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教文化研究的全部领域中，道教音乐的研究恐怕是最薄弱的了。就我国学术界而言，鲜有学者涉足此域，而西方学人对道教的研究，也多热衷于道教与古代社会哲学思想、道教与古代科技发展水平之关系探讨，或对道教经文卷本、科范仪式的考索等，对道教音乐的研究，近乎无人问津。

就现有资料来看，20世纪较早关注到道教音乐理论研究的学者，当属陈国符。1945年，陈国符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执教期间，撰成 《道教斋醮仪源流考略稿》一书，随后，从该书中 “取其道乐一节，略事增补”，成 《道乐考略稿》，收入 《道藏源流考》，于1949年由中华书局印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研究，对当代道教音乐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假如从陈国符先生算起，那么，对道教音乐的关注，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了。

50年代中后期，宗教音乐 (主要是佛教音乐和道教音乐) 的采集、整理工作形成一定规模，进入了一个高潮，具有实证意义的道教音乐研究，自此而打下了基础。其间，较有影响的资料包括著名音乐家杨荫浏主编的《宗教音乐 ·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 (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公开出版)，这一资料中，部分地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 (包括 “应教” 和 “巫教” 音乐) 作了较翔实的文字和乐谱记录。与此时间相若，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对苏州玄妙观正一道科仪 “全符”、“全表”、“火司朝”作了较为系统地采录整理，编辑了 《苏州道教艺术集》 一册 (中国舞蹈研究会1957年油印)，其中除有文章对苏州道教音乐作简略概述外，还以 “工尺谱” 的记录方式，对上述科仪音乐作了记录。扬州市文联所编《扬州道教音乐介绍》(1958年油印)、由李石工等人记录、翻译的古谱 《佳县白云山道教经韵八套及笙管曲二十七首》 也先后相继出现。此外，杨荫浏与曹安和合编的 《苏南吹打》 及上海音乐学院李民雄编辑的 《浙江民间吹打》 二书中，也部分涉及江浙一带流传的道教音乐资料。

由于参加采集、整理工作的大部分音乐工作者对宗教义理缺乏深刻认识，而与此同时大多数宗教人员又不甚了解音乐，因此，上述阶段的道教音乐研究基本停留在记谱、稍加文字介绍说明的阶段。

进入60年代，道教音乐的研究陷入停顿。“文化大革命”十年，国家宗教政策被彻底破坏，宗教文化遭到摧残。80年代，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道教音乐研究开始复苏，并迅速掀起了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带有抢救性质的采录收集，二是开始把 “道教”与 “音乐”结合为一个边缘学科进行研究。在此期间，首先恢复了中断多年的田野调查采录工作，随之，不少地方开始陆续采集汇编道教音乐之田野考查资料。尤其是全国艺术学科重点科研项目，规模浩大的《中国民族音乐集成》规划开始实施，其中之一的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把宗教音乐列入收集范围之内，对全国各地区收集、整理道教音乐，开创道教音乐研究的新局面，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 工作的带动下，对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继以上海音乐学院陈大灿先生为主的研究人员，对上海及周边地区之道教音乐进行收集整理之后，以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为主的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 编辑部，对武当山道教音乐进行了全方位的实地考查，编辑人员从音 (音响)、谱 (乐谱)、图 (图片)、文 (文字)、像 (摄影、录像) 五个方面，较全面系统地对武当山道教音乐进行了记录与整理，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我国当代第一部道教音乐专辑——《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1987年9月，由《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总编辑部在湖北武当山紫霄宫召开的全国宗教音乐编辑工作会议，把宗教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前后，中国音乐学院的部分教师，对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作了记录整理，编印成 《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 一集 (油印本); 四川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的部分学者，也分别对川西青城山、青羊宫，沈阳太清宫、千山无量观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了采录、收集、记谱，印行了部分经韵曲谱。山东、山西、江苏等地的学者，对山东 “崂山”、山西 “恒山”、“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等地的科仪音乐的收集整理也已先后展开。

