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周增福财神庙又名李公祠，是一座结合道教的神灵信仰和民间民俗信仰及官方祭祀场所的综合场所。曲周县的增福财神庙创建由来已久，创建于何时，各种资料显示，其最早创建在北魏时期，即李诡祖仙逝之后，这就是位于曲周县城东街的增福财神庙。元朝人胡仲昇在他所撰写的《福善平施公碑记》中写道，“（李诡祖）既昇之后，遂立庙宇而敬致祭祀享”；明朝曲周人万历时期曾任兵部尚书的王一鹗在《重修增福庙记》中写道，“（李诡祖）既逝之后，民做庙祀之”；清末光绪年间曾任曲周县知事的王希贤在《重修增福庙碑记》中开宗明义地说道，“县治东有古祠”，“（李诡祖）殁后，遂立庙焉”；而在山东淄川在民国九年即１９２０年所编篡出版的《三续淄川县志》中的《三续仕宦·北魏·李诡祖》条中说，“（李诡祖）卒于官，民怀其德，立庙尸祝之，至今享祭不绝”；在山东荣成进士刑部主事撰文，莱阳进士礼部侍郎王垿书丹的光绪间曾任曲周县知县淄川人王希贤的墓表文中写道，“（曲周）邑有李公祠，李公北魏时为曲周令，得民心，亦淄川人，人以君为生同乡，治同邑，千余年实后先辉映也”。这些文献资料都是来之有据，确凿不移的，可谓铁证如山。充分地说明，曲周县的这座增福财神庙创建于北魏时期，距今有１５００年的时间了，可谓天下第一增福庙。

李诡祖的封号问题，历史可考的至少有四次之多。第一次，五代时期天成元年（９２６年）明宗皇帝李嗣赠封为“神君增福相公”；第二次，即第二年，天成二年（９２７年），明宗皇帝又加封为“增福灵德侯”；第三次，是在元朝天历二年（１３２９年）元文宗赠封为“福善平施公”；第四次，明朝建立后，“明兴晋祀明宦，仍唐封”。前几年张家口堡子里的财神庙在修缮过程中，曾挖掘出一块清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的石碑，碑文记载：财神庙始建于明万历九年（１５８１年），当时叫作“增福灵侯祠”；清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重修，并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今日之熙攘，为商旅之大都会，泰运天间，中外一统，寿德无疆，神灵默佑，福星永耀，民康物阜，岁富财昱，礼仪咸制，神乐隆祥”。这块碑即是李诡祖被封为“增福灵德侯”的证据。

历史上曲周的增福财神庙多次得到整修，在宋真宗咸平年间，“复修增福庙貌，其雄壮于四方”。王一鹗主持重修增福庙的时间是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己未（１５５９年）末，是时乡民宋渊，请于当时曲周知县祝斗南，名乾寿，湖广应城人。他“推诚御物，廉介不阿，裁节繁苛，民霑实惠，升御史，民立石颂德”。倡议重修。“不月而焕然”。清初时期著名的思想家顾炎武曾多次造访曲周，并且短暂寓居在曲周东街的增福庙中。从《顾亭林年谱》中可知，当时该庙的主持名叫晏如。此后，直到清末的光绪二十四年重修，时任曲周知县山东淄川人王希贤有记。进入民国后，受“庙产兴学”的影响，后殿改作第一模范小学校。据当时在其中求学的老人回忆说，当时的教室就是增福庙的大殿，平时把神像用栅栏隔开，如遇庙会或朔望之日，还是要拉开，允许善男信女行香朝拜。

增福财神在曲周等地有很多灵应的事件。金朝时期，有一次曲周发生严重的火灾，“邑罹攸灼之害，诸舍宇为之一空，惟是庙岿然独存”。后世，“今则凡值旱乾（干）水溢螟蟊疾厉之害，有祷即应”，古人赞颂道，“其福民之功何量耶。”笔者在采访增福财神的过程中，也曾多次听到过类似的事情。在1949年前，曾有曲周东街的居民多次在财神庙前看到过一只小白兔出没于增福庙中。在曲周城东的相公庄村，曾是李相公的庄园，李相公仙逝之后，也曾埋身在此；相公庄村西有一个奶奶庙，当时修改大殿的时候，即有李相公显灵相助的故事。此外在曲周大地还有《增福庙里救财蛇》、《李相公斗狐妖》、《李县官算卦》、《财神奶奶》等有关李相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