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的民间信仰与道教渊源(2)

道教之音 袁天沛

2014-02-23 18:25:26

温琼元帅-,姓温,名琼,浙东温州人,字永清。父亲温望,曾中科第,但年老无嗣,与妻子张道辉日夜祈于上帝。后来张氏夜里便梦见一巨神手擎火珠而降,云:“我乃六甲之神,玉帝之将,欲寄母胎,托质为人,母还肯么?”张氏应承道:“女流无识,圣贤显苹,何[敢]方命?”其神投珠于怀而醒。因而张氏怀孕一十二月,祥云绕室,于汉顺帝汉安(142—144)元年(142)辛已五月初五午时生下温琼。 温琼七岁习禹步为罡,十岁通晓儒、释、道及百家之言。十九岁科举不中,二十六岁进土不第,遂抚几长叹曰:“吾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郁抑间,忽然看见一条苍龙口吐宝珠,捡起吞下后,瞬间变得青面赤发,手握法器,英毅勇猛,召为佑岳神像,后来被列为东岳十太保之一,故又称之温太保。封其为东岳统兵天下郁巡检五岳上殿奏事急取罪人案玉皇殿前左元金翊灵照武雷王佑候温元帅。不久,玉帝敕封他为“元金大神”,并赐玉环一只,琼花一朵,金牌一面,上有“无拘霄汉”四字,这样可以自由出入天门,并奉旨巡察五岳名山,慈惠民物,驱邪伐妖,“东嘉之民敬而辅之”。后来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用其符召之法,为人除决,十分灵应。宋代,温琼又被封为翊灵昭武将军正佑候、正福显应威烈忠靖王。温琼的庙宇,有的叫做广灵庙,有的叫做温将军庙,大多分布在江浙一带,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浙江温州的忠清王庙,俗称元帅庙,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温琼的诞辰日,四方信徒纷纷前来祝驾,抬着他的神像在街上游行,镇邪祛恶,免除灾祸,成为当地流行的一种民俗。

卢氏娘娘,又称“上塘娘娘”。据传唐朝年间,永嘉楠溪太石卢岙村,有个靠种田度日的卢氏女,家里很穷。一日她跟娘去砍柴,见到柴丛里钻出一只老虎,张开血盆大口朝她娘扑来。卢氏女见状,她就把自己的头钻进虎口说:“你勿要吃我娘,要吃就吃我吧!”说来奇怪,老虎见了卢氏女,就趴在地上不咬她,只是用虎背往她身上不停地磨蹭。卢氏女见逃不脱,想不出好主意,只得爬上虎背。老虎见她骑上,便越山过水,直向西南方的楠溪江上塘奔去。到了上塘岩头儿,正值二月十四夜里,老虎就停下不走了。卢氏女从虎背上跳下后,老虎只管自己跑了。从此卢氏女就在楠溪江上塘岩头儿落脚。 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虎口救母的孝女,专门为她建了“上塘殿”奉祀。并规定二月十四为卢氏娘娘的寿诞日,附近各县的人们都来烧香祭拜,成为一个盛大的庙会。据说到了宋代,温州府台将卢氏女伏虎救母的事迹,奏本当朝圣君,宋帝听后就封卢氏女为“孝佑夫人”,并赐银两在上塘岩头儿重建“孝佑宫”。后人把孝佑夫人称为“上塘娘娘”,“孝佑宫”说成“上塘殿”。
温州这种历史英雄人物的信仰还非常多,如三港圣王陈子良,五显圣王张巡,忠烈圣王岳飞,元弼真君王子晋等等,一共有几十位,甚至连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都成为祭拜的对象。
这些说明温州人民非常喜欢这些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当地善良的人民爱憎分明,抑恶扬善和明辨是非。温州非常对这些民族英雄和道德模范非常崇敬,信众表达对他们的敬仰和爱戴多是通过为其建造庙宇,并在固定的时间来到庙宇举行祀奉活动。

民间信仰的世俗与功利性

有外国学者曾经对中国人作过这样的总结:“历史上我们找不到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怀疑、更虔诚、更理性、更世俗,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而能不受教会控制。”尽管这句总结中的宾语相互是矛盾的,但它们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信仰上的一些特征。大多数民间信仰都是希望及时回报和功利为目的的。

