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古层”复“古层”：关于神道与天皇

那么，日本神道教、天皇制度与中国道教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呢？

日本学者末木文美士在《日本宗教史》一开头，就指出丸山真男“古层说”有一个症结问题，即“古层”本身又是怎么来的？他指出，丸山真男在《历史意识の古层》一文中曾经以《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话开篇叙述，取出三个词“なる（成为）”、“つき（延续）”、“ぃきほひ（大势）”，并用日本的空间、族群、语言等要素，作为日本“执拗持续的低音”和“古坟时代以来的古层”。但是，末木文美士追问道，以这种所谓“不变的”观念看“古层”是不合适的，“古层”仍然是逐渐建立的。(16) 我想这是对的，日本自己常常宣称来历久远的“天皇”、“神道教”，其实，也是历史中逐渐形成的，“古层”下面还有“古层”。

先看“神道”。其实早在明治时代的1891年，受西方科学古史观的影响，久米邦武就已经指出，“神道”本来是从祭天古俗中产生的，它非宗教，所以没有“诱善利生”的思想，它只祭天，所以是攘灾招福的活动，也正因此，它可以与宗教性的佛教并行不悖，形成“敬神崇佛”的王政基础。(17) 这是有根据的。如果追溯历史文献，虽在《日本书纪》的“用明天皇即位前纪”、“孝德天皇即位前纪”中曾提到与“佛法”相对的“神道”，如“天皇信佛法尊神道”、“尊佛法轻神道”，(18) 但津田左右吉认为，“神道”这个词应当来自中国，只不过它还不是像佛教那样有组织的宗教，“神道”在日本是被多义地使用着的。(19) 另一稍晚的学者黑田俊雄则说，《日本书纪》的“神道”在世俗性祭祀与信仰中，是指“神性的、神圣的（状态）”，但它绝不是日本特有的，而是东亚三国共同的习俗性信仰，至于作为宗教的神道教的最终确立，应当在江户甚至明治时代。(20) 这个说法极具震撼性，得到很多学者包括欧美学者的支持。有学者指出，日本古代的“神道”，本是综合了巫觋方法、记纪神话、祭祀仪式、物忌制度，加上官方制度性的资源，才逐渐成熟起来的，一直到日本的中世时期，随着天皇统治的正当化需要，才出现了14世纪度会家行（1256—1341）《类聚神祇本源》，(21) 和慈遍《丰苇原神风和记》之《神道大意》。尤其是15世纪末，吉田兼俱（又名卜部兼俱，1435—1511）《唯一神道名法要集》（1484）出现，(22) 催生了与佛教区分，自立门户的自觉意识后，才使神道教内容和规制逐渐体系化，并且羽翼丰满，突显了神社和祭祀的权威、神官系谱的正统、自然和天皇的神圣，(23) 从而形成了体系化的神道教。这时已经是日本的中世末期了。(24)

再看“天皇”。日本学者经过长期考证，发现在720年《日本书纪》确立“天皇”名称之前，在不同资料中也确实曾经有过这一词汇，如推古天皇四年（596）的元兴寺塔露盘铭文、十三年元兴寺释迦牟尼光背铭文、十五年法隆寺铭文等等，在推古天皇十六年小野妹子出使隋朝的国书中，他们认为已经有了正式的“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但在《隋书·东夷列传》中的记载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由于中国文化传入日本远远早于6世纪末7世纪初，所以，即使是这些资料都可信，“天皇”的名称仍然很难说没有中国的“痕迹”。所以，津田氏在1920年发表的《天皇考》中，也说这一称号来自中国道教和中国古典，(25) 只是他觉得，这不过是“借用”了中国的词汇而已。(26)

可是，正如黑田俊雄所说，神道也好，天皇也好，前者作为日本文化根基的一个宗教，和后者作为日本政治的一个象征，维护它的历史来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对日本人来说，是从不可避免的、无选择余地的、深层和潜在的力量及价值来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