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于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10)

《中国社会科学》 葛兆光

2014-07-14 17:53:49

注释:

① 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文化》,京都:人文書院,1982年。

② 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抵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汇につぃての私の歩み》, 丸山真男全集》第12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150—153頁。

③ 这些论争要点,后来也被福井文雅收录在他的著作《漢字文化圏の思想と宗教——儒敦、仏教、道教》之《上代日本と道教匕の関系》(東京:五曜書房,1998年,第271—315頁)中。

④⑤ 津田左右吉:《シナ思想と日本》,《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巻,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195、251頁。

⑥⑦⑧ 津田左右吉:《日本の神道》,《津田左右吉全集》第9巻,第2、26、20頁。

⑨ 福永光司:《津田左右吉博士と道教》,《東方宗教》第61号,1983年6月。

⑩ 福井文雅:《漢字文化圏の思想と宗教——儒教、仏教、道教》。又,福井文雅也承认,如在守庚申、尸解、北斗信仰、存思等等方面,确实有中国道教因素。见其《中国思想研究と現代》第271—315頁(東京:隆文館,1991年)。又,参见第149页。

(11) 此《宪法》之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条,对冒犯天皇及天皇家人的“犯法”行为,确定了若干罪名。

(12)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指出,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近代主义中国观”,对现实中国采取了批判的、蔑视的态度,他认为,“近代日本自认为比亚洲非洲先进的观念,是因为没有根据各民族固有的、内在的价值标准,把握其文化,也来源于将欧洲的近代当做普遍的价值标准,并单方面向其归属”。见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6頁)。李甦平中译本:《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13) 津田左右吉:《古事記及ぴ日本書紀の新しぃ研究》,《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巻,1924年修訂本,第474—475頁。

(14) 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上代支那人の宗教思想》中的论证,载《満鮮地理曆史研究報告》第六,東京:満鉄?{查所,大正九年(1920)三月。参看松本信店《津田博士の憶ぃ出》对这一情况的记载,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9巻“附録”中,1964年6月。

(15) 津田左右吉:《神代史の性質及ぴ其の精神》,《神代史の研究》,《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卷,第563—564頁。

(16) 末木文美士:《日本宗教史》(岩波新書),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2頁。

(17) 久米邦武:《神道乃祭天古俗》,《史学会雜志》第二編23号,第230頁。

(18) 在《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三年(647)四月二十一日“惟神”一词的注释(据说是平安时代羼入的)中也说到,“惟神者,谓随神道,亦谓自有神道也”。

(19) 津田左右吉认为,当时的“神道”,一是指自古传来的,作为日本民族风俗的包含了咒术的信仰,二是指神权、神力、神的地位和神本身,三是对神的思想和解释,四是特定神社的宣传的神的学说,五是作为政治和道德规范的“神道”,六才是宗派性的有组织的神道。《日本の神道》第一章《神道の語の種種の意義》,《津田左右吉全集》第9巻,第13頁。

(20) 参看黒田俊雄:《“神道”の語義》,《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附載《月報》第57期(1977年5月),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1—2頁。

(21) 度会家行是伊势神道的理论阐述者,他反对以佛教为主、神道为辅的“本地垂迹”说,有为神道扭转屈从地位,确立神本佛迹的主体地位之趋向。《类聚神祇本源》原文,收入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281—301頁)中,可以看出他相当多地使用中国文献资源,如大量引用《古今帝王年代历》、《周子通书》、《老子道经》、《周易》、《五行大义》、《元命苞》等等。

(22) 吉田兼俱清理丁当时神道的系统,一开始就指出神道分为三,一是本迹缘起,二是两部习合,三是元本宗源,他站在第三种即元本宗源的立场,认为“元”是明阴阳不测,“本”是明一念未生、“宗”是明一气未分之元神,“源”是明和光同尘之神化,这一派是以圣德太子《先代旧事本纪》、《古事记》、《日本书纪》为本,奉《天元神变神妙经》、《地元神变神妙经》、《人元神变神妙经》三部经典。不仅用中国的“三才”说法,而且书中还有“无上灵宝”、“三清”等等词汇,更有三种“灵宝”是《日本书纪》所谓镜、剑、琼玉的说法,可以看出,这种为神道重新奠基的思路,仍然有很多来自中国道教的内容。《唯一神道名法要集》原文,收入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318—333頁。