无论什么朝代,在国泰民安之时,也为民间的宗教信仰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老百姓希望多建庙和多烧香是家庭兴旺的一种功德,所以温州人普遍有信仰。从古至今,大多数老百姓虽然常常在与佛仙鬼神打交道,但是并不知道祭拜的神是谁。并且具有极强的世俗和功利性。中国民间信仰从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的信仰,到对祖先、鬼魂和人物的崇拜,涉及到宇宙、天地世界、人生的方方面面,它不仅继承了原始宗教中多神崇拜的特点,而且尤其寄托于神灵和祖宗的保佑,大家愿意有钱就捐点功德钱,将庙建在离住所不远的地方,可以随时到哪里与神灵倾诉心肠,大家相信前定宿命,因果报应,感应证验以及阴阳与人鬼的两重世界。有了应验就将功德属于神灵保佑,如果没有应验只能说明心里不诚。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信仰准则。

老百姓淳朴的信仰与宗教好像没什么大关系,很多老百姓好像毫不理会什么道教佛教,他们只是信神灵,有神就拜,想拜就拜,自由随便得很。这是由于在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里,人们既不理解,也不需要哲理性的宗教,他们的心态纯粹是功利与实用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有一种精神寄托和希望。从一般老百姓来看,当现实生活发生困难,有了欠缺需要帮补时,就寄希望于一些所谓的神灵来保佑“有求必应”、“救苦救难”、“早生贵子”、“让我发财”等,借以希望掌管着人间生产生活的各类神祗,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或古代著名的历史人物彰显神威。

在老百姓眼里,这些神灵就在身边和左右,向这些神灵烧香叩头非常及时和方便。他们不需要专门的仪典、经藉与神职人员,也不要求庙宇具备一定的建筑型制与规格。在房前屋后或其他什么偏僻角落,随便用砖木搭建或大或小的庙宇与神殿,在里面用稻草、黄泥和木头制作三、五个偶像,再放上一盏香炉,烧上几炷香,点燃几根红蜡烛,双眼微闭,双手合十,跪拜几下,能够寄托自己的思想,向所谓的神灵许下自己的肺腑之言就行。至于结果是否能得到保佑,几乎没有什么考虑。如果心想事成,便用饭篮或小竹箩盛一些猪头猪尾之类的福礼,并香枝蜡烛去还愿;如果得不到,则说明心未诚,礼未到,需要再虔诚地祭拜祈求。这就是民间信仰的实际情况。

也说明了一般老百姓在选择民间信仰上的实际功利性,拜什么神不重要,请什么神来无所谓,关键的是要有作用,有灵验就行,对于信仰和信什么,什么道理和教义并不关心,如果有钱可赚,哪怕是与心里的信仰有冲突,也无所谓,并不是在意信仰所带来的解脱,更多的是精神安慰、是对自己是否实用、是物质功利。
温州民间信仰与道教

长期以来,一方面,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常常借助于民间信仰的力量,促进自身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大容器又不断地将各种宗教的思想、乃至教义,如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道教的神仙鬼怪,儒教的伦理道德,甚至基督教的天堂地狱等说,分解、吸收、改造,使之变得通俗,广为民众熟知。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稍微对照一下道教的神仙谱系,那就会发现,温州民间信奉的诸神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与道教所供奉的神明重合的。民间信仰与道教信仰有很多相同之处。最早在温州与民间信仰衔接的应该是道教,很多温州的老百姓每天拜神拜佛,但是拜的是什么神并不十分清楚,而绝大多数老百姓拜的是道教的神灵。

历史上在温州道教的传播和发展一点也不亚于佛教,甚至在温州的平阳和苍南地区,就有着道教之乡的称呼。这里养育和出现过很多著名的道教人士和神仙人物。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士许逊葛洪陶弘景,都曾经在温州修炼和传播道教思想。明朝著名的道家人物刘伯温也出生在温州。

许逊(239——374),字敬之,东晋时南昌县益塘坡(今麻丘乡)人。他赋性聪颖,博通经史、天文、地理、医学、阴阳五行学说,尤其喜好修炼道家法术。民间传说,宁康二年八月初一日,136岁的许逊“举家四十二口,拔宅飞升,鸡犬相随。百里之内,异香芳馥,经月不散。”北宋时期,许逊被宋徽宗追封为“神功妙济真君”。所以民间又称许逊为许真君。相传许仙曾经来到温州瑞安圣井山修仙炼丹,如今的圣井山得名于圣井山石殿神座前的“圣井”。 圣井,又名青龙泉井,深广不盈尺,终年不盈不涸,无论提汲多少,水位始终不变,井水清冽甘甜,所以人称其为“圣井”。圣井山原名华盖山,因许真君(许逊)曾在此炼丹修道,后人改称其许峰山。许逊不仅将自己的“仙名”溶入了圣井山,并以他的道教文化将圣井山渲染成一座神秘瑰丽的“名山”。

