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唐代是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既是唐代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道教在西域传播的热点区域。本文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探讨了唐代道教在敦煌地区的传播，认为道经中有关少数民族入道的教义，将对西域各民族产生深远影响。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既是唐代民族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也是道教在西域传播的热点区域。本文以敦煌道经写本题记为中心，并结合史籍、道经的记载，对唐代敦煌的写经活动作一探讨，以展现道教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情况。

一  唐代《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写经

敦煌藏经洞的五百余件道经写本，是研究敦煌地区道教传播的重要文献。唐代道教国家宗教地位的确立，唐代《道藏》的编纂传写，社会上写经风气的形成，是敦煌道经传写的历史条件。敦煌道教的写经风气，与唐代《道藏》的编纂有关。道教学界谈唐代《道藏》的编纂，多言玄宗开元中发使搜访道经、纂修成藏之事。但《开元道藏》的编纂，自有其基础。李唐王朝立国之初，即重视道经的收集整理。贞观二十一年（647），蔡晃、成玄英等三十余名高道，齐集长安五通观，“日别参议，详核《道德》”[1]。这次对《道德经》的整理，开创了唐代重玄学派解老的风气。到唐高宗时，长安昊天观主尹文操编《玉纬经目》，著录道经7300卷。据员半千《大唐宗圣观主银青光禄大夫天水尹尊师碑》载：唐高宗以晋王旧宅为太宗造昊天观，以尹文操为观主，兼知宗圣观事。据此可知尹文操时为长安道教领袖人物。据宋敏求《长安志》卷七载：“昊天观，尽一坊之地。贞观初，为晋王宅。显庆元年，为太宗追福，立为观。”尹文操死于武后垂拱四年，则《玉纬经目》应撰于显庆元年（656）至垂拱四年（688）之间。

《宝刻类篇》卷八著录初唐道士王悬河在成都刊立的四种道教碑：《追尊老子号玄元皇帝诏》；《太平公主出家敕》；《置天下诸州观诏》；《道藏经序碑》二。其中的《道藏经序碑》一为高宗制，另一为武后制，于宏道元年（683）十二月刊立，此碑明确称道书为《道藏》。此外，道士史崇玄于唐玄宗先天（712—713）中，奉敕撰《一切道经音义》，谓“据京中藏内见在经二千余卷，以为音训”[2]，亦称长安收藏道经为“藏”。唐代道经《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三载：书写好的道经须用巾帕包裹，将约五卷十卷的一部道经装成一帙，然后再将成帙的道经装入经函，盛放经函的三层或七层橱柜称为经厨，经厨按照三洞四辅的顺序排列成经藏。按照道教的经法科戒，道经都须作藏保存，而且有总藏、别藏的区分。三洞四辅同作一藏称为总藏，三洞四辅各作一藏称为别藏。所谓“京中藏内”的道经，就是这种汇集数千卷道经的经藏。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在高宗时期，唐代《道藏》已编纂成立。尹文操所撰《玉纬经目》7300卷，应是在北周道经的基础上编成，北周玄都观道士上《玄都经目》（6363卷）和通道观道士王延校《珠囊经目》（8030卷），是北周武帝敕命编校道经的成果。北周通道观收集的近万卷道经，经历隋末农民起义的战火，大多已经流散损毁，这就是尹文操收集重撰《道藏》的原因。尽管如此，当时长安的道经仍很不完备，道士史崇玄等修《一切道经音义》时，已经发现长安《道藏》散逸不全、错讹伪妄等问题，他在《妙门由起序》中说：“其所散逸，佇别搜求，续冀修缮，用补遗阙。”为此，唐玄宗在开元年间要重修《道藏》，敕命搜天下道经，对各地“好尚之士，秘之岩穴”[3]的道经进行全面征集。开元九年（721），司马承祯将桐柏观道经三百余卷运至长安[4]，即为开元搜访道经之例证。在全面搜集基础上，玄宗组织人将那些“或为无识加增，或为传写妄误；或持浮伪之说，窃揉真文；或采箐华之言，将文释典”[5]的道经重新校勘，玄宗亲自寻阅，御制其名为《琼纲经目》，后世称之为《开元道藏》，它的卷数，文献中有三种不同记载。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称：

玄宗著《琼纲经目》，凡七千三百卷。复有《玉纬》别目、记传疏论，相兼九千余卷。[6]

