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对于道教的学术研究始于19世纪初期，研究者大部分是来华的传教士。相对于改革开放后我国才大规模进行的中国道教研究，海外道教研究具有较长的历史，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日前，记者获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外道教学经典论著的翻译和研究”的最终成果《理论·视角·方法——海外道教学研究》即将出版。海外道教研究的现状如何？海外道教研究给我国的道教研究带来哪些启示？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朱越利认为，海外学者的道教研究早已形成学科。目前海外道教研究呈现出三个新趋势：第一，部分学者研究重心向清代转移。由于《道藏》收录的是明朝以前的资料，清代道教研究一直是薄弱环节。而最近的10—20年，海外研究开始向清代转移，走在了中国学者之前。第二，部分学者关注点转向内丹和丹术。第三，海外学者善谈中国周边国家的道教，而中国学者很少涉及。

海外道教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海外学者在中国内地的田野调查工作不断深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王宗昱告诉记者，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在中国内地展开田野调查，如法国远东学院的北京庙宇研究和湖南民间道教研究。

王宗昱表示，最近10年来，道教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海外道教学者和中国学者的交流日渐频繁。密切的学术网络促进了道教学术在全世界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霞认为，海外道教研究多能聚焦在某一个问题或主题上，中国的道教研究范围则更广。

“中国内地的道教研究者传统功底比较好，在研究方式上，比较长于文献研究，而很少进行田野调查；在研究内容上，更看重哲学思想，而相对不注意科仪以及科仪文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祁泰履告诉记者。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劳格文认为，道教是中国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朱越利表示，海外学者研究中国道教，一方面是为了认识中国，借鉴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以中国文化为“镜子”认识自己国家的文化。海外学者由于置身度外，以自身文化作参照物进行比较，所以对于某些现象和问题反而比中国学者敏锐，容易发现问题、找到答案。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程乐松向记者介绍说，海外研究者有比较强的问题意识。西方的人类学、宗教学、象征理论等都给道教研究带来了很多新视角。

朱越利表示，海外道教学以中国道教为“镜子”的同时，本身也是中国道教学者的“镜子”，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打开更开阔的视角，检查学术活动和成果。另外，海外道教学还成为中国学者认识海外文化的桥梁，是中国学者研究世界文化的一扇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