(23) 大隅和雄在《解说:中世神道论の思想史的位置》中讨论慈遍等思想的时候,也强调在“现世”问题上,神道在这三方面相当明显,并且特别指出由于中世神道理论,在论述天地开辟之后,在天皇统治国家的问题上,便有了各种正当理由,因为天皇有各种德行和能力,其中这些德行和能力的理由,有来自儒教的、也有来自伊势神道的。见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359—360頁。

(24) 参看末木文美士:《中世の神と仏》,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年。也有人认为,自成系统的神道教是德川时代才开始成立,一部分神道学者通过强调尊皇忠君,主张神道教独立,在德川后期,才由荷田春满、平田笃胤,逐渐形成复古神道,依据《记》、《纪》,反对依附佛教。

(25) 《天皇考》一开头就说,“我国‘天皇’御号,无疑是汉语而不是国语”,文中引用了像《春秋合诚图》、《史记·封禅书》、《史记·天宫书》等资料,指出古代中国有从占星术中的“北极”而来的天皇观念,有从神仙传说及道教思想中来的天帝观念,最后,他总结说“以上述事实为背景考察,可以知道(日本的)‘天皇’这一御号,还是采支那成语,多半是从神仙说等与道教有关的书籍(如《枕中书》之天皇、地皇、人皇称号等)中来的”,《津田左右吉全集》第3巻,附録4,第474—490頁。

(26) 这种说法后来被很多人接受,像中村璋八《日本の道教》就说,“日本所使用的‘天皇’这个称呼,在东汉以后已被中国人当作民族宗教的道教所使用,但是,日本所采用的‘天皇’这个称呼,在含义上和内容上,并非作为道教之神的‘天皇’,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五行说和谶纬说中的‘天皇’,仅仅是采用了汉字而已”,他批评日本有的学者主张“天皇”来自道教“天皇大帝”,“不是正确的解 释”。见中村璋八:《日本の道教》,福井康顺等编:《道教》第3册,朱越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页。

(27) 那波利貞:《道教の日本国への流伝に就ぃて》(続),《東方宗教》第4、5号合刊,日本道教学会,1954年1月,第118頁。

(28) 窪德忠:《日本における庚申待》,《東方宗教》第8、9号合刊,1955年3月。

(29) 吉田兼倶:《唯一神道名法要集》,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322頁。

(30) 坂出祥伸;《道教とはなにか》第九章《日本文化と道教》,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

(31) “八紘一宇”是神道教的说法,“八紘”出自《淮南子·原道》“八紘九野”,高诱注释中说,“八紘”就是天之八维,《日本书纪·神武纪》中说,“兼六合以开部,掩八紘而为宇”,意思就是天皇统治下的是笼罩天下的国家。

(32)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纪》记载公元603年圣德太子行“十二阶冠位制”,以德、仁、礼、信、义、智为阶,各配颜色为冠服,其中最高位的“大德”、“小德”配紫色,有人认为与中国的太一紫宫信仰有关。

(33) 《道教と古代日本》,特别是“为发达の道教研究”一节,京都:人文書院,1984年,第19—47頁。

(34) 1973年,他发表的《道教における镜と剑——その思想の源流》,不仅将道教器物研究与思想研究非常精彩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已经隐含了对日本神道信仰中的镜、剑信仰寻根溯源的意味。1982年到1987年,他连续出版了以“道教”和“日本”为题目的三部随笔式论文集,除了前面提到的《道教と日本文化》、《道教と古代日本》之外,还有一部《道教と日本思想》(京都:德間書店)。1987年,他又出版了《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和《日本の道教遺跡》(千田稔、高橋徹合作,東京:朝日新聞社)。在他的研究中非常突出的强调点之一就是道教与日本的深刻联系,不仅是“天皇”称号,日本的很多神话、传说、仪式、风俗都与中国道教的东传有关。此外,他还和上田正昭、上山春平合编了《道教与古代天皇制》,直到1990年他为岩波书店以“讲座”形式出版的《东洋思想》第三卷《中国宗教思想》所写的长达152页的序言《中国宗教思想史》里,还以《道教と八幡大神》、《〈おもろ〉の创世神话と道教神学》为题的“补论”,特别提醒读者注意道教在日本留下的深深的痕迹。