杜光庭是唐末五代著名的科教宗师，其撰著在道门有深远影响。据杜光庭的记载，玄宗著《琼纲经目》，仍沿袭《玉纬经目》卷数，著录道经7300卷，但入选经目似有不同，所谓《玉纬》别目，应是未选入《琼纲经目》之玉纬经。史崇玄先天中奉敕修《一切道经音义》，参与撰修的有两京诸观高道大德、两宫文人学士。《开元道藏》之修撰，亦应有这些人参加，其编撰必较严格审慎，故有《玉纬》别目、记传疏论近二千卷，未选入《琼纲经目》。《开元道藏》卷数的另两种记载，都为宋元时期文献。《文献通考》卷二百四十四引《宋三朝国史志》载：

唐开元中，列其书为藏，目曰《三洞琼纲》，总三千七百四十四卷。

《宋三朝国史志》为仁宗天圣八年（1030）修成之《三朝国史》的艺文志部分。此外，《道藏阙经目录》书末附《道藏尊经历代纲目》载：

唐明皇御制《琼纲经目》，藏经五千七百卷。[7]

此见载于至元十二年（1275）之刻石。对《开元道藏》卷数的三种记载，陈国符先生认为是卷数分合不同所致[8]。

安史之乱中，两京秘藏多遭焚烧，《开元道藏》亦不能幸免。安史之乱后，唐王室又重新恢复长安《道藏》。据杜光庭《太上黄箓斋仪》卷五十二载：

肃宗上元年中，所收经六千余卷。至代宗大历年，道士冲虚先生殿中监申甫海内搜扬，京师缮写，又及七千卷。穆宗长庆之后，至懿宗咸通年之间，两街所写，才五千三百卷。[9]

道士申甫是唐后期重建长安《道藏》的重要人物，据《唐故太清宫三洞法师吴先生碑铭并序》载：道士吴善经“从冲虚申先生受三洞经法。……冲虚之师曰清简泉君，泉君之师曰来君，来君之师曰万君，皆有遗像在开元观。”[10]可知申甫是唐代长安一道派的传人。唐宪宗元和二年（807），道士由原来的隶司封检校，改为隶两街功德使检校，两街功德使成为唐后期管理道教的机构。穆宗长庆（821—824）至懿宗咸通（860—874）计54年，杜光庭说两街写道经5300卷，如理解为数十年间共写经5300卷，显然不合情理。《道藏尊经历代纲目》载：

唐文宗太和二年，太清宫使奏陈，止见五千三百定数。[11]

可知重建之《道藏》，定数为5300卷。故杜光庭记载两街所写的5300卷，应指两街功德使组织缮写的《道藏》之卷数。唐末黄巢义军攻占长安，长安《道藏》再遭兵燹，“玉笈琅函，十无三二”。僖宗入蜀避难，杜光庭作为崇玄馆大学士，亦随僖宗入蜀，他在成都欲重建《道藏》，“再为搜捃，备涉艰难，新旧经诰，仅三千卷”。因《开元道藏》曾在全国十五道传写，巴蜀地区道经并非仅三千卷之数，所以杜光庭在光启二年（886）后，“重游三蜀，更欲搜扬”，只是“累阻兵锋，未就前志”[12]。

应该指出的是，在唐代官方文书中，多泛称道经总集为“一切道经”。敦煌文书S.1513号《一切道经序》说：

今者黄离遽陨碧旋虚，翔鹤可羁，奄促游仙之驾；鸣鸡载响，无复入谒之期。瞻对肃成，惨凝烟于胄序；循临博望，吊苦月于宾阶。拂虚帐而摧心，俯空筵而咽泪。兴言鞠育，感通堪胜，故展哀情，为写一切道经卅六部。龙经宝偈，还开垂露之书；凤箓英词，更入飞云之篆。九宫秘册，罄金版而无遗；五岳真筌，窥琳房而毕备。所愿以兹妙业，式祜储灵。总万福以扶维，严十仙而警卫。靡流星之琳旆，上星甸以游衿；驭驰日之琼轮，下日门而弭节。镇升光碧之宇，常安泰紫之庭；天地之所包含，阴阳之所播植。并乘六辨，俱出四途。