葛仙:东晋朝代,著名道士葛洪,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 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 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历史记载,葛洪曾到永嘉东蒙山、平阳昆阳东山炼丹;在老平阳留传很多有关葛洪的遗迹,很早就有文字记载。林景熙的“葛坛即事诗注”即提到仙坛寺有平石方十余丈,旧传为葛洪炼丹之所;“纪梦诗注”亦提到平阳州治东有巾子岩,为其修炼处,因此仙坛寺下的溪涧号称“葛溪”,当年山上有“怀葛楼”、“怀仙亭”、“葛泉亭”等建筑物(今已圮废)。城南千年古刹的东岳观内尚有保存完好的两口“葛井”,西门外有“葛坛庵”,万全仙口神山寺有“葛仙丹灶”,相传东门山的“迎仙庵”一块大石上还留下葛洪的脚印。民初邑人黄梅僧、姜啸樵等建一座“问丹亭”于“怀葛楼”旧址对面,并在溪边大石上镌刻“葛溪”与“仙泉”文字以寄怀幽思。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山中宰相”,齐梁间著名道士、道教思想家、医学家,自号华阳隐居,当地称为陶公: 先后居永嘉大箬岩、青嶂山、瑞安等地,瑞安。康熙《温州府志》载:“陶弘景栖茅山,一日梦人告曰,欲求还丹,三永之间。知是永嘉,永宁、永康、遂人摘溪青嶂山修道”。乾隆《温州府志》、光绪《永嘉县志》均有述及陶弘景在天下第十二福地大若岩,将广泛搜集到的杨、许三君的遗迹,并整理,编撰成道教最著名的经典《真诘》7篇20卷,故大若岩又名真诰岩。传说陶弘景尝在安固(今瑞安)福泉山结草为庐,采药种药种甘蔗(药用),为穷人治病,不取分文。群众感其思德,将他住过的地方称“陶山”,种药的地方称“药齐”,山称“药齐项”,甘蔗称“陶蔗”。他练功的地方常有白云缭绕,陶诗有云“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故这一带旧称“白云乡”。如今,陶山寺尚留有清人撰写的楹联:“六朝霸业成誓水,千古名山犹姓陶”。

刘基:刘伯温,是温州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人,文成就是以刘基的谥号为县名。刘伯温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谋略家,他其与汉代张良、三国诸葛亮并称为我国历史上的“三大名相”。刘伯温50岁应朱元璋之聘出任其军师,运筹帷幄,为明朝的建立和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卓越功勋,被后人尊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

在历史上记载,道教的36洞天的华盖山洞天,名曰容成大玉天,就在温州永嘉县;72福地中有五个福地在温州界内,其中有天下第三福地的乐清仙磻山、天下第六福地的文成南田山、天下第十二福地在楠溪江陶公洞、天下第二十八福地的瑞安陶山、天下第二十九福地的仙岩三皇井。所以说温州的民间信仰与道教一直是在融合中成长和兼容的。

温州道教源远流长。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温州的东瓯王驺摇,酷信鬼神,笃信黄老和易数。历史上温州道教的广泛、传播之昌盛与之有着直接的关系。三国吴朝时代,自道教徒在永嘉大箬岩劈石室以来,温州的道教也曾历经兴废交替。唐、宋朝时代,温州道教相当盛极,宫洞、道觀众多,道教名流相继辈出。清末至民国时期,温州市区有道觀:85座,永嘉32座,乐清18座,瑞安102座,平阳21座,泰顺2座。现在全市道教宫观共1900多所,其中浙江省政府发证276所(道教宫观),温州市政府发证729所(道教固定场所),民间信仰场所910所。 全市道教教职人员近万人。可见民间信仰场所远远大于道教场所。

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区别与融合

民间信仰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它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它与道教这个土生土长的宗教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一方面,民间信仰充分表现了民众对神灵鬼怪世界的理解、希望和祈求,其中蕴含着人们的宗教情绪,对神灵的深厚感情,是进入人为宗教的重要的思想上的根源。因此,它是人为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一信仰的民众中源源不断地为道教输送营养和人才。
民间信仰则没有自己一套成型的教规和神谱体系,信仰具有地域性。民间信仰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为了应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灾难而形成的。功利成分大于信仰成分。而道家在容纳民间信仰同时,对民间信仰有了自己和归纳,同时对民间信仰赋予了神灵和正统位置。如中国历史人物关羽,在道教中就成为忠诚和保护财产的“关圣帝君”,简称“关帝”,为道教的护法四帅之一。为了出海航行安全,民间信仰的妈祖在道教就成为“天后娘娘”和“护国天妃”。

