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钟鉴:对中国民间宗教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中国民族宗教网 牟钟鉴

2015-10-28 09:51:49

民间宗教是对应正统宗教或主流宗教而言,主要在下层民间流行,在历史上往往受到主流社会和宗教的歧视、排挤甚至打击,但却绵绵不绝,始终拥有众多信众,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民间宗教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及其来源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从其自身利益和巩固等级秩序出发,对民间宗教有时利用,有时打击。对于新兴的组织化的民间宗教疑虑较重,防范打压多于利用扶植,这迫使 一些民间宗教进入秘密或半秘密状态。民间宗教本身又较多体现民众的心声与利益,常常成为民众反抗压迫的旗帜。而明清两代特别是清后期,宗教政策又偏离传统 的“神道设教”和“多教并奖”的主轨道,使得民间宗教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紧张起来。统治者加给民间宗教的罪名是“异端邪教”。民国以来,这顶帽子没有了,民 间宗教一度活跃起来,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也改善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许多组织化民间宗教成员混杂,有反共倾向,政府便以“反动会道门”的定性全部予以取 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从今天看,这一做法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于民族性民俗性民间宗教开始尚能容忍,不久便定性 为“封建迷信”予以破除,把它们和主流五大宗教严格区别开来,前者被禁止,后者则是合法宗教。

这种理念和政策并不是科学论证的结果,它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困惑,给我们的事业造成许多损失。例如: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只限于五大宗教而不包括爱国守法的 民间宗教?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使得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能彻底实行。又如民间宗教被取缔了,民众的生活单调化了,民间的道德衰弛了,而民众的信仰需求 得不到满足,便到地下教派和外来宗教中寻找精神安慰,使得社会精神世界不能正常发育,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理念的进步和宗教政策 的调整落实,不仅五大宗教走上健康活动的轨道,各地民间宗教也在恢复和重建。但旧有的观点仍然影响着许多人,我们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没有明确加以调整,这 使得民间宗教仍然处在灰色地带和自发状态,处于社会管理体制之外,这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反动会道门”和“封建迷信”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根源有四:其一,来源于历史上主流社会对民间宗教的歧视。民间宗教有其偏狭性,民间信仰亦有其粗俗性,它自 身要不断调整才能适应主流社会。但两者关系是否和谐也要看主流社会能否容纳它。历史上上层社会在歧视它、压制它的时候,视之为“淫祠”、“异端”。这种理 念也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者。其二,来源于西方亚伯拉罕系一神教的传统。西方宗教界和宗教学界,在单线进化论影响下,以基督教为中心和模式观察世界宗教,视 基督教为制度化程度最髙因而也是发展最成熟的宗教,其保守派认为基督教应当传到全世界,取代所有其他宗教。因此在他们眼里,非但各种民间宗教是低俗的迷 信,应予淘汰的,就是东方的佛教和道教也只是非典型性宗教,比基督教低一等级。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受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把五大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天主教、基督教)视为宗教,不把民间宗教看作是正当宗教。其三,来源于科学主义的影响。用科学与否去看待民间文化,视一切鬼神之道为“迷信”,为愚昧,妨 碍科学的普及。其合理性在于民间鬼神之道确有愚昧的成分,也有骗钱害人者,妨害健康和生产者。但一些人看不到民间宗教对安抚民众心理、维系民间道德、活跃 民众文化生活的功能,不是去引导提高它,而是去限制取缔它。其四,来源于过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依据民间宗教一时的政治表现和成员的混杂,就把本属于社会 团体和文化系统的组织化的民间宗教,一律视为反动政治组织,以“反动会道门”的罪名一网打尽,显然是过于武断了。民间宗教不是政治组织,其政治态度是会发 生改变的,实际上也在发生改变。难道上世纪50年代的“反动会道门”的概念就是一成不变的吗?