文中所言的孝敬皇帝，为唐高宗第五子李弘，生母为则天武后，显庆元年（656）被立为皇太子，上元二年（675）死，年二十四。此序题为御制，应为唐高宗撰写，当作于上元二年（675）或仪凤元年（676）。高宗爱子李弘死后，高宗敕写一切道经三十六部以为济度。高宗以道经济度李弘，此度人之法有道教义理的根据，唐代道经《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说道经的书写流通，“随我本心，广写供养。书写精妙，纸墨鲜明，装潢条轴，函笥藏举。烧香礼拜，永劫供养，得福无量，不可思议”[13]。《旧唐书》卷八十六《孝敬皇帝传》载“太子多疾病”。因此，唐高宗曾敕命天下道士写经，以为太子李弘祈福。敦煌道经P.2444号《洞渊神咒经卷第七》，P.3233号《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经末题记皆为“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誓魔品》说：“道言：汝等受此经二十卷，供养行住持之，身中万病自瘥。”[14]《太上洞渊神咒经》通篇宣扬受此神咒，并写经转读，能消一切疫病，有一切福利，可以万愿从心。唐高宗敕写此篇经文的用意很清楚，是期望道教的神咒经能禁断恶鬼，治愈太子的疾病。而写经的地点在长安永崇坊的灵应观，此道观的选择似乎也有象征意义。贞松堂藏[二]《太玄真一本际经》末题：

冲虚观主宋妙仙入京写一切经，未还身故，今为写此经。

当时，敦煌冲虚观、神泉观都曾有道士入长安，为太子李弘写经祈福。汤用彤先生《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称：“而为孝敬皇帝所写的道经则超过七万卷。”[15]据此可知，在麟德元年（664）至仪凤元年（676）的十余年间，都有道士奉敕为太子写一切道经。《道藏》就是传世道经的总集，唐代一切道经的传写，是《道藏》经典得以传播的方式。

二  唐代敦煌道经写本所见道教的传播

唐代雕版印刷尚未流行，社会上传诵的道经多为写本。唐历代帝王皆尊崇道教，唐王朝敕命写道经，成为倡行道教的重要举措。宋俞文豹《吹剑四录》说：“《黄帝阴符经》，唐太宗令长孙无忌写五十本。高宗又令写百二十本。”[16]《开元道藏》编成后，已在全国十五道传写流播，《混元圣记》卷九载唐玄宗于天宝七年（748）诏：

令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至郡亲劝持诵。[17]

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分十道为十五道，置十五道采访使，采访使有颁行道经之责。天宝元年（742），唐玄宗尊《庚桑子》为《洞灵真经》，《文子》为《通玄真经》，《列子》为《冲虚真经》，并于此年二月二十九日制：“其《洞灵》等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千卷，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18]唐玄宗还直接向道观颁赐道经，宋钱易《南部新书》称：“天宝十载，为一切道经五本，赐诸观。”天宝十四年（755），“御注《道德经》成，分付宫观”[19]。当时崇玄馆专置经生写经，《唐会要》卷六十四“崇玄馆”条载：

贞元六年十二月，给事中卢微奏：“太清宫崇玄馆元置楷书二十人写道经已足，请不更补置。”敕旨依奏。

崇玄馆所写道经为范本，经过严格校定，供各地转写。唐代道教写经有严格的程式规定，据《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一《置观品》，道观要设写经坛、校经堂、演经堂、熏经堂。该经卷二《写经品》，对写经的形式、书体、装潢、收藏等作了具体规定，仅写经形式就有十二相：金简刻文、银版篆字、平石镌书、木上作字、素书、漆书、金字、银字、竹简、壁书、纸书、叶书。道教重视道经的功用，认为因经悟道，因悟成真，“天人之良药，为生死之法桥”[20]。该经卷五《上清大洞真经目》，规定道士女冠所受经戒法箓，应照目录抄写，装订入藏。

早期道教经典的传播，主要依靠手写笔录。东晋王羲之写《道德经》，以换山阴道士鹅之事，在道教史上传为佳话。三茅观因有唐代褚遂良小楷《阴符经》，被视为镇观之道经墨宝。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崇道，曾在天台山桐柏观，“藏金录字经二百函”[21]，此“钱氏手写金银字道经”[22]，被视为仙经之尤异者。唐代写经之风颇盛，写经与造像成为奉道的两大功德，为道俗两界所看重。唐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写经钞》说：

《本际经》云：若复有人，纸墨缣素，刻玉镌金，抄写素治，装褫条轴，流通读诵，宣布未闻，当知其人，已入道分，名书金格，列字玉篇。[23]

