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高达千米以上的武当、崂山、终南山等诸多道教名山相比，最高峰只有300多米的茅山，只能算一座小山丘。但就是这样的小山丘，却坐拥道家十大洞天之第八洞天、七十二福地之第一福地的盛誉。

茅山的魅力究竟何在？

山间有道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用这话来形容茅山，再恰当不过。茅山大名的得来，与道教密不可分。

古时的茅山，因山势曲折，形似“已”字，又称句曲山。先秦时，燕人郭四朝就修炼于玉晨观；秦时，李明真人也入句曲山修炼，今乾元观内仍有他当年炼丹时所用的炼丹井；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刻石颂德而还，遂登句曲山北陲，埋白璧一双。一座山能被帝王登临，应是当时最好的广告了；至西汉年间，茅氏三兄弟在句曲山下，修道行善，益泽世人。为纪念茅氏功德，后人便改句曲山为三茅山，简称茅山。

东晋时，生于茅山的士大夫道士葛洪将早期道教系统化，著《抱朴子》一书，这是第一部全面论述道教宗旨、哲理、仪式、方法的著作。

南朝齐梁时期，士大夫陶弘景隐居茅山修道，整理上清派教义、教理，奉三茅为祖师，吸收儒、释思想，建立道教的神仙谱系，编著道教传授历史，发展道教修炼理论，终使上清派开一代风气，真正树起了茅山宗的旗号，对后世道教影响甚大。

可以说，一前一后，两个茅山人使茅山成为了道教理论的重要发源地。

更为传奇的是，陶弘景隐居茅山40多年，拒不为官，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梁武帝无不前往咨询，月中常有数信。同时，陶弘景还收梁武帝长子昭明太子为徒，因而被世人称作“山中宰相”，这也直接提升了茅山的道名。

唐代李氏王朝以老子后裔自居，奉道教为国教，茅山道场几乎成了为国修斋廷醮的唐室家庙。唐玄宗更是与茅山交往频繁，他还亲制道曲。今天的茅山道乐中仍有唐代宫廷音乐遗风。

北宋时，符箓科教道法兴盛，统治者每逢重要事情都要请道士设醮建斋，当时，茅山与龙虎山、阁皂山合称“三山符箓”，且位居三山之首。此时，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视茅山为正宗，茅山道教遂流传海内外。

明中叶以后，道教逐渐失去统治者的支持，茅山道教也随之衰落，但在民间，依旧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道为山魂

应该说，道教文化及其人文景观，是茅山之魂。

“山静峰秀凝神气，林幽泉清知道源。”茅山本就秀美的景色，因其独特的道教文化氛围，在世人眼中又多了一层神奇的色彩，也引得历代文人雅士慕名而至，并留下大量墨宝。

唐代皮日休诗曰：“坛上古松疑度世，林间幽鸟恐成仙。”宋代范仲淹诗曰：“不用从人问通塞，天教吏隐接仙居。”元代吴全节诗曰：“寄语寻仙者，蓬莱即此间。”明代祝枝山诗曰：“宵依星斗宫坛卧，晓傍神仙宅舍行。”清代曹梅生诗曰：“仙境真清绝，全无鸟雀哗。”……各朝各代的诗人咏唱茅山皆不离“仙”字，体现了世人对于道教飘逸的仰慕。

此外，唐代书法家颜真卿书《茅山李玄靖碑》，宋代名将岳飞过茅山书《墨庄》，元代书法家赵孟頫书《茅山崇禧万寿宫记碑》，清代书法家王澍书《洞天福地碑》，近代康有为更是将母亲迁葬于茅山，并书《茅山葬母碑》……《菜根谭》一书也是洪应明隐居茅山时所著。

平民的香火增加了茅山的人气，文人的诗意平添了茅山的仙气。

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至三月十八是茅山的香汛期，各地香客蜂拥而至，络绎不绝。此间不仅有附近的香客，还有上海、浙江的，甚至香港、澳门的都来上山进香。茅山香火最旺之时，更有“十万面朝山，十万背朝山”之说，在山道上到处可见背着黄布香袋的虔诚香客。

在过去交通不发达的年代，香客们上山，除徒步外，多是由水路坐船，因而出现了专上茅山的“香船”。金坛西旸的清涪河是当时的必经之路，香客的南来北往，令清涪河繁荣一时。后来，茅山通了汽车，清涪河便逐渐萧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