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岳庙者，祭祀泰山东岳大帝之道教场所也。泰山，是君主告成于天的封禅圣地；东岳大帝，乃历代帝王受命于天、治理天下的保护神，在道教诸神中具有不凡的政治意义。

北京东岳庙，地处朝阳门外，始建于14世纪初的元代，明清屡次修缮，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道教正一派宫观。元代立北京为首都，故修庙主祭国家的保护神东岳大帝，北京东岳庙因此在整个国家的祭祀体系与政治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2014年夏天，在全国宗教场所调查中，笔者第一次来到北京东岳庙。负责的袁志鸿道长告诉我们从后门进来。为什么要走后门？原以为是为了节省时间，后来才知道，不仅仅是我们要走后门，所有熟悉内情的、来东岳庙参加宗教活动的道教信仰者，都要走后门。

调查得知，这座驰名海内外的道教圣地，1949年之后命运多舛。先为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所用，1995年移交给北京市文物局，后又转交朝阳区文化委，1996年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成立北京民俗博物馆，1999年对外售票开放。迟至2008年，北京东岳庙才恢复为道教活动场所，但仅仅是其中少部分殿堂。大门口依然在卖票，东岳庙的主体还是朝阳区文化委所属的民俗博物馆。近年来，从北京市两会到全国两会，众多代表、委员都提出了将全部东岳庙交还道教的提案，但都被朝阳区文化委以各种理由挡回。几经努力，北京道教信仰者最终获得了不买门票、但要从后门进出参加道教活动的权利。

笔者为走后门的道教信仰者一哭！

在一定程度上，北京东岳庙的现状是今天中国道教及传统文化处境的缩影。1947年，北京档案中登记在册的道教与佛教场所为1500多处，当时北京人口不到200万。今天，当北京的人口达到2000多万之际，北京的佛、道教场所合计为40多个。可以说，以道教、佛教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已经成为符号性的存在，难以发挥在道德与精神领域应有的作用。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首先是因为道教及传统文化组织机构方面的薄弱。在今天中国合法的五大宗教中，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于1957年，是最晚的。北京市则迟迟没有道教协会，直至2005年才成立。以北京市丰富的道教文化资源及道教历史地位，这一境况令人难以置信。而直到今天，北京还很少有区一级的道教协会，这直接影响到道教场所的恢复。以东岳庙为例，今天朝阳区如果还给道教界，只能是给北京市道教协会，这意味着朝阳区资产的流失；如果朝阳区有道教协会，则可以解释为资产仍然在区内，交还的难度就可能降低。很显然，在现代化语境下，道教与传统文化加强组织建构，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宗教法的缺少也是道教等宗教的权利难以得到维护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中国宗教界在与其他部门发生利益博弈时，最高法条就是《宗教事务条例》，国家宗教事务局还联合其他部门，发布过一些“意见”，如中央十部委《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有关问题的意见》等。这些“条例”、“意见”有一定的作用，但显然法律权威不足。因此，中国宗教要维护好自身的利益，就一定要推动宗教立法。设想在法律健全的情况下，东岳庙这样历史悠久的道观，如何能轻易地被其他单位拿走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三，全社会都要强化中国文化自觉。道教等传统文化的利益长期受到损害，最根本的原因，与全社会对道教和传统文化的功能理解有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道教等传统文化都被理解为封建迷信，是被消灭的对象，这就是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场所被拆毁，以及东岳庙等场所长期被其他单位占用的根本原因。今天，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为现实性的课题，依据习近平主席对传统文化作用的理解，将东岳庙等传统文化场所归还给宗教界，其意义绝不仅仅在利益层面，而是有关中华民族精神的养成，有关中国崛起。习主席说，“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如果我们理解习主席的良苦用心，就应该无条件地立刻将东岳庙这样的场所移交到宗教界手中，以发挥其在中国文化复兴中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