道教的智慧在于,清醒地认识到民间信仰不可消灭而存在于百姓的生活方式当中,以此作为一个切入点,把民间信仰整合进自己的信仰体系,与百姓建立起亲和性关系,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扎根基层社会组织、为草根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和解决生活中具体问题的宗教。道教中倡导的“天人合一”、“天父地母”、“道法自然”等具有生态意义的基本要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符合国情的生态意识平台。

正统道教与民间信仰中的无知是有天壤之别的,中国道教的知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国的根都在道教”。道教注重去其糟粕,还其精华,正统道教有正规的教义和教规,其信仰与民间中一些大仙、巫婆、算命先生有本质的区别。道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爱国、护民、敬祖、礼神的四大原则基础之上的,民间的巫婆、神汉、大仙在其思想上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本质之上,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为达到其目的,不顾科学和医学的常识,不惜坑害一些对于宗教知识不懂的人们的利益,为了粉饰自己,他们往往借用道教的一些粗浅的知识,鱼目混杂,这就为道教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使人们以为道教就是封建迷信。

在法律法规方面:有道教信仰的人士道教主张“奉道守戒”,并以为如此则可消灾避难、获得长生,而违反之则会招致灾难与早夭。而民间的巫婆、神汉、大仙不懂法,也不去学法,也不会依法。他们做的某些事情,往往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事情。只要为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惜做出违犯法律的事情来。

在言行生活方面:有着正确道教信仰的人士在其言行方面,都是自觉遵守着社会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并且有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知道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而民间的巫婆、神汉、大仙由于其个人不注重自己的综合素质,不注意自身的修养,直接导致了其言行的低层次性。在民间的绝大多数巫婆、神汉、大仙文化知识不高,思想品质极差,坑,蒙,欺、骗等占据了其主导。不以损害群众的利益为耻,反以为荣。

道教应该逐步扩大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问题是,既然道教与民间信仰有共同性和不同性,中国正规道教能不能利用民间信仰,尽可能通过它们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吸收原自于民间的信众,扩大中国道教的信仰和影响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宗教局提出: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宗教事务管理工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破除旧的思想观念束缚,以新的思路举措攻坚克难,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情况,维护宗教正常秩序,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要自觉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千方百计维护宗教领域团结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环境。

从历史来看道教融入民间信仰生活,在客观上丰富了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早期的温州民间信仰,这就是以烧香拜拜为特色,相对而言缺乏理论品质,无论是宗教礼仪方面还是修行文化方面都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上,有人甚至以“有庙无教”来形容这种状态,表明仅仅停留于烧香拜拜的层次的确不利于信众的精神升华。

从历史来看,如果道教参与了对民间信仰的兼容和收纳。可以使民间信仰经常处于有序或者说从无序走向有序。这客观上对社会的安定有利,对指导民众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信仰祭祀活动有利。所以我们道教不应该与民间信仰社庙建造“隔离墙”,而是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积极吸纳道、儒、释三教文化来不断提升自己。由于开展宗教活动的需要,吸纳一些民间信仰社团加入了道教组织,这就使道教思想文化在民间社会之中获得了更多的传播机会。也能够将一些无须的民间信仰和封建迷信纳入得以修正和规范化管理。

道教融入民间信仰生活,成为社区组织相互联系的文化纽带。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就现实生活而言,人们还需要精神慰济与情感交流。故而,社区的文化联络便是必不可少的。将民间祭祀活动的常规开展,融入了道教文化乳汁的民间信仰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显得丰富多彩。道教为大宗的民间信仰不仅成为民众思想沟通的桥梁,而且发挥着稳定社区的作用。

道教原来与民间信仰联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曾经在民间信仰中吸引过大量的营养,民间信仰与道教神仙信仰有一定的矛盾和兼容,当然道教全盘接收也不可能,完全砍断道教与民间信仰的联系对道教的发展也不见得有利。因此,从道教本身的发展出发,也有必要研究怎么样正确对待民间信仰。采用接纳和融合修正的方式才是最佳方式。