P.3371号《本际经》卷一《护国品》，即有此段文字，不过“素治”为“书治”，“装褫”为“装湟”，显然敦煌本道经的文字更准确。

唐代道经在社会上广为传写，与道教兴盛的江淮吴蜀地区相比，敦煌并非道教热点区域，但藏经洞发现的古道经写本，仍有五百多件。这些道经写本，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道教在敦煌的传播。敦煌道经多系唐代写本，从敦煌道经所附写经的题记，可知分为长安写本和敦煌写本两部分。流播至敦煌的长安写经，印证了唐政府向各地颁赐道经的史实。敦煌道经中最早的卷子，是隋大业八年（612）的长安写经，S.2295号《老子变化经》末题：

大业八年八月十四日经生王俦写。用纸四张，玄都玄坛道士复校。装潢人秘书省写。

隋代长安的玄都观，其地位类似北周的通道观，是道教的学术中心。隋炀帝杨广改道观为玄坛，故玄都观亦称为玄都玄坛。玄都玄坛作为隋炀帝重视的内道场，承担了隋代官方写经之责，此由玄都玄坛道士复校的道经，作为秘书省的官方写本，得以流播至敦煌地区。

唐代长安的写经，写经人为国子监学生、经生、道士，并经过三校程序。兹举四例如下：P.3725号《老子道经卷上唐玄宗注》末题：

国子监学生扬献子初校，国子监大成王仙舟再校。开元廿三年五月日令史陈琛，宣德郎行主客主事专检校写书扬光乔，朝仪郎行礼部员外郎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扬仲昌，正仪大夫行礼部侍郎上柱国夏县开国男姚弈，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成纪县开国男林甫。

P.3233号《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末题：

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初校道士李览，再校道士严智，三校道士王感，专使右崇掖卫兵曹参军事蔡崇节，使人司藩大夫李文日柬。

P.2444号《洞渊神咒经卷第七》末题：

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道士李览初校，道士辅俨再校，道士马诠三校，专使右崇掖卫兵曹参军事蔡崇节，使人司藩大夫李文日柬。

P.2457号《阅箓紫仪三年一说》末题：

开元廿三年太岁乙亥九月丙辰朔十七日丁巳，于河南府大弘道观敕随驾修祈禳保护功德院，奉为开元神武皇帝写一切经，用斯福力，保国宁民，经生许子写。修功德院法师蔡茂宗初校，京景龙观上座李崇一再校，使京景龙观大德丁政观三校。

四件唐代长安写经题记都署记校对人姓名，由此可以推知《开元道藏》的官方写本，亦经过严格的三校程序，其编撰水平是较高的。

敦煌道士的写本占敦煌道经的大部分，这些道士中的经生、写经生、写经人书写的经卷，其题记内容则详略各异。有的题记载写经时间和写经人，如P.2475号、S.3563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S.2999号《太上道本通微妙经卷第十》，P.2369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四》，其题记皆为：“开元二年十一月廿五日，道士索洞玄敬写。”敦煌索氏是魏晋至唐代敦煌的大姓，此索洞玄写经不止这几部，兹不赘举。有的题记仅录写经人名，如S.3109号《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末题：“道士□□，道士茂林”；P.2170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圣行品卷第三》末题：“女官赵妙虚敬写”；P.2584号《老子道经上》、S.1857号《老子化胡经卷第一并序》末题：“道士索洞玄经”。有的题记仅记载写经时间、地点。如P.2361号《本际经疏卷第三》末题：“景龙二年三月十四日于神泉观写了”；P.2424号《洞渊神咒经卷第八》末题：“神泉观敬写”。有些写经题记较详，载明写经时间、地点、人物、写经缘由。如P.2861号《无上秘要目录》、S.80号《无上秘要卷第十》末题：

开元六年二月八日，沙州敦煌县神泉观道士马处幽并道士马抱一，奉为七代先亡，所生父母，法界苍生，敬写此经供养。

敦煌道经中另有一类题记，写经年月及施主姓名皆空，似属写以待售之经卷。如P.3235号《太玄真一际经卷第二》末题：

[前空]弟子比缘染患，沉痼积时，针灸不瘳，药石无损。爰发弘愿，委命慈尊，遂蒙大圣匡扶，宿疾除愈。谨抽妙宝，割舍净财，敬写《本际经》一部。愿是功德，资益弟子，九玄七祖，内外亲姻，长辞地域之酸，永受天堂之乐，傍周动植，爰及幽明，同会胜因，俱沾此福。

唐代敦煌有十座道观，尤以神泉观道士的写经最多。敦煌道经中一部分经卷，是道士为亡人追福而写。如S.3135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末题：