(35) 参看土肥昭夫、戸村政博合編:《天皇の代替わりとわたしにち》,中戸村政博所撰第一章,東京:日本基督教団出版局,1988年,第19—48頁。

(36) 李能和(1869—1943)之遗著《朝鲜道教史》第一章《总说》(首尔:东国大学校,1959年)。

(37) 車柱環:《朝鮮の道教》,三浦国雄、野崎充彦日文訳本,京都:人文書院,1990年,第39頁。

(38)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53页。

(39) 参见《宮崎市定自跋集》中他晚年的回忆和总结,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367頁。

(40) 宮崎市定:《天皇なる称号の由来にっぃて》,原載《思想》1978年4月号,收入《宮崎市定全集》第21巻“日本古代”,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特别参见第303頁。

(41) 末木文美士:《中世の神と仏》,第7頁。

(42) 天台神道,指平安时代(794—1192)以日本天台宗教义为基础的神道学说,认为释迦牟尼是比睿山王的本体,以此论证神佛同体,有《一实神道记》等文献。

(43) 两部神道,指两部习合神道,因以佛教真言宗教义为依据,“以佛法合于神道”,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1192—1573)逐渐形成,有《天地丽气集》等文献。

(44) 福井文雅:《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辛岩译,《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1期,第129—140页,特别参见第133—134页。

(45)(46) 福井文雅:《中国思想研究と現代》,第216—220、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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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 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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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福永光司:《道教と日本文化》,京都:人文書院,1982年。

    ② 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抵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論汇につぃての私の歩み》, 丸山真男全集》第12巻,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150—153頁。

    ③ 这些论争要点,后来也被福井文雅收录在他的著作《漢字文化圏の思想と宗教——儒敦、仏教、道教》之《上代日本と道教匕の関系》(東京:五曜書房,1998年,第271—315頁)中。

    ④⑤ 津田左右吉:《シナ思想と日本》,《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0巻,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195、251頁。

    ⑥⑦⑧ 津田左右吉:《日本の神道》,《津田左右吉全集》第9巻,第2、26、20頁。

    ⑨ 福永光司:《津田左右吉博士と道教》,《東方宗教》第61号,1983年6月。

    ⑩ 福井文雅:《漢字文化圏の思想と宗教——儒教、仏教、道教》。又,福井文雅也承认,如在守庚申、尸解、北斗信仰、存思等等方面,确实有中国道教因素。见其《中国思想研究と現代》第271—315頁(東京:隆文館,1991年)。又,参见第149页。

    (11) 此《宪法》之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条,对冒犯天皇及天皇家人的“犯法”行为,确定了若干罪名。

    (12) 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指出,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近代主义中国观”,对现实中国采取了批判的、蔑视的态度,他认为,“近代日本自认为比亚洲非洲先进的观念,是因为没有根据各民族固有的、内在的价值标准,把握其文化,也来源于将欧洲的近代当做普遍的价值标准,并单方面向其归属”。见溝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 (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89年,第6頁)。李甦平中译本:《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页。

    (13) 津田左右吉:《古事記及ぴ日本書紀の新しぃ研究》,《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巻,1924年修訂本,第474—475頁。

    (14) 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上代支那人の宗教思想》中的论证,载《満鮮地理曆史研究報告》第六,東京:満鉄?{查所,大正九年(1920)三月。参看松本信店《津田博士の憶ぃ出》对这一情况的记载,收入《津田左右吉全集》第9巻“附録”中,1964年6月。

