崇拜,其对象无所不包,而且上古氏族所祭自然神往往是具体的某山、某河、某树、某石、某火塘等,还不是抽象的物质大类概念,如金、木、水、火、土等。

以上说的是从万物有灵到自然神崇拜。与此同时,原始观念发展的另一条线索是从图腾观念到祖先崇拜。由于祖先与图腾物有特殊的关系,为了抬高祖先的地位,图腾物所属自然物原先的自然神就逐渐被祖先神取代。例如原属自然神的稷,被善于种植谷物的祖先取代,称“后稷”;土地神“社”,又被善于治水平土的祖先取代,称“后土”。具体的自然物神被较抽象的祖先神取代之后,祖先的神性又帮助原始人形成较抽象的物质大类概念。金、木、水、火等自然物,原都各有许多具体的神的,其后都被相应图腾或擅长该职的氏族祖先取代。由图腾向祖先崇拜转化的最好证据,是《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关于上古官名的一段话。在介绍了黄帝、炎帝、共工、太昊、少昊氏的图腾观念之后,郯子说:“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所谓“纪远”,即图腾名称,“纪近”即用祖先所任“民师”、“民事”作为官名。这里提到颛顼时的一场变革。颛顼“绝地天通”,禁止了民间巫术,同时又整理了诸神灵的“处位次主”,不再用图腾作为官员名称。但是颛顼也保留了一部分“类物之官”,掌管物质大类的祭祀。从夏人的《九歌》列举的神来看,颛顼氏保留的“类物之官”大约就是金、木、水、火、土、谷六大类。

这六大类(夏人称之为“六府”)到了周代,就成了“五祀”。这是因为其中的谷神——后稷,是周人的祖先。周人既然成为“天子”,他们的祖先也就不能与其余五官平列。于是夏代的“六府”之官成了周代的“五祀”之官,由五个氏族“世守其职”,世世代代负责祭祀这五类物质,称为“五正”。木正叫句芒氏,火正叫祝融氏,金正叫蓐收氏,水正叫玄冥氏,土正叫后土氏。金、木、水三正由东夷少昊氏的后代重、该、修、熙担任(修与熙前后代替为水正),火正由颛顼氏之子犁担任,土正由共工氏后代句龙担任。这些属于不同部族的、与自然神合而为一的祖先神,在中原政治生活中起着互相制约的作用。这种互相制约,又反映了农业民族要求定居、要求共生共存的愿望。这是后代五行之间“相生相克”功能的滥觞。

西周后期,社会矛盾加剧,王室日渐腐朽,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疑天、不信天的思潮,见于《诗经》中的“变风”,“变雅”。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把天子周厉王赶走。十四年后, 他的饱经忧患的儿子宣王上台。宣王不再重视祭祀活动,废弃了“籍田”仪式,使那批靠祭天祭地祭百神吃饭、“世守其职”的神职人员“失其官守”,流落民间。在这同时,“五正”所反映的事物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思想也就从神学躯壳中摆脱出来,成为一种哲理。原先,人们谈事物间互相制约,就说“五祀”如何如何;现在不祭祀了,就改口说“五材”如何如何;到了春秋中后期,人们觉得称“五材”不如称“五行”能反映事物运动、变化的特点,就选定说“五行”如何如何了。

二、演变

1.儒家《洪范》五行 是儒家首先把五行作为理论武器。战国儒家整理的《尚书·洪范》篇说,周武王找到商朝遗老、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向他请教治国大计。箕子说:“我听说帝尧时鲧治洪水,把那五行之官摆错了位置,结果洪水泛滥得更凶。帝尧大怒,不把治国大法传给他。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帝尧处死了鲧。大禹接着治水。禹疏导了洪水,天把治国大法传给了禹,社会秩序也就恢复了正常。”这治国大法一共有九条,第一条即总纲领,就是“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水、火、木、金、土这个顺序,唐人孔颖达说是按照万物生成由微小到显著的规律排列的:“五行之体水最微,为一;火渐著,为二;木形实,为三;金体固,为四;土质大,为五。”五行又各有“自然之常性”。水流向湿处、低处,其性“润下”;火燃向干处、高处,其性“炎上”;木料任人揉作为轮为辕,其性“曲直”;金可熔铸为器物,其性“从革”;土可耕种收获,其性“稼穑”。五行又与咸、苦、酸、辛、甘五种味道相联系。这是有点牵强的,但也还是有线索可寻的。

