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道教文献主要是南北朝至唐前期敦煌地区道教活动的遗存，其主体部分是道教经典，也有少部分非经典的内容反映了吐蕃管辖和归义军时期敦煌道教的情况。将以往断代不明的道经判归为某个相对明确的历史阶段，再从中梳理出道教史发展的脉络，这是研究敦煌道教文献，特别是研究敦煌道经的基本思路。紧紧抓住敦煌道经的断代这一关键问题，或可彰显出敦煌道教文献对于中国道教史研究的意义。

敦煌道经基本作成和流行于六朝至唐前期

见于敦煌遗书的道经，除个别经书为近代混入藏经洞文献外，基本可认定它们作成和流行的时间是在六朝至唐前期。由此可将大约90种敦煌道经，从分类混乱、排列失序的明《道藏》中区分出来。例如，《洞渊神咒经》最初作成于东晋末刘宋初，其《道藏》本有20卷，而其敦煌本只有前10卷。据此可知六朝至唐前期的《洞渊神咒经》原本只有10卷，到唐后期五代才逐渐扩充到20卷。否则，把20卷都当作晋末宋初的内容来研讨六朝道教的情况，显然就犯了处理史料的大忌。又如著名的《老子化胡经》，敦煌所存的十卷本残卷共4卷，只是唐玄宗时期的一个版本。它包含了南北朝时期的内容，也有一些直到唐朝才出现的内容。只有严格区分不同时代的内容，才能恰当地发掘敦煌本的学术价值。此外还有约80种敦煌道经，是明《道藏》失收的中古时期道教佚经。这些在中古时期曾经流行一时的道经，在后世道教传统中的存废或增删的状况与原因，也是值得探究的道教史问题。

如果将大部分敦煌道经定位在六朝至唐前期，就可联系到当时道教经典造作和传播的历史背景，甄别出哪些是六朝前期所作，哪些是南北朝末至唐前期所作；甚至可以进而区分出哪些是南朝道教所作，哪些是北朝道教所作。例如，现在可知敦煌道经中写本数量最多的《太玄真一本际经》十卷本，是在唐初最后形成的。与之有紧密联系的《升玄内教经》十卷本则是在南北朝末年所作。《升玄经》、《本际经》和《太上业报因缘经》大约都是出自南方道教的传统，《太上灵宝元阳经》、《太上妙法本相经》则很可能是出自北朝末年的北方道教的作品。如果不是敦煌道经的发现，对这些经典的断代和定年几乎不可想象；如果不是对它们有个大体的时间定位，也谈不上区分其间的南北之别。还有一些敦煌道经，目前尚不能作出如此明确的断代和定年，但只要确立起以上这些经典的时间先后与教义思想发展的坐标，就可有效地为那些尚未展开深入研究的道经找到恰当的参照点。

敦煌道经为道经的具体定年提供可能

敦煌本佚名的《灵宝经义疏》（P.2861.2+2256）转录了一份陆修静于471年所作的“灵宝经目录”。由此可知，陆修静认为当时的灵宝经可分为“元始旧经”36卷（已出21卷）和“仙公新经”11卷两组，共32卷。以往学者大都根据陶弘景的记述，认为这32卷灵宝经都是葛巢甫在隆安末年“造构灵宝”的产物。其后逐渐发现“新经”中的《太上灵宝五符序》要早于葛巢甫造经，又发现陆修静对“旧经”和“新经”的归类存在问题，有原本不属于“旧经”的经典被人为“移入”“旧经”的情况，进而对葛巢甫“造构灵宝”提出了种种新的解说。

到目前为止，既能兼顾多条繁冗的线索，又能自圆其说的一种新观点是：“新经”中的《太上灵宝五符序》和《真文要解上经》，“旧经”中的《真一五称符上经》等，都是《抱朴子内篇》之后、葛巢甫造经之前存在的灵宝经。葛巢甫在隆安末（390年代）造作的主要是几部专门推崇葛仙公的经典，它们现在大都被归入“新经”，但也有个别经典被移入“旧经”之列。以420年刘宋代晋为契机，“元始旧经”作为新政权的祥瑞之一开始出世。到437年陆修静作《灵宝经目序》时说“旧经”当时只有“出者三分”，即第一批出世的“旧经”只有10或11卷。目前已能确认其中的至少8卷。437—471年间，又有另外的10或11卷“旧经”出世，这才达到了陆修静所说的“已出”21卷。陆氏认为“未出”的15卷，则是在471年以后至《无上秘要》编纂之前被造出的。有了这样一条灵宝经出世的时间脉络，就可以条分缕析出成书先后次序的一个从4世纪前期到6世纪后期，灵宝经不断造作、调整和充实的历史进程。

敦煌道经呈现中古道教的独特面貌

在六朝隋唐的道教历史上，灵宝经前接上清经的教法，又选择性地借用和融汇了佛教的概念和术语，所以在中古道教的教义、思想、仪式等领域，都占据了核心与主流的地位。搞清楚早期灵宝经的来龙去脉，无疑对了解整个中古前期道教经教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将灵宝经陆续造作的历程与同期佛教汉译佛经的发展相对照，或可对佛道融和产生出某些全新的认识。

敦煌道经的一个重要学术价值在于，呈现出了与宋元明清道教很大不同的中古道教的独特面貌。敦煌道经所反映的中古道教与宋以后道教的区别与联系，可放在中国历史前后期发生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去深入探讨。中国历史发展前后期的变化，导致了包括道教在内的诸多历史文化现象在前后期呈现不同的面貌。如此考察敦煌道教文献，或能恰当地把握其所蕴含的重要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