袁天沛:传统文化学者,海纳携创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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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02-23 18: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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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琼元帅-,姓温,名琼,浙东温州人,字永清。父亲温望,曾中科第,但年老无嗣,与妻子张道辉日夜祈于上帝。后来张氏夜里便梦见一巨神手擎火珠而降,云:“我乃六甲之神,玉帝之将,欲寄母胎,托质为人,母还肯么?”张氏应承道:“女流无识,圣贤显苹,何[敢]方命?”其神投珠于怀而醒。因而张氏怀孕一十二月,祥云绕室,于汉顺帝汉安(142—144)元年(142)辛已五月初五午时生下温琼。 温琼七岁习禹步为罡,十岁通晓儒、释、道及百家之言。十九岁科举不中,二十六岁进土不第,遂抚几长叹曰:“吾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郁抑间,忽然看见一条苍龙口吐宝珠,捡起吞下后,瞬间变得青面赤发,手握法器,英毅勇猛,召为佑岳神像,后来被列为东岳十太保之一,故又称之温太保。封其为东岳统兵天下郁巡检五岳上殿奏事急取罪人案玉皇殿前左元金翊灵照武雷王佑候温元帅。不久,玉帝敕封他为“元金大神”,并赐玉环一只,琼花一朵,金牌一面,上有“无拘霄汉”四字,这样可以自由出入天门,并奉旨巡察五岳名山,慈惠民物,驱邪伐妖,“东嘉之民敬而辅之”。后来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用其符召之法,为人除决,十分灵应。宋代,温琼又被封为翊灵昭武将军正佑候、正福显应威烈忠靖王。温琼的庙宇,有的叫做广灵庙,有的叫做温将军庙,大多分布在江浙一带,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浙江温州的忠清王庙,俗称元帅庙,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温琼的诞辰日,四方信徒纷纷前来祝驾,抬着他的神像在街上游行,镇邪祛恶,免除灾祸,成为当地流行的一种民俗。

    卢氏娘娘,又称“上塘娘娘”。据传唐朝年间,永嘉楠溪太石卢岙村,有个靠种田度日的卢氏女,家里很穷。一日她跟娘去砍柴,见到柴丛里钻出一只老虎,张开血盆大口朝她娘扑来。卢氏女见状,她就把自己的头钻进虎口说:“你勿要吃我娘,要吃就吃我吧!”说来奇怪,老虎见了卢氏女,就趴在地上不咬她,只是用虎背往她身上不停地磨蹭。卢氏女见逃不脱,想不出好主意,只得爬上虎背。老虎见她骑上,便越山过水,直向西南方的楠溪江上塘奔去。到了上塘岩头儿,正值二月十四夜里,老虎就停下不走了。卢氏女从虎背上跳下后,老虎只管自己跑了。从此卢氏女就在楠溪江上塘岩头儿落脚。 后人为了纪念这位虎口救母的孝女,专门为她建了“上塘殿”奉祀。并规定二月十四为卢氏娘娘的寿诞日,附近各县的人们都来烧香祭拜,成为一个盛大的庙会。据说到了宋代,温州府台将卢氏女伏虎救母的事迹,奏本当朝圣君,宋帝听后就封卢氏女为“孝佑夫人”,并赐银两在上塘岩头儿重建“孝佑宫”。后人把孝佑夫人称为“上塘娘娘”,“孝佑宫”说成“上塘殿”。
    温州这种历史英雄人物的信仰还非常多,如三港圣王陈子良,五显圣王张巡,忠烈圣王岳飞,元弼真君王子晋等等,一共有几十位,甚至连西游记中的齐天大圣都成为祭拜的对象。
    这些说明温州人民非常喜欢这些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当地善良的人民爱憎分明,抑恶扬善和明辨是非。温州非常对这些民族英雄和道德模范非常崇敬,信众表达对他们的敬仰和爱戴多是通过为其建造庙宇,并在固定的时间来到庙宇举行祀奉活动。

    民间信仰的世俗与功利性

    有外国学者曾经对中国人作过这样的总结:“历史上我们找不到哪个民族比中国人更迷信、更怀疑、更虔诚、更理性、更世俗,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这样而能不受教会控制。”尽管这句总结中的宾语相互是矛盾的,但它们却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在信仰上的一些特征。大多数民间信仰都是希望及时回报和功利为目的的。

    无论什么朝代,在国泰民安之时,也为民间的宗教信仰提供了发展的机遇,老百姓希望多建庙和多烧香是家庭兴旺的一种功德,所以温州人普遍有信仰。从古至今,大多数老百姓虽然常常在与佛仙鬼神打交道,但是并不知道祭拜的神是谁。并且具有极强的世俗和功利性。中国民间信仰从对形形色色的自然物和自然力的信仰,到对祖先、鬼魂和人物的崇拜,涉及到宇宙、天地世界、人生的方方面面,它不仅继承了原始宗教中多神崇拜的特点,而且尤其寄托于神灵和祖宗的保佑,大家愿意有钱就捐点功德钱,将庙建在离住所不远的地方,可以随时到哪里与神灵倾诉心肠,大家相信前定宿命,因果报应,感应证验以及阴阳与人鬼的两重世界。有了应验就将功德属于神灵保佑,如果没有应验只能说明心里不诚。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普遍的信仰准则。