与此时间相仿，居于港台地区的部分学者，如香港的曹本冶、台湾的吕锤宽等，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道教音乐，也开始了田野考查和学术理论研究工作。

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田野资料的 积累，部分学者逐步由道教音乐的记谱整理， 开始致力于道教音乐的学术理论性研究。从散见于各期刊杂志的研究论文来看，这一时期的道教音乐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涉及道教音乐自身形态的研究。道教音乐不同于一般概念上的音乐，由于它与宗教内容的密切关联，因此，它有着固有的宗教音乐属性，并具有 “布道”、“事神”的音乐特征。特别是重清修的全真道音乐，更少具有 一般世俗音乐所具有的那样明显的娱乐功能。有学者认为： 道教仪式音乐 (主要是宫观经韵音乐) 在道众的修道进程中，它似乎不是单纯音乐形式的体现，而是将理念中的 “道” 即 “无” 转化为 “有” 的一种物化手段。它本身的意义不在于艺术性，而在于宗教性，并使其具有 “神” 的感召力。也就是说，道教科仪音乐是引导道士们更和谐地 “出神入化”地进入清虚之境界的方式之一。(见刘红： 《试论 “武当韵” ——兼谈道教音乐的哲学蕴含》，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1990.1)台湾学者吕锤宽在其《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 (1990) 一文中，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道，促进仪式产生谐和的效果，道士的存思冥想与内力的结合是主要因素，而具有催化、提升作用的媒介则是音乐，音乐是仪式中调节道场气氛的法事的力量。( 《中国音乐学》，1990.3)

道教音乐的产生与流传取决于道教活动中的行为人，而道人的道德、道行、道功如何，往往能决定道教音乐的某些属性。因此，在研究道教音乐时，对道教经韵乐师的籍贯、生辰、身世、处境、师承关系、云游行迹、道乐流派、艺术造诣等背景资料的调查就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这对于解释道教音乐自身形态中某些层次的内涵无疑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史新民在《全真·正一·伙居》(《黄钟》，1990.1)一文中，就部分涉及上述问题的分析。香港学者曹本冶在 《道教仪式主持者的训练：一个香港全真道馆的实例》(学术交流论文) 和甘绍成在 《四川道教仪式执行者的传承与传播》(香港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论文) 中，分别对香港和四川地区之道教音乐中与上述相类似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与分析。而王忠人在《试论“二泉映月”的道乐特征》 (《黄钟》，1990.1) 一文中，以二胡曲 《二泉映月》 为线索，通过对作者华彦均 (阿炳) 身世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揭示了乐师、乐曲与广义社会人文观念及现象紧密联系的客观规律。

对道教音乐自身形态的研究，还包括对特定地区道教音乐的曲目、风格、特征及它们与当地其他文化现象相互关系的研究。自80年代初以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不少成果，如山西刘建昌的 《山西宗教音乐调查报告》;史新民、周振锡的《武当山道教音乐初探》(《黄钟》，1987.2); 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 (香港艺文出版社，1988); 吕锤宽的 《台湾道教音乐源流略稿》(台湾《艺术学》，1989.3); 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 ( 《中国音乐学》，1990.4);詹仁中的 《道曲情趣管见》 (天津音乐学院学报 《音乐学习与研究》，1989.1)等等，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此外，周振锡所撰 《 〈斗姥宝诰〉试析——兼论道乐 “九旋腔” 的曲式构成原则》( 《黄钟》，1990.1) 和 《 〈萨祖铁罐施食祭炼科范〉音乐试析——兼论道教科仪音乐的套曲构成原则》 ( 《黄钟》，1991.4) 及景蔚岗的 《晋北道教音乐字谱解译的宫调问题》(山西省音乐舞蹈研究所编，《音乐舞蹈》，1990.1)，均是在道教音乐形态学上较深入研究之成果。

