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最早的《永年县志》是明末崇祯年间由永年知县宋祖乙、邑绅申佳胤主持修纂的，其权威性不言自明。在该书的第二卷《职官》部分说道，“汉晋隋令无考，唐五代元稽有四人”，并没有把所谓的北魏文帝时任职曲梁令李诡祖归入。申佳胤本身出自著名的永年申氏家族，书香门第，时代显宦，申本身与曲周有着密切的关系。明万历间兵部尚书王一鹗的儿子宗人府经历王国熙的妻子就是申佳允的姐姐；申佳胤与明崇祯间的都御使总督漕运路振飞是儿女亲家，申的女儿嫁给了路的三子中书舍人路泽浓。有着这样的关系，对于曲周的历史，曲周和永年的沿革关系是最为了解的。

事实则是现存最早的《曲周县志》系清初顺治十年开始修纂的，为知县李时茂、邑绅赵永吉主持的，是与上述《永年县志》修纂的时间上下不过十多年，而该书中，则开宗明义地把李诡祖列为曲周县的职官第一，有事有绩。《坛祠》的部分有“增福财神庙”，《名墓》的部分则有“淄川李公墓”，《艺文》部分则有王一鹗撰写的《重修增福庙记》等相关记载。这版的《曲周县志》是在嘉靖、万历两个版本的基础上续修的，因此嘉万的县志上肯定有李的记载。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曲周的名宦祠创建于明朝早期，祠中既有对李诡祖的相关祭祀。当时的制度规定，入祀者须经官方认可，是经中央礼部的核准皇帝下诏后方可执行的。

再看李诡祖，永年与山东淄川对之的态度，永年不提其为《职官》，淄川不载之于《乡贤》，都说明对彼来讲，李诡祖的事迹不发生在永年，更不为淄川人所知。现存最早修纂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淄川县志》根本无所及。至于《三续淄川县志》中的李诡祖的事迹归于查漏补缺，不能不能说是一大遗憾。而《三续淄川县志》成书于民国时期，距顺治《曲周县志》的修纂已经是三百年后的事了，谁具有权威性，真是不言自明啊！淄川人王希贤在清末曾任曲周知县，并主持过增福庙的重修，题写了碑记，在此文中，王只是提到他与李诡祖是同乡而感到骄傲，并没有提到其家乡也有李的庙宇祭祀等，也说明问题。而此后《三续淄川县志》才有了李的补漏，其先后关系、来源不言自明。

对于李诡祖这位李相公来说，曲周是他的“桐乡”，这是个典故，不懂的可以去查。曲周有他的墓地和庄园；《曲周县志》记载着他的名字；增福庙中有他的塑像；名宦祠中有他的神主牌位；曲周大地上广泛流传着李诡祖李相公李县官的故事传说；至今还在享受着这里广大信众的香烟；如此等等，不一而论，请问他地有这样集中而密集的记载么？有这信仰流布的现象么？曲周这里有一丝一毫是造谣出来的么？这就很说明问题嘛。

曲周的增福财神庙至少在李诡祖仙逝后的北魏末期就已存在，现在的庙址就是李诡祖消灭妖狐的地方，至少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真可谓天下增福财神第一庙，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

对于《永年县志》所记载的《坛祠》中增福庙更是难觅其踪，臆造者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