    老百姓淳朴的信仰与宗教好像没什么大关系,很多老百姓好像毫不理会什么道教佛教,他们只是信神灵,有神就拜,想拜就拜,自由随便得很。这是由于在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里,人们既不理解,也不需要哲理性的宗教,他们的心态纯粹是功利与实用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有一种精神寄托和希望。从一般老百姓来看,当现实生活发生困难,有了欠缺需要帮补时,就寄希望于一些所谓的神灵来保佑“有求必应”、“救苦救难”、“早生贵子”、“让我发财”等,借以希望掌管着人间生产生活的各类神祗,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或古代著名的历史人物彰显神威。

    在老百姓眼里,这些神灵就在身边和左右,向这些神灵烧香叩头非常及时和方便。他们不需要专门的仪典、经藉与神职人员,也不要求庙宇具备一定的建筑型制与规格。在房前屋后或其他什么偏僻角落,随便用砖木搭建或大或小的庙宇与神殿,在里面用稻草、黄泥和木头制作三、五个偶像,再放上一盏香炉,烧上几炷香,点燃几根红蜡烛,双眼微闭,双手合十,跪拜几下,能够寄托自己的思想,向所谓的神灵许下自己的肺腑之言就行。至于结果是否能得到保佑,几乎没有什么考虑。如果心想事成,便用饭篮或小竹箩盛一些猪头猪尾之类的福礼,并香枝蜡烛去还愿;如果得不到,则说明心未诚,礼未到,需要再虔诚地祭拜祈求。这就是民间信仰的实际情况。

    也说明了一般老百姓在选择民间信仰上的实际功利性,拜什么神不重要,请什么神来无所谓,关键的是要有作用,有灵验就行,对于信仰和信什么,什么道理和教义并不关心,如果有钱可赚,哪怕是与心里的信仰有冲突,也无所谓,并不是在意信仰所带来的解脱,更多的是精神安慰、是对自己是否实用、是物质功利。
    温州民间信仰与道教

    长期以来,一方面,中国宗教,尤其是道教,常常借助于民间信仰的力量,促进自身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的大容器又不断地将各种宗教的思想、乃至教义,如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道教的神仙鬼怪,儒教的伦理道德,甚至基督教的天堂地狱等说,分解、吸收、改造,使之变得通俗,广为民众熟知。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稍微对照一下道教的神仙谱系,那就会发现,温州民间信奉的诸神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与道教所供奉的神明重合的。民间信仰与道教信仰有很多相同之处。最早在温州与民间信仰衔接的应该是道教,很多温州的老百姓每天拜神拜佛,但是拜的是什么神并不十分清楚,而绝大多数老百姓拜的是道教的神灵。

    历史上在温州道教的传播和发展一点也不亚于佛教,甚至在温州的平阳和苍南地区,就有着道教之乡的称呼。这里养育和出现过很多著名的道教人士和神仙人物。例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道士许逊葛洪陶弘景,都曾经在温州修炼和传播道教思想。明朝著名的道家人物刘伯温也出生在温州。

    许逊(239——374),字敬之,东晋时南昌县益塘坡(今麻丘乡)人。他赋性聪颖,博通经史、天文、地理、医学、阴阳五行学说,尤其喜好修炼道家法术。民间传说,宁康二年八月初一日,136岁的许逊“举家四十二口,拔宅飞升,鸡犬相随。百里之内,异香芳馥,经月不散。”北宋时期,许逊被宋徽宗追封为“神功妙济真君”。所以民间又称许逊为许真君。相传许仙曾经来到温州瑞安圣井山修仙炼丹,如今的圣井山得名于圣井山石殿神座前的“圣井”。 圣井,又名青龙泉井,深广不盈尺,终年不盈不涸,无论提汲多少,水位始终不变,井水清冽甘甜,所以人称其为“圣井”。圣井山原名华盖山,因许真君(许逊)曾在此炼丹修道,后人改称其许峰山。许逊不仅将自己的“仙名”溶入了圣井山,并以他的道教文化将圣井山渲染成一座神秘瑰丽的“名山”。