其二，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道乐研究。道教音乐深深地扎根于华夏文化的土壤之中，作为兼具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及民俗学等多门学科的道教音乐研究，有关道教音乐与我国传统文化之关系的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参与这一讨论的学者中，既有音乐学界者，也有道教学术界及其他文化界研究者，逐步形成了一个多方位多角度研究的格局。

刘守华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道教》，1988.2)一文中，谈到道教音乐与传统音乐的关系时，提出这样的观点，他认为道教音乐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对民间音乐有重要的影响，“如南方京族的 ‘唱哈节’，也是受道教音乐影响，以歌唱来祭神娱人，演变成为一年一度最隆重的民族节日”;另一方面，“道教音乐也引进并融合了宫廷音乐和许多民间音乐的成分，广泛吸取营养，进行自己的创造，使雅乐与俗乐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一个宝贵组成部分”。上述观点，基本反映了近年来道教音乐在该领域研究的一个具普遍性的认识，绝大多数学者都得出了道教音乐生成于中国传统文化，既广泛吸收传统文化各层面的养分，又影响于地方民俗文化的共识。诸如四川甘绍成、董阳《川西地区道教音乐调查报告》 (四川音乐学院学报 《音乐探索》，1988.2)、辽宁李玉珍《东北新韵初探》 (沈阳音乐学院学报 《乐府新声》，1990.1)、苏州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浅析》(《中国道教》，1990.4)、山东詹仁中《胶东道曲的民俗特点》(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音乐艺术》，1984.3)、台湾吕锤宽 《台湾道教音乐源流略稿》(《艺术学研究年报》，1989.3)、香港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 ( 《人民音乐》，1989.8) 等一批文论，均以各自不同地域的相关研究，支持了上述观点。

其三，涉及道乐史学方面的研究。前及陈国符先生的《道乐考略稿》，从《道藏》三洞四辅十二类5 485卷之浩繁卷帙中，翻阅札录出有关斋醮仪范的经典一百二十一种、六百四十卷，并与 《唐书》、《册府元龟》等重要史籍对照，排比推考，梳理出自东晋葛洪，北魏寇谦之，至唐、宋、元、明、清之道教音乐产生、形成、发展及演变的历史线索，是近现代较早涉足道乐史研究的重要学术论著。近年来，涉及这一领域研究的论文也不少，如谭大江 《浅谈武当山道教音乐在历史演变中的三个时期》 ( 《中国道教》，1988. 2)、蒲亨强、彭李玲《从道教音乐探寻古代音乐奥秘的若干设想》 ( 《音乐艺术》，1988. 2)、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中国道教》，1989. 1)、武艺民 《琐谈道教音乐的起源与发展》 ( 《音乐舞蹈》，1990. 1)、王忠人《道教经韵乐章与古代宫廷祭祀乐章》 ( 《黄钟》，1991. 4)、刘红 《论“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 ( 《黄钟》，1991. 4) 等等，皆是对道教音乐产生及发展进程中之相关问题的探讨。

除上述几个方面外，80年代的道教音乐研究，还涉及诸如道教音乐的民族性、道教音乐的地域性或跨地域性等层次。

进入90年代，道教音乐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其学术理论性研究更趋全面性、系统性。这一趋势集中体现在一批以道教音乐为主题的学术理论专著陆续问世。形成这一趋势，主要有如下原因：

从80年代初中期开始兴起对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之后，部分学者经过近十年的探索与研究，逐步积累了一些感性体会和理性认识，为系统性研究道教音乐奠定了基础。其中部分学者更以道教音乐作为自己的专业和主攻研究方向，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专事道教音乐的研究机构，如武汉音乐学院就设立有道教音乐研究室。不仅如此，80年代末，部分大专院校还设有道教音乐研究专业，招收高层次的研究生从事此项研究。自1991年武汉音乐学院第一位以道教音乐为研究方向的硕士毕业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央音乐学院等院校，近年还招有从事道教音乐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研究员，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了新的更高起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香港研究资助局、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设立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的 “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主持：曹本冶教授，主持助理：刘红博士)，是一项长远性的系统工程，该计划分为几个阶段，其中自1994年至1997年的项目为 “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宫观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该项目联合了海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及研究机构，对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教仪式音乐进行了较全面的系统性研究，为总体性认识和理解道教音乐，创造了极好的条件。至1997年，该项目已完成了二十余部道教音乐研究专著，将陆续在 “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系列丛书” 中，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