    (15) 津田左右吉:《神代史の性質及ぴ其の精神》,《神代史の研究》,《津田左右吉全集》第1卷,第563—564頁。

    (16) 末木文美士:《日本宗教史》(岩波新書),東京:岩波書店,2006年,第2頁。

    (17) 久米邦武:《神道乃祭天古俗》,《史学会雜志》第二編23号,第230頁。

    (18) 在《日本书纪》孝德天皇大化三年(647)四月二十一日“惟神”一词的注释(据说是平安时代羼入的)中也说到,“惟神者,谓随神道,亦谓自有神道也”。

    (19) 津田左右吉认为,当时的“神道”,一是指自古传来的,作为日本民族风俗的包含了咒术的信仰,二是指神权、神力、神的地位和神本身,三是对神的思想和解释,四是特定神社的宣传的神的学说,五是作为政治和道德规范的“神道”,六才是宗派性的有组织的神道。《日本の神道》第一章《神道の語の種種の意義》,《津田左右吉全集》第9巻,第13頁。

    (20) 参看黒田俊雄:《“神道”の語義》,《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附載《月報》第57期(1977年5月),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1—2頁。

    (21) 度会家行是伊势神道的理论阐述者,他反对以佛教为主、神道为辅的“本地垂迹”说,有为神道扭转屈从地位,确立神本佛迹的主体地位之趋向。《类聚神祇本源》原文,收入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281—301頁)中,可以看出他相当多地使用中国文献资源,如大量引用《古今帝王年代历》、《周子通书》、《老子道经》、《周易》、《五行大义》、《元命苞》等等。

    (22) 吉田兼俱清理丁当时神道的系统,一开始就指出神道分为三,一是本迹缘起,二是两部习合,三是元本宗源,他站在第三种即元本宗源的立场,认为“元”是明阴阳不测,“本”是明一念未生、“宗”是明一气未分之元神,“源”是明和光同尘之神化,这一派是以圣德太子《先代旧事本纪》、《古事记》、《日本书纪》为本,奉《天元神变神妙经》、《地元神变神妙经》、《人元神变神妙经》三部经典。不仅用中国的“三才”说法,而且书中还有“无上灵宝”、“三清”等等词汇,更有三种“灵宝”是《日本书纪》所谓镜、剑、琼玉的说法,可以看出,这种为神道重新奠基的思路,仍然有很多来自中国道教的内容。《唯一神道名法要集》原文,收入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318—333頁。

    (23) 大隅和雄在《解说:中世神道论の思想史的位置》中讨论慈遍等思想的时候,也强调在“现世”问题上,神道在这三方面相当明显,并且特别指出由于中世神道理论,在论述天地开辟之后,在天皇统治国家的问题上,便有了各种正当理由,因为天皇有各种德行和能力,其中这些德行和能力的理由,有来自儒教的、也有来自伊势神道的。见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359—360頁。

    (24) 参看末木文美士:《中世の神と仏》,東京:山川出版社,2003年。也有人认为,自成系统的神道教是德川时代才开始成立,一部分神道学者通过强调尊皇忠君,主张神道教独立,在德川后期,才由荷田春满、平田笃胤,逐渐形成复古神道,依据《记》、《纪》,反对依附佛教。

    (25) 《天皇考》一开头就说,“我国‘天皇’御号,无疑是汉语而不是国语”,文中引用了像《春秋合诚图》、《史记·封禅书》、《史记·天宫书》等资料,指出古代中国有从占星术中的“北极”而来的天皇观念,有从神仙传说及道教思想中来的天帝观念,最后,他总结说“以上述事实为背景考察,可以知道(日本的)‘天皇’这一御号,还是采支那成语,多半是从神仙说等与道教有关的书籍(如《枕中书》之天皇、地皇、人皇称号等)中来的”,《津田左右吉全集》第3巻,附録4,第474—490頁。

    (26) 这种说法后来被很多人接受,像中村璋八《日本の道教》就说,“日本所使用的‘天皇’这个称呼,在东汉以后已被中国人当作民族宗教的道教所使用,但是,日本所采用的‘天皇’这个称呼,在含义上和内容上,并非作为道教之神的‘天皇’,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五行说和谶纬说中的‘天皇’,仅仅是采用了汉字而已”,他批评日本有的学者主张“天皇”来自道教“天皇大帝”,“不是正确的解 释”。见中村璋八:《日本の道教》,福井康顺等编:《道教》第3册,朱越利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页。