至于“封建迷信”,本身就不是科学概念。一者迷信并不限于封建时代,二者迷信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非独民间宗教为然。迷而信上帝与迷而信雨神之间并无本质 的差别,到教堂里去和到宗祠里去也无高下之别。“封建迷信”也不是一个法制概念,而我们应当限制的是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并非人们的鬼神观念及活 动。

“反动会道门”和“封建迷信”成为两大金钟罩,牢牢罩住了组织化的 民间宗教和民俗性的民间宗教,把它们长期禁闭起来,得不到正常发展,最多只能在地下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民俗性民间宗教以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名义得到社 会一定程度的宽容,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民间宗教仍未获得合法宗教的身份,还处在边缘化状态。要搬动两大金钟罩,需要费些气力。

民间宗教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特殊作用

民间宗教将成为中国五大宗教均衡发展、关系和谐的共同基础,这是历史和现实昭示给我们的经验。中国民间宗教往往融儒、佛、道和其他宗教于一体,其多神性、多 教性、和谐性无形中制约着、推动着五大宗教的发展规模和风格,不使一神教过度膨胀,又使各教互相尊重,共同发展。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100多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只有教徒70万人。近30年, 基督新教迅猛发展,教徒已在三五千万。其重要原因之一,以前的民间多神信仰抑制了基督新教的发展;后来民间宗教被不断扫除,宗教生态失衡,为基督教的大发 展扫清了信仰上的障碍。不仅如此,清除民间宗教,也弱化了儒、佛、道三教的根基,更有利于基督教的膨胀。台湾的宗教是多元的,民间宗教发达,天主教和基督 新教加在一起不足100万人,这是宗教文化多元通和生态良性化的表现。香港梁家麟在《改革开放以来 的中国农村教会》一书中指出:“民间宗教在农村遭到全面取缔后,妨碍民众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均告去除,于是农民便将宗教感情转而投向基督教,基督 教成了原有宗教的替代品。”民众的宗教观念和感情是无法通过社会运动扫除的,它会在适宜的时候转移到新来的宗教上。当然,农民信了基督教,也会使它民间宗 教化,带上巫教和功利的色彩。我们对基督教已经相当开放了,唯独对本土草根信仰还有诸多限制,这不是一个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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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宗教网 牟钟鉴

    2015-10-28 09:5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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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牟钟鉴:对中国民间宗教要有一个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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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宗教是对应正统宗教或主流宗教而言,主要在下层民间流行,在历史上往往受到主流社会和宗教的歧视、排挤甚至打击,但却绵绵不绝,始终拥有众多信众,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民间宗教问题上的认识误区及其来源

    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从其自身利益和巩固等级秩序出发,对民间宗教有时利用,有时打击。对于新兴的组织化的民间宗教疑虑较重,防范打压多于利用扶植,这迫使 一些民间宗教进入秘密或半秘密状态。民间宗教本身又较多体现民众的心声与利益,常常成为民众反抗压迫的旗帜。而明清两代特别是清后期,宗教政策又偏离传统 的“神道设教”和“多教并奖”的主轨道,使得民间宗教与主流社会的关系紧张起来。统治者加给民间宗教的罪名是“异端邪教”。民国以来,这顶帽子没有了,民 间宗教一度活跃起来,与主流社会的关系也改善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许多组织化民间宗教成员混杂,有反共倾向,政府便以“反动会道门”的定性全部予以取 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从今天看,这一做法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于民族性民俗性民间宗教开始尚能容忍,不久便定性 为“封建迷信”予以破除,把它们和主流五大宗教严格区别开来,前者被禁止,后者则是合法宗教。

    这种理念和政策并不是科学论证的结果,它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困惑,给我们的事业造成许多损失。例如:宗教信仰自由为什么只限于五大宗教而不包括爱国守法的 民间宗教?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使得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能彻底实行。又如民间宗教被取缔了,民众的生活单调化了,民间的道德衰弛了,而民众的信仰需求 得不到满足,便到地下教派和外来宗教中寻找精神安慰,使得社会精神世界不能正常发育,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理念的进步和宗教政策 的调整落实,不仅五大宗教走上健康活动的轨道,各地民间宗教也在恢复和重建。但旧有的观点仍然影响着许多人,我们对待民间宗教的态度没有明确加以调整,这 使得民间宗教仍然处在灰色地带和自发状态,处于社会管理体制之外,这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