此外，两部大型的道教词书：《道教大辞典》(中国道教协会、苏州道教协会编，华夏出版社，1994)和 《中华道教大辞典》(胡孚琛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都分别辟有相当篇幅的道教音乐辞条，填补了历来道教辞书中缺乏道教音乐辞条的空白。

1989年，香港海峰 (Hai Feng) 出版社出版了由曹本冶撰写的 “Taoist ritual musicof the Yu-lan Pen-hui (Feeding the hungryghost festival) in a Hong Kong Taoist tem-ple”一书，这是迄今为止，第一本用外文出版的道教音乐著作。

上述著作中，《全真正韵谱辑》(1991)和《中国龙虎山天师道音乐》(1993)，是资料性的道乐谱集。从成书时序上看，由周振锡、史新民、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合著的 《道教音乐》(1994)一书，是第一本知识性地介绍道教音乐的著作，该书由道教音乐的起源和发展开篇，随后对诸如 “道教经典、道家著作中的音乐理论”、“道教宗派与道教音乐流派”、“道教音乐形态概述”、“道教音乐中的法器与曲牌”、“道教科仪与科仪音乐”、“道教音乐与我国古代宫廷音乐”、“道教音乐与我国近现代民间音乐”、“我国近现代主要宫观的道教音乐”等进行了分析和描述。该书通俗易懂，为意欲了解道教音乐的人士提供了一本基础性的教材。当然，书中所涉及的某些学术理论性问题，在深度及广度上则显得明显不足。

蒲亨强所撰《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台湾，1993) 一书，将视角放置在中国传统音乐与道教音乐文化之关系的比较上，以道教音乐的历史及自身构成特征、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内在联系为主线，探讨及解释两者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是道教音乐研究领域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论题，但美中不足的是，限于成书之时全国性的道教音乐之收集整理工作尚未完成，在无法对全国各地道教音乐作全面了解的状态下，学术界对道教音乐的认识仍处于局部或非完整性阶段，此一前提导致蒲著在一些基本的认知概念上，出现了难以避免的错误。

曹本冶等 《中国道教音乐史略》 (台湾，1996) 是一补白性的研究成果，此书问世之前，尚无一本系统梳理道教音乐起始由来之发展过程的理论专著，因此，这一成果的出现其意义也就非同一般了。但由于该书是一集体成果，由几位作者分别撰写而成，于是在行文习惯与章节连贯上，不乏不尽人意之处，而且书中触及的某些道乐史实，也显得过于粗略，有待日后新的研究成果予以补充。

台湾学者吕锤宽的近作 《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1994)，在多部道教音乐著作中有其独显之处，该书在对音乐进行描述和分析的过程中，特别注重仪式对音乐的影响以及音乐在仪式中起何种功能作用的双重关系，仪式的详细叙述和分析在全书中占有很大比例。这与内地学者较注重于音乐及其相应关系的研究有所不同，反映出两岸学者在同一领域研究中，所持有的不同角度和不同之研究方法。

如果说道教音乐研究是一个冷门课题的话，那么，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门学科正在逐步地形成一个研究热点。面对这一热点的形成，更需要研究者们对今后道教音乐研究的发展方向作出冷静思考。道教音乐研究是一门特殊的学问，自然地，对研究者也就提出了具备特殊素质的要求。就当前的情形来看，仍需要学者们多做宫观实地调查，只有这一基础工作做好做细，才有可能在道教音乐的实证性研究上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参考文献

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

蒲亨强:《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

周振锡等著: 《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

曹本冶等著:《中国道教音乐史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

来源：任继愈 主编.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第218-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