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持续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全球化的发展，信息流通越来越发达，文化的更新转型日益加快，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观察民俗信仰问题时，应研究中华民族的心理、行为的范式和性格特征，在此基础上，吸其精华，弃其糟粕，更好地发挥先辈留下来的丰富文化遗产实践借鉴作用；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科学研究的精神，从实际出发，从民族的传统习惯、心理特点、性格特点出发，力争发掘文化当中的优秀内容，以期对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起到促进作用。

当前民俗信仰复兴的特点

当前，我国的民俗信仰有了复兴的趋势。由于我们重视了传统文化的研究与提倡，因之这种复兴有其必然性。但是，这种复兴不是简单的恢复旧制，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

我国当代民俗信仰中的迷信成分逐渐减少，具有个性化功能的神灵也逐渐减少。在我国的民俗信仰历史上，神灵的增加或减少，都是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是民间信仰功利性特征的表现。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改造生存环境的能力的进步，人们对未知领域的不安或焦虑逐渐减少。这样，为安抚人们对未来产生焦虑情绪而出现的神灵，便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巨大挑战，许多神灵失去了受敬奉的地位。现在，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现代科学的发展，人们已经从根本上了解诸多自然和社会现象产生和发展的真正原因，并有了相对科学的方法去解决，因此，所谓的神灵或超验的神秘力量变成了多余的“答案”或人们的常识。那些掌管一方领域、具有个性化功能的神灵，正在逐渐退出人们的信仰范围。不过，有些神灵依然在部分区域、行业、人群中，有着自己牢固的地位。这是由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局限性，使得人们不能预见、无从准备和支配的事情还有很多，或是努力与成功之间不成正比的现实，使得神灵能在某些领域继续发挥着对人们所起的精神慰藉作用。

民俗信仰进一步适应多元文化的现实，更自觉地深入社会生活之中，进一步凸显了普世化的特点。中国的民俗信仰从一开始就具有与纯粹的宗教不同的特点，即具有普世化的趋向。我国的民俗信仰大多与日常生活混合，具有很强的世俗、普世的因素。现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交流更加深入，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在这种多元文化条件下，普世因素在我国民俗信仰活动中越来越突出。民俗信仰的普世化、世俗化走向与当代社会文化的多元化有关。多元文化背景下，人们认同多样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昔日神灵神圣而不可亵渎的观念，正在被人们的现代观念淡化。而民俗信仰具有的文化内涵、美学价值乃至经济价值，使其成为大众调剂生活、表达情感愿望的一种方式。

随着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民俗信仰的流播加大，民俗信仰的区域的空间张力愈来愈强。民俗信仰从产生之初，就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不同的地理环境、人文氛围、经济基础、生活习俗往往孕育出不同的信仰内容与仪式活动。有学者认为，是中国的地理区隔与地方传统两个因素，造成了民间信仰的这一特点。但是，在当前我国多元文化条件下，各地域的经济发展尽管呈现了不平衡性，但其交流的广泛性和深入性已在整个经济领域具有了统一性。加之信息交流的广泛，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已经具有了趋同性。因此，民俗信仰的相互渗透、借鉴、交流，其势必然，在所难免。我们可以发现，现在各地很多民俗信仰活动，名虽不一，但有比较严重的同质化现象。在这种情形下，民俗信仰就消解了其区域性、民族性，消弭了其独特性。

我国当代民俗信仰具有时代性。民俗信仰被赋予了更深的政治含义，组成了文化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在两岸关系上，我们大力宣传台湾与大陆同一“祖源”、同一“神源”，每年两岸三地或分头、或联合举办大规模的民间祭祖、祀神活动，以此来加强两岸的联系和沟通。

我国民俗信仰在传播手段上，已改变了口耳相传的方式，利用了现代化的手段。现在很多民俗信仰中采用多种现代化的手段扩大宣传，特别是与旅游相关的内容，因而其效果与传统的民俗信仰活动不可同日而语。