仪凤三年三月廿二日，女官郭金基奉为亡师敬写《本际经》一部。以此胜福，资益亡师，惟愿道契九仙，神游八境。

上海图书馆一八号文书《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二》题记说：

大周长寿二年九月一日，沙州神泉观道士索玄洞，于京东明观，为亡妹写《本际经》一部。

P.2806号《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四》末题：

证圣元年闰二月廿九日，神泉观法师汜思庄发心敬写，奉为一切法界苍生，同会此福。

在敦煌道经中，《本际经》的写本最多，据吴其昱先生的研究，敦煌写本中的《本际经》共计106件[24]。《本际经》的流行，与唐代帝王的提倡有关。《混元圣记》卷八载开元二十九年辛巳十二月：

宜令天下诸观，自来年正月一日至年终已来，常转《本际经》，老君所降以富国安民者也。[25]

《本际经》卷一为《护国品》，所以唐玄宗提倡抄写转读。唐代道士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写经钞》说：

抄写经文，令人代代聪明，博闻妙赜，恒值圣代，当知今日明贤博达，皆由书写三洞尊经，非唯来生得益，及至见在获福。《大戒》云：抄写尊经一钱以上，皆得七十四万倍报。万钱已上，报不可称。[26]

而在该经的《受持钞》中，更认为与金玉重宝的施舍相比，道经的“讲说书写受持供养功德，胜彼百千万倍”[27]。写经成为道士道学修持的重要内容，亦是唐代写经盛行的原因。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十二《杜简州〈九幽拔罪经〉验》，说杜武请古道士置道场，转读《九幽拔罪经》有灵验，古道士“因为写百余本《九幽经》，行于奉道之家，劝其持奉矣”[28]。

敦煌道经题记中最长为《十戒经》和《老子道德经》。如P.2347号《十戒经》末题：

大唐景龙三年岁次乙酉五月丁巳朔十八日甲戌，沙州敦煌县洪闰乡长沙里冲虚观女官清信弟子唐真戒，年十七岁。但为肉人无识，既受纳有形，形染六情，六情一染，动之弊秽。惑于所见，昧于所著，世务因缘，以次而发，招引罪垢，历世弥积。轮回于三界，漂浪而忘返；流转于五道，长沦而不悟。伏闻天尊大圣，演说十戒十四持身之品，依法修行，可以超升三界，位极上清。真戒性虽愚昧，愿求奉受，今赍信如法，谨诣北岳先生阎履明，奉受十戒十四持身之品，修行供养，永为身宝，僭盟负约，长幽地狱，不敢蒙原。

敦煌道经的《十戒经》写本有九件，S.6454号、P.2350号，贞松堂藏[一]《十戒经》题记行文格式同上，仅受法时间、地点、弟子姓名、法师姓名不同，可知此类题记为道士受戒之用。唐真戒受的十戒十四持身之品，可以在道经中找到此经戒法授受的根据。据张万福《传授三洞经戒法略说》，唐代道教传授的戒目中，第八种戒目就是天尊十戒十四持身品，其注文称“此清信弟子久志局所受也”[29]。按照唐代道士受法位的等级，凡得法师传授三戒、五戒的道士，则称为清信弟子。《传授三洞经戒法略说》称：“凡受戒，皆须诣师伏受抄写。”[30]这是受戒道士抄写《十戒经》的规定。除《十戒经》外，道士还受《老子道德经》，P.2347号《老子德经》末题：

大唐景龙三年岁次己酉五月丁巳十八日甲戌，沙州敦煌县洪闰乡长沙里女官清信弟子唐真戒，年十七甲午，既耳目贪于声色，身心染于荣宠，常在有欲。无极元年七月甲子日，将欲西度，而关令尹喜好乐长生，欲从明君受一言之经，老子曰：“善哉！子之问也，吾道甚深，不可妄传。生道入腹，神明皆存；百节关孔，六甲相连。徘徊身中，错综无端；胎息守中，上与天连。行之立仙，拜为真人；传不得法，殃及其身；身死名灭，下流子孙。”真戒既肉人无识，窃好不已，专志，实希奉受。今依具盟科法，赍信誓心，诣三洞法师北岳先生阎履明，求受道德五千文经，修行供养，永为身宝。断金为盟，违科犯约，幽牢长夜，不敢有言。