    (27) 那波利貞:《道教の日本国への流伝に就ぃて》(続),《東方宗教》第4、5号合刊,日本道教学会,1954年1月,第118頁。

    (28) 窪德忠:《日本における庚申待》,《東方宗教》第8、9号合刊,1955年3月。

    (29) 吉田兼倶:《唯一神道名法要集》,大隅和雄編:《日本思想大系·中世神道論》,第322頁。

    (30) 坂出祥伸;《道教とはなにか》第九章《日本文化と道教》,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5年。

    (31) “八紘一宇”是神道教的说法,“八紘”出自《淮南子·原道》“八紘九野”,高诱注释中说,“八紘”就是天之八维,《日本书纪·神武纪》中说,“兼六合以开部,掩八紘而为宇”,意思就是天皇统治下的是笼罩天下的国家。

    (32) 《日本书纪·推古天皇纪》记载公元603年圣德太子行“十二阶冠位制”,以德、仁、礼、信、义、智为阶,各配颜色为冠服,其中最高位的“大德”、“小德”配紫色,有人认为与中国的太一紫宫信仰有关。

    (33) 《道教と古代日本》,特别是“为发达の道教研究”一节,京都:人文書院,1984年,第19—47頁。

    (34) 1973年,他发表的《道教における镜と剑——その思想の源流》,不仅将道教器物研究与思想研究非常精彩地融合在一起,而且已经隐含了对日本神道信仰中的镜、剑信仰寻根溯源的意味。1982年到1987年,他连续出版了以“道教”和“日本”为题目的三部随笔式论文集,除了前面提到的《道教と日本文化》、《道教と古代日本》之外,还有一部《道教と日本思想》(京都:德間書店)。1987年,他又出版了《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和《日本の道教遺跡》(千田稔、高橋徹合作,東京:朝日新聞社)。在他的研究中非常突出的强调点之一就是道教与日本的深刻联系,不仅是“天皇”称号,日本的很多神话、传说、仪式、风俗都与中国道教的东传有关。此外,他还和上田正昭、上山春平合编了《道教与古代天皇制》,直到1990年他为岩波书店以“讲座”形式出版的《东洋思想》第三卷《中国宗教思想》所写的长达152页的序言《中国宗教思想史》里,还以《道教と八幡大神》、《〈おもろ〉の创世神话と道教神学》为题的“补论”,特别提醒读者注意道教在日本留下的深深的痕迹。

    (35) 参看土肥昭夫、戸村政博合編:《天皇の代替わりとわたしにち》,中戸村政博所撰第一章,東京:日本基督教団出版局,1988年,第19—48頁。

    (36) 李能和(1869—1943)之遗著《朝鲜道教史》第一章《总说》(首尔:东国大学校,1959年)。

    (37) 車柱環:《朝鮮の道教》,三浦国雄、野崎充彦日文訳本,京都:人文書院,1990年,第39頁。

    (38)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第1卷,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53页。

    (39) 参见《宮崎市定自跋集》中他晚年的回忆和总结,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367頁。

    (40) 宮崎市定:《天皇なる称号の由来にっぃて》,原載《思想》1978年4月号,收入《宮崎市定全集》第21巻“日本古代”,東京:岩波書店,1993年。特别参见第303頁。

    (41) 末木文美士:《中世の神と仏》,第7頁。

    (42) 天台神道,指平安时代(794—1192)以日本天台宗教义为基础的神道学说,认为释迦牟尼是比睿山王的本体,以此论证神佛同体,有《一实神道记》等文献。

    (43) 两部神道,指两部习合神道,因以佛教真言宗教义为依据,“以佛法合于神道”,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1192—1573)逐渐形成,有《天地丽气集》等文献。

    (44) 福井文雅:《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辛岩译,《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1期,第129—140页,特别参见第133—134页。

    (45)(46) 福井文雅:《中国思想研究と現代》,第216—220、1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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