我国当代民俗信仰活动，普遍能够从原来的内容中跳脱出来，不断剔除迷信、愚昧、落后的内容，增加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看到人们在游览陕西三原城隍庙时，并不是单纯地烧香磕头、祭拜城隍爷，而是偿还夙愿、缅怀祖先，为已经去世的先祖消灾免难。除了进行原有的城隍信仰外，人们还可以了解我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建筑艺术，了解以庙宇为中心形成的书画、文物知识。在很多民俗信仰活动场地，特别是新建设的民俗信仰活动场地，都能发现这种情况的存在。

调动民俗信仰正能量，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及社会作用

注重发挥我国民俗信仰的精神慰藉功能。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他的这个论述，也适用于认识我国的民俗信仰。民俗信仰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构建了自己的信仰世界，我国的民俗信仰是建立在实用基础上的，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信仰诉求。上层社会信仰的首要目的是谋求上天神祗的保佑，以祈求对其权力地位的认可，以及其统治地位传之千秋万代。而民间信仰的首要目的则是祈福禳灾，是基于生产与生活需求的功效，诸如健康长寿、发财致富、多子多福、超度亡灵等等。而对于其深奥的道理，其实并不是那么在意。民众关注的不是学问和道理，更不是什么教义教规。可以看到，人们更在意民俗信仰对人们的精神慰藉方面的作用，是一种心理、情感作用，并不是西方所谓的“宗教信仰”。人们常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就是我国民俗信仰中的一种“仰而不信”或“信而不仰”的现象。我们要重视发挥这种信仰的功用，因势利导，发挥其积极作用。　

发挥我国民俗信仰参与推动慈善公益事业，消解社会矛盾的功能。近年来，一些发展较快的民间信仰组织开始介入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在社会上形成了较好的影响。信众们修建祠堂、殿宇，美化环境，积极参与建桥、铺路、助学、扶贫济困、支援灾区、抚养孤儿，资助出版经书、收埋无主骸骨等活动，积极应对突发的自然灾害，参与各项公益事业。有些地方还建立社会慈善公益事业的领导机构， 更加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民俗信仰积极参与社会慈善公益活动，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但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和社会矛盾的缓解。如果加以积极引导，民俗信仰所发挥的社会作用不可低估。

树立新风尚，加强社会教化的功能。我国的民俗信仰虽然不像正统宗教那样教理高深，但它在发展、流播过程中，吸收融合了我国儒、释、道三教的宗教道德、宗教伦理，诸如儒家的忠孝、佛教的因果轮回、道教的怀朴抱素和无为无不为等宗教观念、伦理， 并适当地进行了适应社会需要的改造，更加世俗化和通俗化，使之更适合底层百姓的审美观念和意识形态，更容易为老百姓所接受，其社会教化作用不可低估。民俗信仰所宣传的忠孝节义、行善积德、安分守己、和睦相处、和气生财、不要以势欺人等等，无疑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些道德说教非常通俗易懂，经常以百姓身边发生的故事甚至以传说故事的形式出现，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信仰者，对百姓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至今还有不少内容可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积极作用。

民俗信仰还能发挥整合宗族力量、融洽乡里、维系社区秩序的作用。比如，一个祭祀共同体的形成可以将整个村社成员的命运通过一条无形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宫庙、祠堂就是这条纽带的中心。宫庙、祠堂也通过各种民俗活动来密切村社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拉近村社成员之间的感情，增进团结，化解矛盾，维系村社安定秩序。

保护乡土文化的功能。民俗信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美学价值和娱乐功能，既能满足人们的旅游需求，又能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成为民众调剂生活的一种方式。当前，我国各级政府把民俗信仰正式纳入发展地方经济的范畴，在这种为经济利益服务的世俗目的之后，相当大一部分的民俗信仰场所被官方当做“历史文化遗产”而得到恢复和重建。这些民俗信仰活动，通过祭拜、娱神、游乐等活动，纾解心理矛盾，减轻社会集体压力，促进社会安稳发展。由于我国民俗信仰的多元混杂性，这种重建的信仰空间也呈现复杂叠合的特色，并体现出现代性对传统民俗信仰空间一定程度的改造。

自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俗信仰环境的宽松，在广大农村，民俗信仰成为非常活跃的现象，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农民喜闻乐见且耳熟能详的民俗、民间文化，丰富着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民俗信仰也是几十年、几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文化，它是维系当地人民群众共同生活的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有利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形成地方特色、民族特色。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