    葛仙:东晋朝代,著名道士葛洪,葛洪继承并改造了早期道教的神仙理论,在《抱朴子内篇》中,他不仅全面总结了 晋以前的神仙理论,并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神仙方术,包括守一、行气、导引和房中术等; 同时又将神仙方术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 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历史记载,葛洪曾到永嘉东蒙山、平阳昆阳东山炼丹;在老平阳留传很多有关葛洪的遗迹,很早就有文字记载。林景熙的“葛坛即事诗注”即提到仙坛寺有平石方十余丈,旧传为葛洪炼丹之所;“纪梦诗注”亦提到平阳州治东有巾子岩,为其修炼处,因此仙坛寺下的溪涧号称“葛溪”,当年山上有“怀葛楼”、“怀仙亭”、“葛泉亭”等建筑物(今已圮废)。城南千年古刹的东岳观内尚有保存完好的两口“葛井”,西门外有“葛坛庵”,万全仙口神山寺有“葛仙丹灶”,相传东门山的“迎仙庵”一块大石上还留下葛洪的脚印。民初邑人黄梅僧、姜啸樵等建一座“问丹亭”于“怀葛楼”旧址对面,并在溪边大石上镌刻“葛溪”与“仙泉”文字以寄怀幽思。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山中宰相”,齐梁间著名道士、道教思想家、医学家,自号华阳隐居,当地称为陶公: 先后居永嘉大箬岩、青嶂山、瑞安等地,瑞安。康熙《温州府志》载:“陶弘景栖茅山,一日梦人告曰,欲求还丹,三永之间。知是永嘉,永宁、永康、遂人摘溪青嶂山修道”。乾隆《温州府志》、光绪《永嘉县志》均有述及陶弘景在天下第十二福地大若岩,将广泛搜集到的杨、许三君的遗迹,并整理,编撰成道教最著名的经典《真诘》7篇20卷,故大若岩又名真诰岩。传说陶弘景尝在安固(今瑞安)福泉山结草为庐,采药种药种甘蔗(药用),为穷人治病,不取分文。群众感其思德,将他住过的地方称“陶山”,种药的地方称“药齐”,山称“药齐项”,甘蔗称“陶蔗”。他练功的地方常有白云缭绕,陶诗有云“山中无所有,岭上多白云”。故这一带旧称“白云乡”。如今,陶山寺尚留有清人撰写的楹联:“六朝霸业成誓水,千古名山犹姓陶”。

    刘基:刘伯温,是温州文成县南田镇武阳村人,文成就是以刘基的谥号为县名。刘伯温是明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谋略家,他其与汉代张良、三国诸葛亮并称为我国历史上的“三大名相”。刘伯温50岁应朱元璋之聘出任其军师,运筹帷幄,为明朝的建立和国家的统一建立了卓越功勋,被后人尊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伟人。

    在历史上记载,道教的36洞天的华盖山洞天,名曰容成大玉天,就在温州永嘉县;72福地中有五个福地在温州界内,其中有天下第三福地的乐清仙磻山、天下第六福地的文成南田山、天下第十二福地在楠溪江陶公洞、天下第二十八福地的瑞安陶山、天下第二十九福地的仙岩三皇井。所以说温州的民间信仰与道教一直是在融合中成长和兼容的。

    温州道教源远流长。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温州的东瓯王驺摇,酷信鬼神,笃信黄老和易数。历史上温州道教的广泛、传播之昌盛与之有着直接的关系。三国吴朝时代,自道教徒在永嘉大箬岩劈石室以来,温州的道教也曾历经兴废交替。唐、宋朝时代,温州道教相当盛极,宫洞、道觀众多,道教名流相继辈出。清末至民国时期,温州市区有道觀:85座,永嘉32座,乐清18座,瑞安102座,平阳21座,泰顺2座。现在全市道教宫观共1900多所,其中浙江省政府发证276所(道教宫观),温州市政府发证729所(道教固定场所),民间信仰场所910所。 全市道教教职人员近万人。可见民间信仰场所远远大于道教场所。

    民间信仰与道教的区别与融合

    民间信仰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它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它与道教这个土生土长的宗教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一方面,民间信仰充分表现了民众对神灵鬼怪世界的理解、希望和祈求,其中蕴含着人们的宗教情绪,对神灵的深厚感情,是进入人为宗教的重要的思想上的根源。因此,它是人为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基础,从这一信仰的民众中源源不断地为道教输送营养和人才。
    民间信仰则没有自己一套成型的教规和神谱体系,信仰具有地域性。民间信仰源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为了应对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灾难而形成的。功利成分大于信仰成分。而道家在容纳民间信仰同时,对民间信仰有了自己和归纳,同时对民间信仰赋予了神灵和正统位置。如中国历史人物关羽,在道教中就成为忠诚和保护财产的“关圣帝君”,简称“关帝”,为道教的护法四帅之一。为了出海航行安全,民间信仰的妈祖在道教就成为“天后娘娘”和“护国天妃”。

