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科院很火，火在他们搞了一场“封建迷信”活动。在文明开化的今日，一场颇为传统的祭祀祈福活动被扣上了“封建迷信”的大帽子。如此武断地去为一件事情脱责，甚至是不分青红皂白地给某一种不同于自己的行为下定论，这本身便不是科学的事情。

事情的起源如下：

2018年4月底某日，甘肃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委托地方施工单位建设的钍基熔盐堆核能系统项目实验堆工程启动仪式上，施工单位在现场进行了一种“领牲”祭祀活动。

这条新闻刚一曝出，网上顿时舆论哗然。中科院也很是知趣，在科学名义的支撑下，他们发表道歉声明说：“我院下属单位承担着推动科技进步、传播科学精神的重要责任，但在实施相关科技项目的过程中未能有效约束合作方行为，出现与科学精神背离的情况……（中科院将）切实加强对全院科技、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一言以蔽之，这份道歉声明认为道士主持的祭祀行为不是科学，参加祭祀活动的员工存在思想政治上的问题。这一份如此及时的道歉声明，看起来“根正苗红”，大有只有我们的科学才是宇宙真理的味道。

然而当我们把视野从中科院身上拉回来，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祭祀行为遍布在我们身边。尽管我们也曾“破四旧”，也曾以迷信、异端的眼光审视过有关于宗教的一切，但历史却证明了宗教存在的合理性。中华文化有五千年之久，自然科学的兴起并传入中国只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情，如果单纯地以是否符合科学的标准来否定某些具有宗教性质的仪式和行为，无疑等于用近百年的时间否定了五千年的岁月。可我们反问一下自己，现代人们真的比古人活得更加开明吗？

当我们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力量逐渐开始解开物质世界的神秘面纱时，人们被短时间内突飞猛进的认知蒙蔽了双目，仿佛只有经过自然科学验证过的事情才是真实，无法被自然科学验证的一切都是伪作。最初时我们相信科学可以帮人们解开谜团，但现在却把科学变成了一种迷信，以现有科学的结论去界定世界的是与非、有与无，这样的行为如同谬论。须知道，科学只是认知世界的一种工具，但并非唯一。不幸的是，中科院的这场祭祀沦为了所谓科学概念的炮灰。

中国是一个建立在乡土文化基础上的家国，所以我们文化基因中尤为强调礼仪与秩序，这一点又集中体现在了儒道两家之上。儒家倡导的是人世间的纲常，以君臣、父子、夫妻之间的伦理为落脚点，希望通过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约束来实现社会的平衡。在此影响下，我们的民族也形成了尊先祖的传统。俗话说“死者为大”，祭祀先人的仪式，即是在表达生人对祖训的遵从。即便到了今日，我们也依旧在拜黄帝、拜孔子，每年清明节也会拜祭自己家的先祖，相关单位也会组织员工去祭扫英烈。如果简单地把这些行为都归于迷信，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成了蒙昧的徒众了。科学可以解释人死之后的物质变化，却永远无法为精神的传承、文化的溯源找到更合理的出路。更何况，有关于灵魂的问题，对科学来说更是一团迷雾。

另一方面，以超越俗尘而著称的道家，追求的则是人天之变，即是在探讨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某种相通性。道家传承了上古文化中的祭祀内容，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还发展出封禅、祭天、拜神、度亡等等具有浓厚宗教神学色彩的仪式，而这些内容也成为自然科学最喜欢炮轰的对象。原因很简单，自然科学的发展基于人们对自然的认知程度，超过这个程度的现象则成为未解或不能解之谜。只是人们总是自以为是地把自身当成宇宙的中心，不合乎认知逻辑的事物统统被当成了一场虚空。我们若被自大的阴影遮蔽了光明，那么恐怕穷其一生也只能够在划定好的圈子里踏步。科学提倡是革新、是探索，是怀疑、更是实践，但永远都不是固步自封，也不是否定一切一己。否则，这样的科学就成了思想的霸权。

当一些科学家把道教及其他宗教的仪式定义为迷信时，他们忘记了道士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化学家、物理家、数学家、医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和改革家。如果忘记了曾为我们创造恢弘历史的先人，无异于是对民族文化的背叛。我们可以接受外来的科学技术，但不能因此而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积淀。当年一门心思推广西学的梁启超曾在协和医院西医的治疗下割错了肾，他却让大家不要声张此事，并言称“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难以置信的是，梁启超的这段说辞明明是中医的议论，却被用来粉饰西医的错误。他的去世，与此次过分相信所谓科学有绝大关系，只可惜我们很多时候为了批判一些什么而有意无意地用了双重标准，如此难免被人抓住把柄。

毛主席曾公开评价系天师张鲁所建立的政权时，就充分肯定了其设义舍的慈爱精神。真正的“宗教”，强调的是一宗之教化，是建立在敬天爱民基础上的慈悲济世。若看不到这一本质内容，而只是把宗教中的一些仪轨、术法或神学观当成了它的全部（更何况自然科学并不能一一验证这些内容），这就有点管中窥豹的意思了。这究竟是福是祸，各人心中都有一杆计量的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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