此外，P.2350号题记为李无上，P.2417号题记为索栖岳，P.2735号题记为吴紫阳，三位清信弟子所受经文皆为《老子道德经》。从敦煌道经题记中可看出，道士唐真戒先后受《十戒经》和《老子道德经》。据。2350号1《老子道德经》、2《十戒经》的写经题记，清信弟子李无上亦先后受此二经。《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卷下《明科信品格》载：“凡人初入法门，先受诸戒，以防患止罪；次佩符箓，制断妖精，保中神炁；次受五千文，诠明道德生化源起。”[31]据此可以推断，敦煌道经中所存九件《十戒经》的受戒人，亦必按道教经法仪轨受《老子道德经》。

三  后论

现存敦煌道经的题记，可见敦煌地区道经传写之概况，说明敦煌是大道传播之地。按照《本际经》写经人“已入道分”的记载，敦煌写经人毫无疑问是奉道之士。但敦煌道经题记中写经人、受经戒者及传度法师的姓名，似反映出奉道者主要是敦煌的汉人。敦煌作为民族宗教汇聚地，道教在敦煌及丝绸之路沿线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是否曾在少数民族中传道，是值得深入挖掘史料和研究的问题。

我们知道，道教并不仅是汉民族的宗教，道教在创立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曾有少数民族入道[32]。在历代道教的经典中，都有关于吸纳少数民族入道的教义。南北朝道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天师教》说：“观视百姓夷胡秦，不见人种但尸民。”同经之《大道家令戒》亦云：

胡人叩头数万，贞镜照天，髠头剔须，愿信真人。于是真道兴焉。非但为胡不为秦，秦人不得真道。[33]

文中“夷”、“胡”皆指少数民族，“秦”则指汉人。北周道经《无上秘要》卷七《二十四职品》载：大都功要主管“秦胡氐羌蛮夷戎狄楚越”[34]。《无上秘要》卷五十载：斋醮科仪的“出官”仪格，要出“东九夷胡老君，南八蛮越老君，西六戎氐老君，北五狄羌老君，中央三秦伧老君”[35]。唐宋时期科仪经书的“出官”仪格，都有请出“四夷”神将吏兵的内容，说明在道教的神仙世界中，包括少数民族的神礻氏。唐代道经《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主张对“夷狄”、“蛮戎”，要使之“心修正道，渐入仙宗”[36]。唐杜光庭《广成集》亦说：“夷蛮戎狄，皆知慈育之深。”[37]南宋宁全真《上清灵宝大法》主张使道法“至戎蛮夷夏正化不及、日月不照之地”[38]。《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有“治化中国，旁摄四夷”之说[39]。《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六十六说：“凡人世四夷八蛮、九州十道、六戎五狄”之人，都在道教的救度范围[40]。明张宇初《岘泉集》，亦立有“道化四夷品”[41]。道经中所谓的“四夷”，是沿袭儒家的说法，泛指中原周边各少数民族。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被合称为“四夷”[42]。

从人类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道教既有向少数民族传播大道的教义，处于兴盛时期的唐代道教，其在丝绸之路沿线的传道，必定在西域少数民族中产生影响。本文讨论的敦煌道经之传写流布，不过是道教在西域传播的一个缩影。我们知道：北朝时期关中的羌族部落有道教造像碑，西晋时期吐鲁番有早期天师道的符箓，十六国高昌时期吐鲁番地区的随葬衣物疏，更反映出当地人的道教信仰。敦煌写本中《老子化胡经》的传写，说明道教确曾致力于向西域少数民族传道。

附注：

[1]《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丙，《大正新修大藏经》第52卷史传部四第386页，台北，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出版部，1990年。

[2]《妙门由起序》，《道藏》第24册第722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下同。

[3]《妙门由起序》，《道藏》第24册第722页。

[4]张联元《天台山全志》卷11《桐柏观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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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国符《道藏源流考》第121页，中华书局1963年。

[10]《全唐文》卷501。

[12]以上参见《太上黄箓斋仪》卷52，《道藏》第9册第346页。

[15]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第350页，中华书局1983年。

[16]《吹剑录全编》第129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1819《唐会要》卷50、卷36。

[20]《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2，《道藏》第24册第749页。

[21]《天台山志·重建道藏经记》，《道藏》第11册第94页。

[22]《天台山志·重修桐柏记》，《道藏》第11册第95页。

[24]吴其昱：《敦煌汉文写本概观》，《敦煌讲座》5，《敦煌汉文文献》第77页，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

[32]张泽洪：《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与道教关系初探》，《民族研究》1997年第6期92—99页。

[42]《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纹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