    道教的智慧在于,清醒地认识到民间信仰不可消灭而存在于百姓的生活方式当中,以此作为一个切入点,把民间信仰整合进自己的信仰体系,与百姓建立起亲和性关系,由此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扎根基层社会组织、为草根民众提供精神食粮和解决生活中具体问题的宗教。道教中倡导的“天人合一”、“天父地母”、“道法自然”等具有生态意义的基本要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符合国情的生态意识平台。

    正统道教与民间信仰中的无知是有天壤之别的,中国道教的知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中国的根都在道教”。道教注重去其糟粕,还其精华,正统道教有正规的教义和教规,其信仰与民间中一些大仙、巫婆、算命先生有本质的区别。道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爱国、护民、敬祖、礼神的四大原则基础之上的,民间的巫婆、神汉、大仙在其思想上是建立在个人主义本质之上,一切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为达到其目的,不顾科学和医学的常识,不惜坑害一些对于宗教知识不懂的人们的利益,为了粉饰自己,他们往往借用道教的一些粗浅的知识,鱼目混杂,这就为道教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使人们以为道教就是封建迷信。

    在法律法规方面:有道教信仰的人士道教主张“奉道守戒”,并以为如此则可消灾避难、获得长生,而违反之则会招致灾难与早夭。而民间的巫婆、神汉、大仙不懂法,也不去学法,也不会依法。他们做的某些事情,往往是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事情。只要为达到个人的目的,不惜做出违犯法律的事情来。

    在言行生活方面:有着正确道教信仰的人士在其言行方面,都是自觉遵守着社会法律法规与社会公德,并且有正确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知道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而民间的巫婆、神汉、大仙由于其个人不注重自己的综合素质,不注意自身的修养,直接导致了其言行的低层次性。在民间的绝大多数巫婆、神汉、大仙文化知识不高,思想品质极差,坑,蒙,欺、骗等占据了其主导。不以损害群众的利益为耻,反以为荣。

    道教应该逐步扩大对民间信仰的影响

    问题是,既然道教与民间信仰有共同性和不同性,中国正规道教能不能利用民间信仰,尽可能通过它们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吸收原自于民间的信众,扩大中国道教的信仰和影响呢?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宗教局提出: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宗教事务管理工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破除旧的思想观念束缚,以新的思路举措攻坚克难,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情况,维护宗教正常秩序,促进宗教关系和谐。要自觉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大局,千方百计维护宗教领域团结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营造良好环境。

    从历史来看道教融入民间信仰生活,在客观上丰富了民间信仰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早期的温州民间信仰,这就是以烧香拜拜为特色,相对而言缺乏理论品质,无论是宗教礼仪方面还是修行文化方面都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上,有人甚至以“有庙无教”来形容这种状态,表明仅仅停留于烧香拜拜的层次的确不利于信众的精神升华。

    从历史来看,如果道教参与了对民间信仰的兼容和收纳。可以使民间信仰经常处于有序或者说从无序走向有序。这客观上对社会的安定有利,对指导民众的精神生活尤其是信仰祭祀活动有利。所以我们道教不应该与民间信仰社庙建造“隔离墙”,而是采取比较开放的态度,积极吸纳道、儒、释三教文化来不断提升自己。由于开展宗教活动的需要,吸纳一些民间信仰社团加入了道教组织,这就使道教思想文化在民间社会之中获得了更多的传播机会。也能够将一些无须的民间信仰和封建迷信纳入得以修正和规范化管理。

    道教融入民间信仰生活,成为社区组织相互联系的文化纽带。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就现实生活而言,人们还需要精神慰济与情感交流。故而,社区的文化联络便是必不可少的。将民间祭祀活动的常规开展,融入了道教文化乳汁的民间信仰使得人们的精神生活显得丰富多彩。道教为大宗的民间信仰不仅成为民众思想沟通的桥梁,而且发挥着稳定社区的作用。

    道教原来与民间信仰联系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说,道教曾经在民间信仰中吸引过大量的营养,民间信仰与道教神仙信仰有一定的矛盾和兼容,当然道教全盘接收也不可能,完全砍断道教与民间信仰的联系对道教的发展也不见得有利。因此,从道教本身的发展出发,也有必要研究怎么样正确对待民间信仰。采用接纳和融合修正的方式才是最佳方式。

    袁天沛:传统文化学者,海纳携创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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