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太平军时代：帝国的眷顾与玄妙观的声望及其扩张活动

张宗璿对朝廷的忠诚以及在防卫南阳城过程中立下的赫赫功勋，进一步增进了清政府和玄妙观之间长期以来形成的密切合作关系。作为一位极具领导力的道教领袖，张宗璿的名字在道教界广为传颂，而且经常会有同道邀请他主持各种道教活动。1865年，就在太平天国起义接近尾声的时候，张宗璿的师父、北京著名的白云观方丈吕永震就曾邀请他赴北京主持一场传戒仪式。在京城白云观挂单期间，慈喜（同治皇帝的皇后）的母亲刚刚辞世不久。“皇太后哀痛所迫，乃用道家醮荐事，以伸罔极之思”。作为丧葬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成殓尸体的棺椁在正式下葬之前，曾暂时停放在白云观长达300天之久。期间，张宗璿方丈率领白云观道士为亡者举办灵魂超度仪式。据说，他“独跪坛下凡三百日，不懈益虔”[71]。

他对这次丧葬仪式的虔诚和投入深得慈喜的信任和赏识，同时也得到了公众的钦敬。[72]慈喜对他非常感激，并曾赐给他玉冠紫袍。同时还为白云观捐赠了大批银两。1867年，利用皇帝的赏赐和捐赠，张宗璿在京城白云观主持了一场大型的全真传戒仪式（a major Quanzhen consecration ceremony）。[73]

当时，张宗璿方丈在守卫南阳城过程中立下的战功及其作为一名深受帝国宠信的全真宗师的名望早已蜚声整个道教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道教宫观庙宇纷纷邀请他主持各种传戒仪式（consecration ceremonies）。太平军叛乱对道教的宫观生活和秩序造成了极大地破坏。为此，张宗璿立志要重振并进一步充实道教的宫观活动。1864年春天，就在清军剿灭太平军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开始在江南、华北平原以及满洲地区的各大全真宫观之间巡游。期间，他曾回到扬州天宝观（四年前由于太平军的侵袭，张宗璿不得不逃离这座古老的道观），并主持了作为道教丛林的天宝观的重新开放仪式（the reopening of the monastery）。后来，他又先后巡游京城、山东以及奉天等地，主持了五次以上大型的全真教受戒仪式，为多达4763名新入道的道士受戒。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恢复了这些地区道教宫观的宗教生活方式。[74]

1866年，张宗璿再次回到南阳。当时，他的声望可谓达到了巅峰。鉴于他在守护南阳城过程中做出的杰出贡献，上到南阳大小官员，下到普通百姓——具体包括士大夫，普通民众，傅寿彤及其继任者张仙保、李瀛、任恺等领导的南阳各级官员——纷纷请求河南巡抚嘉奖张方丈及其玄妙观在几年前南阳保卫战中立下的赫赫功勋。负责在南阳清剿太平军的当年盐运史和候补道傅寿彤现在已升任开归陈许道)。他代表上述官员士庶向河南巡抚李鹤年（字子和，?～1890年）呈报了请求嘉奖张宗璿的奏章。其文如下：

宗璿之有劳于南阳非一日也，南阳之民欲有以酬宗璿之劳非一人也，然则是举也非为经也，为宗璿也。非为宗璿也，为南阳也。且非直为南阳也！南阳之民，天下之民也。南阳之民之心，天下之民之心也。举而获天下之民之心！[75]

1867年农历二月二十九，河南巡抚李鹤年以傅寿彤的奏章为基础，为礼部拟写了一份奏摺，请求同治皇帝赐给张宗璿及其玄妙观明本《道藏》一部，以示皇家恩宠。[76]当年五月，礼部通过南阳知府和县令等大小官员的奏摺证实了张宗璿在守卫南阳过程中的详细情况。于是，他们按照规定向内务府转呈了河南巡抚的奏摺。（内务府掌控著皇室经卷印製和颁发）。同年五月十一，内务府上奏摺恳请同治皇帝下旨赐给张宗璿武英殿藏《道藏》一部。（武英殿是紫禁城内四大皇家图书馆之一）。[77]

1867年六月二十四，同治皇帝很快就同意了内务府的奏请。下旨命张宗璿亲自赴京接领并护送御赐《道藏》回南阳。到达南阳以后，张方丈专门在玄妙观内建造了一座藏经阁，以存放皇家所赐的《道藏》。当时，接领《道藏》的场面甚是隆重，南阳的各级政府官员和普通百姓纷纷到场祝贺。众多现职的和已经卸任的官员以及当地的士大夫精英们纷纷吟诗作赋，讚颂这一盛大场面。在很多人看来，1867年同治帝御赐明本《道藏》充分昭示了下面这一事实，即在守卫南阳城和维护清朝政治、道德秩序过程中，张宗璿个人及其领导的玄妙观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御赐《道藏》一事一方面进一步提升了久负盛名的、作为全国最为知名的道教丛林的玄妙观的声望和权威，另一方面，也成为当时南阳的道士们和广大世俗民众引以为自豪和增进地方认同的源泉。[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