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津田左右吉及其对中国道教的判断

福井和福永所说的津田左右吉，究竟是什么人呢？这要从80年前开始说起。

津田左右吉（1873—1961）在日本非常著名，曾经被称为“最大的东洋学者”，他的研究领域横跨了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宗教。从1913年到1938年间，他的《天皇考》、《神代史研究》、《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研究》、《道家思想及其展开》、《日本上代史研究》、《支那思想与日本》陆续出版。作为白鸟库吉的私淑弟子，他和白鸟库吉一样体现着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日本文化界对中国的普遍轻蔑，表现出日本要求摆脱中国历史和文化笼罩的争胜心，他的这些著作一方面深受欧洲历史学的影响，追求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一方面日本中心主义立场相当强烈，其历史学常常与大日本主义立场分不开。他的诸多观念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日本历史与文化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而不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成长的。在《支那思想与日本》一书的前言中，他反复说：

日本与中国，是各自的历史、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世界。

日本文化是经由日本民族生活独立的历史展开而独立形成的，因此与支那文明全然不同。④津田认为，过去日本知识人虽然信奉和阅读中国经典，并以此为信条，但是，这些来自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源于日本的生活世界却相背离，因此，虽然日本也引入过道教内容，甚至包括“神道”这样的词汇，但那不过是单纯的词汇输入，并不能在日本生活世界产生影响并成为信仰。⑤ 换句话说，就是尽管传入了一些知识，但并未传入道教这一宗教，所以，日本神道教与中国道教在本质上没有关联。⑥ 同样，古代日本的“天皇”称号，虽然采用了如中国《枕中书》之类文献中的成语，但这一称号中完全没有中国的意味，这就如同日本和中国同样对于作为星辰的“北极”格外重视一样，因此，他觉得使用“天皇”称号不必有顾虑。至于《日本书纪》中关于宇宙起源的说法，虽然也用了中国式的“天地剖判”这样的词汇，也只是日本人借用汉字的缘故，字词虽然相同，但是并没有背后的、中国的宗教性意义。⑦ 他反复申说，在6世纪到8世纪，一方面日本读书人受到中国文献影响，常常把原本是日本的历史、传说和故事“支那化”，逐渐在日本文献中呈现出受到中国影响的知识人思想，并与日本底层和深处的民众思想分离开来；另一方面这些文献中携带的“中国思想”，又由于被来自日本本土的新意义所叠加，因而出现了“日本化”，不能算是“中国制”。⑧ 总之，津田左右吉强调的是日本文化自有主体性，中国文化包括道教在内，虽然波及日本，在日本留下很深的痕迹，但那只是一些文字、文献上的“借用”，而不是根本性的“影响”。

按照福永光司的说法，津田左右吉作为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东洋学者，由于心中有日本维新成功的自负，因此，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道教的评价很低。比如在津田氏的《支那思想与日本》一书中，就充满了轻蔑甚至侮辱，常常说“中国人不喜欢思考或不擅长思考”、“缺乏对事物探究之心，感受性迟钝”、“非逻辑思维是中国思维的特征”、“科学文化不发达，故精神亦不可能优秀”等，而对于道教，更说“其本质是中国的民间信仰，即汇集了祈寿福而来的祈祷和咒术、相信长生不死可能的神仙学说，思想浅薄而不值得关注”。这种对道教研究相当不利的判断，甚至影响了后来日本关东地区甚至全日本的古代史学者。⑨ 可是，从一个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出身北九州的人的记忆和经验来看，福永光司觉得，津田左右吉的判断未必正确，因为北九州也有灶神信仰，也有祷旱魃，也有持竹取水于神社而求雨，也有七夕星空之下书册祈请天神等类似中国的风俗，显然，中国风俗甚至中国宗教早已传入了日本。他怀疑这是因为在明治、大正以及昭和之初，津田左右吉处在日本越来越看不起中国的时代环境中，他为了强调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优秀性，才这样贬斥中国。他说，在讨论日本与中国的文化差异性的时候，他宁可采取冈仓天心《东洋的理想》关于亚洲同一性的立场，他批评津田左右吉有两个误区，一是把中国社会与文化、思想“固定化”，二是忽略了西历4世纪下半叶以后的道教文献与思想学说，所以，津田轻率地否定道教以及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下了一个错误的结论。

然而，福永光司的这一论述再次遭到福井文雅的抨击。福井文雅在《东方宗教》第62号发表评论，批评福永光司根本不理解津田左右吉。他觉得，福永光司把津田的判断说成是对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轻蔑是不对的。他引用津田关于“研究中国要有同情之理解，否则不能洞察真实思想与生活”的话，说明津田只是在批评那些对中国文化持完全崇拜，就像儒者对儒经的崇拜和服从一样态度的人，并且认为，津田对于道教，并不像福永说的那样轻视，否则不会有《道家的思想及其展开》、《神仙思想研究》那样的力作。他特别质疑福永光司对津田氏心理的揣测，认为对于前人的异国文化研究，不能仅仅追究和批评其感情好恶，尊重还是轻蔑，只应当评论他的研究结论是否正确。仅仅追究其态度如何，那是对爱好者，而不应是对研究者的要求。他讽刺福永光司说，他是把问题从津田左右吉的研究是否正确，转向了津田的立场是否正确，这成了一种“诡辩”。

福井文雅认为，在道教对日本是有实质性的“影响”还是仅仅在文献知识上被“借用”这一问题上，福永光司并没有否定掉津田，反而是对津田结论的“补强”，福永光司的那些来自北九州的个人经验虽然可贵，却只不过是个别现象，不能扩大成为“日本人的实际生活”。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