《洪范》其他各条,可以说都由五行推而广之得来。人应该注意的五件事是:貌、言、视、听、思;人应有的五种态度,便是恭、从、明、聪、睿;由此就能达到五种思想境界:肃、乂、哲、谋、圣。在治理国家时,要重视五件大事:食,货,祀,宾,师,如此等等。

战国末年大思想家荀子在总结战国学术时,这样评价儒家代表人物子思和孟子:

闻见杂博,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非十二子》)

在荀子看来,思、孟所讲的“五行”东拉西扯不合类别,说不清楚,解释不通。可惜我们不知道思、孟五行的详细内容,否则可以看看荀子的评价公道不公道。不过思、孟既然是儒家,那么当时儒家整理的《洪范》大约也反映出他们的思想。当时齐国“稷下”学宫的学者整理了一部书,名叫《管子》,那里面对五行学说有比《洪范》更为系统的阐释。

2.道家——《管子》五行 《管子》五行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这顺序反映的是事物“相生”的关系: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这比《洪范》五行“由微至著”的顺序更有道理,更有哲学意味。《管子》把这五行与许多事物相联系,成为指导具体行动的庞大体系和高层理论。这些搭配作为古人的基本常识得到社会公认。与木、火、土、金、水相应,五方:东、南、中、西、北;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五声:角、羽、宫、商、徵;五数:八、七、五、九、六;五时:春、夏、夏秋之交、秋、冬……

《管子·幼官(玄宫)》篇为齐国统治者设计了符合五行原则的“明堂”,要求国君居于明堂,按照五行原则衣食住行。如:夏秋之交,“五和时节”,穿黄色衣服,多吃甜食,听宫声(C调)音乐, 数字以用五为宜,饮中央黄后(帝)井中的水,如此等等。

《管子·五行》以黄帝时代为理想境界,说黄帝时“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由于人与天协调,所以“天地之美”都充分显示出来了。毫无疑问,后世天子也应按五行原则执政。

这五行指导下的政治,注意运用了五行特点:木德行,贵在生长;火德行,贵在发散;土德行,重视农事;金德行,重视武备;水德行,重在孕育。同时,它又暗合了自然季节的客观规律。尽管用现代历法来衡量,它还不很准确,然而总算与科学思想有些接近了。

《管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道家;清《四库全书总目》归入法家。当代有学者认为应属黄老学派。笔者亦表赞同。这就是说,五行思想渗入道家,成为黄老学派的理论武器。《管子》把五行说引向独立发展,又促成了阴阳五行家的诞生。

3.阴阳家——邹衍五行 把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在地理概念上推衍宇宙,在历史领域内囊括古今,企图解释宇宙生成和历史运转的一切秘密的大思想家,是齐国人邹衍。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邹衍看见统治者日益淫侈,不能崇尚德性、给黎民做出榜样,于是“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讲道理,从“先验小物”开始,推及宏观宇宙,到达无边无际的境界。他又讲到天地剖判以来,五行之间如何转移,及各时代的政治特点。邹子的“五行”,用的是“相克”或者叫“相胜”的顺序:水、火、金、木、土。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这个顺序不是邹衍的发明,在他以前,春秋时已经有人谈了。邹衍的创造在于他把五行相克用到历史上,讲“五德终始”:

大凡一个王朝将兴,便有自然现象显现。黄帝时,天让大蚯蚓大蝼蛄从土中爬出来;黄帝见了说:啊,土气旺盛了!土气胜于其他气,所以黄帝时色尚黄,事尚土。到大禹时,天让草木旺盛得秋冬不凋;禹见了说:啊,木气旺盛了!所以夏代便尚青色,尚木德。到商汤时,天让金刃从水中冒出;汤见了说:啊,金气旺盛了!所以商代崇尚白色,尚金德。到周文王时,天让火红的乌鸦衔着丹书聚集在周庙;文王见了说:啊,火气旺盛了!因此,周代便尚赤色,尚火德。现在周室已衰,代替它的必定是奉行水德的,天将要以“水气胜”的兆头显示给下界帝王。在道家看来,水的特点是“至柔”的、润泽万物的。所以,要想取周而代之,办事必须效法水德。

邹衍讲这些道理的目的,是要让人们从蒙昧状态觉悟过来,要帝王们懂得谨慎从事,施仁义、行节俭。王公大人们初听了他的这番启蒙,如梦初醒,很被他吸引,衷心向往着去取代火德;然而过后又回复故态,不能效法水德,不能改正自己的淫侈的毛病。

三、影响

战国时期,七雄相争,五行思想便成为思想家们的哲学武器。正如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所说,五行思想形成之后,“建以万斛狂润之势,横领思想界之全部”(《古史辨》五册353页)。西汉武帝以后, 在辽阔的中原大地上,帝国政治一直由极重现实的儒家思想支配。与此同时,五行思想则在民间发展。顾颉刚先生说:“五行是中国人的思想律,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二千余年来,它有极强固的势力。”(同上,404页)这无疑是很正确的。要对这影响深远的思潮作总体评价, 不能简单化。由于没有溯到它的源头,没有注意它产生的背景。五四时期的学者们采取了比较简单的办法。如梁启超就总称其为“妖言”,范文澜先生称之为“五行老妖物”(同上641页)。 我们了解了五行思想的起源,就认识到它从上古神学体系中挣脱出来,是西周春秋时期一系列杰出思想家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五行思想的形成,是上古世俗思想对官方神学思想的胜利。它成为古代思想史上一股清冽的源头。用五行思想武装了头脑的春秋后期思想家子产、晏婴、史墨、医和等人,他们面前的世界不再是朦胧神秘,而是清晰的、有序化的现实世界,五行思想的形成,是中华民族思维能力的一次飞跃。

漫长的中世纪,阴阳五行像生命力极强的灌木丛,蔓延在华夏大地。举凡人民生活相关的问题:衣食住行、生丧嫁娶、吉凶祸福、贵贱穷通,无不用它进行解释。梁启超说它是“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不算夸张。但迷信是中国外国、东方西方中世纪的共同特征。没有对阴阳五行的迷信,便有宗教狂热。阴阳五行吸引人们去了解那取决于五行规律的命运,允许人们靠自己的努力去掌握命运。就这点说,它比宗教接近科学。两千年间,这土生土长的思想体系顽强地抵制或改造着外来的宗教,也淡化了本土的神学。同时,它的五德终始、五行灾异、天人感应之类,也是思想家们同君主暴虐进行斗争的武器。在历史上,当天下大乱,儒学被统治抛弃的时代,它立刻泛滥起来,填补精神真空,用它特有的自信,特有的大无畏,调动起人们的激情,去迎接现实中的各种困难。

在那春耕、夏耨、秋收、冬藏便是整个生活的环境中,阴阳五行是农夫们可以达到的最高哲理思维。佛学的深奥哲理,精微的逻辑思辨,在这里是扎不下根的。由此我们想到,任何一种学说,若不深深植根于人们生活的现实之中,它终究会被抛弃。同样的,要想让一种好的学说为人民所掌握,首先应着力于改变人们物质生活的现状。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年第03期)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