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大学首届宗教代表人士硕士研究生毕业班，在山西省忻州、朔州、大同等地市考察宗教活动场所。笔者随同全程参与了考察活动，感触颇深。

山西临近内蒙古，历史上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之处，在山西各地宗教场所参观时，到处可以体会到浓郁的中华“民族风”。早在公元5世纪，北魏拓跋氏在大同建都，云冈石窟造像便具有浓郁的北方游牧民族风情；数百年后，契丹人建立辽王朝，朔州应县木塔是这一时期辽代宗教文化的绝佳展现。而忻州五台山，不仅有着数以百计的汉传佛教寺院（“青庙”），同时也有为数众多的藏传佛教寺院（“黄庙”）。不仅不同民族的宗教活动场所在一地并存，而且一处宗教活动场所、甚至一座宗教造像之中，就体现了不同民族元素的影响。

此次在山西省的考察，时值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各地民宗部门都在积极贯彻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中指出：“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必须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辩证看待宗教的社会作用，必须重视发挥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导宗教努力为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服务。”在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过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是一个新的提法。何为“中国化”？不能将中国化简单地理解为儒家化或汉化，中国有56个民族，有着多元的宗教文化传统，一起构建起“中国”这一丰富的概念。

多民族、多元宗教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流，不断赋予中华文明新的内涵，丰富着博大精深的“中国化”。中华文明第一次实现各民族最深层面相互影响和交流，应该说始于魏晋以来的“五胡乱华”。说是“乱华”，但在一定意义上是丰富了华夏文明，而“五胡乱华”的终结便是北方建立起强大的拓跋氏北魏王朝。因此，中外文明交流的起点在唐代之前并非始于西安，而是北魏王朝的首都大同。各民族、各宗教文化的相互交流，创造出了丰富、包容的宗教艺术，大同云冈石窟便是绝佳的体现。北魏王朝中后期迁都洛阳，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进而深入中原，从大同云冈石窟到洛阳龙门石窟，亦可见多元宗教文化的影响与传播。

站在今日古老的大同清真寺前，看着中国明清传统风格的建筑，读着“朝真殿”这样颇具中国传统韵味的名字，同时感受着朝麦加天房方向朝拜的穆斯林的虔诚……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朝真”在清真寺内是朝拜真主，但同时中国道教也常常使用“朝真”这一词汇。在大同清真寺考察时，耳边总听到悦耳的道教音乐，这不是“超越”，而是清真寺旁边就有一座道观。大同市的宗教场所分布格局，常常是不同宗教场所坐落在一地，毗邻而居。古老的佛教寺塔旁，便清晰可见不远处耸立的十字架；清真寺的邦克楼内，常常可以隐约听见道观里早晚的玄门日诵。中国自古就有“三教合一”的传统，这次考察的道教著名圣地——浑源县悬空寺的主要殿堂便是“三教殿”，供奉着佛陀、老君与孔子。而当代，这种诸多宗教和谐共处于一地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

我们常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宗教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对宗教统战工作的重视，宗教活动场所基础设施已经相对完善，不少地方已旧貌换新颜。像大同清真寺，原先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2008年改扩建后占地1万平方米；再如云冈石窟，原来被人戏言是披着黑色（煤灰）袈裟的大佛，改造后确实是绿水蓝天。此次考察中，除了天主教个别堂口存在危楼等情况外，绝大多数宗教活动场所都可以说具备了“大楼”，甚至可以说富丽堂皇的“大楼”。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宗教人才匮乏也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了大楼，必须要有人才来住持。目前，一些地方历史上著名的宗教活动场所，仍以接待旅游为主，没有教职人员住持，精神文明建设还跟不上物质文明发展的步伐，空有宗教建筑物，而不能真正弘扬宗教文化的精神实质。甚至此次考察中，有一处没有教职人员的全国闻名的宗教圣地，在标牌中竟然把“报身佛”写成了“抱身佛”；一些人穿着教职人员服装向宗教信众乞讨的情况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山西短短几天的考察，不过是走马观花，但与五大宗教的代表人士同行，考察不同宗教的活动场所，还是收获颇丰，加深了我们对伟大祖国的认识，加深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加深了对宗教和谐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