    “反动会道门”和“封建迷信”的观点是从哪里来的?根源有四:其一,来源于历史上主流社会对民间宗教的歧视。民间宗教有其偏狭性,民间信仰亦有其粗俗性,它自 身要不断调整才能适应主流社会。但两者关系是否和谐也要看主流社会能否容纳它。历史上上层社会在歧视它、压制它的时候,视之为“淫祠”、“异端”。这种理 念也影响到中国社会主义者。其二,来源于西方亚伯拉罕系一神教的传统。西方宗教界和宗教学界,在单线进化论影响下,以基督教为中心和模式观察世界宗教,视 基督教为制度化程度最髙因而也是发展最成熟的宗教,其保守派认为基督教应当传到全世界,取代所有其他宗教。因此在他们眼里,非但各种民间宗教是低俗的迷 信,应予淘汰的,就是东方的佛教和道教也只是非典型性宗教,比基督教低一等级。中国人自觉不自觉受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只把五大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 天主教、基督教)视为宗教,不把民间宗教看作是正当宗教。其三,来源于科学主义的影响。用科学与否去看待民间文化,视一切鬼神之道为“迷信”,为愚昧,妨 碍科学的普及。其合理性在于民间鬼神之道确有愚昧的成分,也有骗钱害人者,妨害健康和生产者。但一些人看不到民间宗教对安抚民众心理、维系民间道德、活跃 民众文化生活的功能,不是去引导提高它,而是去限制取缔它。其四,来源于过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依据民间宗教一时的政治表现和成员的混杂,就把本属于社会 团体和文化系统的组织化的民间宗教,一律视为反动政治组织,以“反动会道门”的罪名一网打尽,显然是过于武断了。民间宗教不是政治组织,其政治态度是会发 生改变的,实际上也在发生改变。难道上世纪50年代的“反动会道门”的概念就是一成不变的吗?

    至于“封建迷信”,本身就不是科学概念。一者迷信并不限于封建时代,二者迷信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征,非独民间宗教为然。迷而信上帝与迷而信雨神之间并无本质 的差别,到教堂里去和到宗祠里去也无高下之别。“封建迷信”也不是一个法制概念,而我们应当限制的是妨碍社会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并非人们的鬼神观念及活 动。

    “反动会道门”和“封建迷信”成为两大金钟罩,牢牢罩住了组织化的 民间宗教和民俗性的民间宗教,把它们长期禁闭起来,得不到正常发展,最多只能在地下活动。改革开放以来,民俗性民间宗教以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的名义得到社 会一定程度的宽容,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民间宗教仍未获得合法宗教的身份,还处在边缘化状态。要搬动两大金钟罩,需要费些气力。

    民间宗教在未来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特殊作用

    民间宗教将成为中国五大宗教均衡发展、关系和谐的共同基础,这是历史和现实昭示给我们的经验。中国民间宗教往往融儒、佛、道和其他宗教于一体,其多神性、多 教性、和谐性无形中制约着、推动着五大宗教的发展规模和风格,不使一神教过度膨胀,又使各教互相尊重,共同发展。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教100多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只有教徒70万人。近30年, 基督新教迅猛发展,教徒已在三五千万。其重要原因之一,以前的民间多神信仰抑制了基督新教的发展;后来民间宗教被不断扫除,宗教生态失衡,为基督教的大发 展扫清了信仰上的障碍。不仅如此,清除民间宗教,也弱化了儒、佛、道三教的根基,更有利于基督教的膨胀。台湾的宗教是多元的,民间宗教发达,天主教和基督 新教加在一起不足100万人,这是宗教文化多元通和生态良性化的表现。香港梁家麟在《改革开放以来 的中国农村教会》一书中指出:“民间宗教在农村遭到全面取缔后,妨碍民众接受基督教的社会和心理因素均告去除,于是农民便将宗教感情转而投向基督教,基督 教成了原有宗教的替代品。”民众的宗教观念和感情是无法通过社会运动扫除的,它会在适宜的时候转移到新来的宗教上。当然,农民信了基督教,也会使它民间宗 教化,带上巫教和功利的色彩。我们对基督教已经相当开放了,唯独对本土草根信仰还有诸多限制,这不是一个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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