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之音北京讯    针对借教敛财问题，继2012年国家宗教局等十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处理涉及佛教寺庙、道教宫观管理问题的意见》（国宗发〔2012〕41号，以下简称“十部门文件”）之后，2015年4月1日，国家宗教局又联合中央统战部、公安部、住建部、国家旅游局、国家文物局等六部门下发了《关于开展整治违法违规设立功德箱等借教敛财问题专项工作的通知》（国宗发〔2015〕32号，以下简称《通知》），开展对违法违规乱设功德箱的专项整治。这是贯彻落实十部门文件的延续，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宗教界、广大信教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宗教秩序，依法对佛道教寺观进行规范化管理，推动佛教、道教健康发展；同时，也是为了加大力度依法惩治借教敛财行径，匡正时弊，净化社会风气，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正如《通知》开篇所指出的，“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出现非宗教活动场所和非宗教团体违法违规设立功德箱、雇佣假僧假道、非法从事宗教活动骗取钱财等以教牟利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此类问题严重违反党的宗教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扰乱正常宗教活动秩序，损害佛教、道教界的形象和声誉，伤害信教群众的感情和游客的权益，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这很明确地指出，借教敛财问题，不仅存在于“非宗教活动场所”，还存在于“非宗教团体”经营的“某些宗教活动场所”。前者如各种背景的旅游区、公共活动空间、各类私人会所等，后者如一些挂有“宗教活动场所”牌子的名山寺观被条块分割承包出租，它们的突出特点是“违法违规设立功德箱、雇佣假僧假道、非法从事宗教活动骗取钱财等以教牟利现象”。如果前者是明目张胆的掠夺，那么后者则是坑蒙拐骗的欺诈，它们所造成的危害不惟是对社会诚信的戕害，更是对国家法治的践踏，与人类文明格格不入，与社会公正背道而驰。

针对这些有目共睹的乱象，民怨可谓沸腾，国家管理机构屡出重拳，为何屡教不改、沉疴难治，症结何在？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可以有不同的原因和不同的结论，有发展经济的理由，也有管理机制的借口，不一而足。然而，如果我们冷静和客观地分析，恐怕一切的说辞都脱不开“权利”二字作祟。从通常的角度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权利主体作为或不作为的许可、认定及保障。权利通常包含权能和利益两个方面。权能具有可能性，利益具有现实性。在现实生活中，权利往往通过权力去实现，而“权力一般是指权位、势力，包括职责范围内的指挥或支配力量”，“权力是欲望的转化物，有着非常明显的主观意愿的表达。权力动机是产生其相应行为的主观因素，同时其也是在此过程之中能够体现出多样化的选择”。同时，权利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为了切实保护权利又必须限制权力。从上述法律意义上对“权力”的界定，我们可以知道：权利必须要有“正当性”，不仅要经得起法律的价值判定，还应当经得起道德的价值判定；权力能够维护正当的权利，但是要防止权力演变成为个人私欲的工具，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谋取个人或集团的不正当利益。非正当权利的膨胀与权力的运作，或者说这种违法违纪的“权力腐败”，成为借教敛财乱象产生和延续最为关键的因素，可以说是症结之所在。

长期以来，“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观念，在一些人心中根深蒂固，尤其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党政干部的工作中顽固地存在着，他们为了个人或群体利益，漠视党纪国法，漠视公平正义，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面对社会舆情深恶痛绝，针对党和政府三令五申，仍然强词夺理，抑或暗度陈仓，处心积虑，借教敛财，致使权力成为“欲望的转化物”，严重污染社会风气，严重削弱党和政府权威，严重玷污国家形象。因此，《通知》继十部门文件之后更加严厉地提出，“对于支持、参与乱设功德箱等借教敛财活动的党政干部，可向纪检监察机关反映，由纪检监察部门按党纪政纪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谓是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必然产生警示与威慑的力量。这正如习总书记所倡导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体现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精神！

与此同时，《通知》提出了依法治理的具体措施，条理清晰。首先，各管理部门要“统一认识，明确政策界限”，“对宗教活动场所、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及旅游景区内违法违规设立功德箱、假冒宗教教职人员等借教敛财问题，进行一次全面认真地排查整治”。其次，“要运用法律、行政和舆论等手段开展综合治理，依法取缔非宗教活动场所和非宗教团体违法违规设立的功德箱，严厉查处假冒宗教教职人员非法从事宗教活动，骗取钱财等案件”。特别是，“对情节严重、屡禁屡犯的典型案件要严肃处理，支持曝光揭丑，并追究相关组织和责任人责任”。“接受宗教界、信众游客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推动监督检查工作的常态化。”如果说这些措施针对的主要是“非宗教活动场所”中“假冒伪劣”的治理，那么，随后提出的针对“宗教活动场所”的“规范管理”与“监管力度”，就是要求宗教团体树立“以身作则”的社会形象，起到“扶正祛邪”的模范作用，尽到“匡正时弊”的道德义务，做到“众善奉行”的信仰职责。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视角看，中国佛教、道教等传统宗教活动场所放置功德箱，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根源，也有其迎合信众信仰观念与心理的因素。但是，宗教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能够积极引导信众的信仰价值趋向，朝着彰显“正法”精神与信仰“本怀”的高度发展。就佛教信仰而言，根本不在于“外在功德的诉求”，而在于“内在精神的超越”，在于“自净其意”并“普度众生”，方能实现其信仰价值。这就需要信仰观念的纯正与信仰行为的理性，需要警戒贪欲和远离粗俗，遵从宗教戒律和国家法律，倡扬良善，服务社会。

《荀子·劝学》有言：“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荀子所推崇的“君子德操”，来作为借教敛财者的警戒：要遵纪守法，知错就改，不能被“权”和“利”蒙蔽了良知，不要被个人私欲与不良风气所迷惑，要时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德操，端身正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