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于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6)

《中国社会科学》 葛兆光

2014-07-14 17:53:49

六、转道高句丽?道教在东亚传播的路线图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神道教”与“天皇”这两个敏感焦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道教对日本的广泛影响。就在《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四年二月,就有天皇在大和之葛城山遇见蓬莱神仙的记载,二十二年又有浦岛子受邀请游历蓬莱的故事,“蓬莱”显然是中国传说,也是道教故事。在旧天皇去世和新天皇即位的仪式中,也有“谅闇”、“奉祝”、“大尝祭”、“大飨”等等仪式,可能就来自中国古礼,与儒家和道教不无关系。(35) 如果我们接受早期道教曾经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说法,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应当是追问,中国的道教是如何传到日本的?

由于文献与实物证据的匮乏,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仍然只能是一些初步的推论。

福永光司本人相当重视“古代日本与江南道教”的关系,他认为自古以来江南的吴国就和古代日本有交流,“倭人”曾被视为吴太伯的子孙,而江南尤其是茅山道教相当重要和兴盛,因而他一直怀疑,江南的道教与巫术会对日本有深刻影响。而否认福永氏“天皇称号与道教有关”说的中村璋八则认为,“(尽管)带有建立道观与道士布教的教团道教根本没有传到日本来”,但是他也承认,5世纪前后(即应神、仁德年间),道教在江南已经合法地流传,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归化人,确实会给日本带来道教的各种内容,特别是大和朝的归化人已经在中央与地方占据了重要位置,所以他们虽然并非道士,但是会传入道教信仰知识。

应当强调的是,朝鲜是最重要的转运之道。在1959年出版的李能和《朝鲜道教史》中,作者曾经提出,与中国内地政权接壤的高句丽王朝,曾经先信奉五斗米教,然后学习了《老子》,因而渐渐受到道教的影响。(36) 这一观点在车柱环著《朝鲜的道教》进一步得到发挥。车氏引用《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四》的记载说,中国的道教应当是通过领土深入大陆的高句丽传来的。汉献帝建安二年(197),“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者甚多”,所以很可能由难民传入当时兴起的五斗米道。至于明确的文献证据,则是在《三国遗事》卷三“宝藏奉老”条《高丽本纪》中,这一记载明确地说,唐武德、贞观年间(618—649),高句丽人争相信奉五斗米道。魏晋以来在江浙一带盛行的道教沿江岸地域北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7世纪初在高句丽有了很多信仰者,所以,当唐高祖听说这一情况,便于荣留王七年(624,武德七年)赠给高句丽道士天尊像,并让他们宣讲《道德经》。而在《三国史记》卷二十一《宝藏王本纪》二年和卷四十九《盖苏文传》中,都记录了有关道教的资料。据说,当时盖苏文向国王禀报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结果得到国王支持,后来唐太宗便“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据说,高句丽国王非常欢喜,让这些道士住在佛寺中。(37)

显然,至晚在初唐时代,制度性的宗教道教在高句丽已经生根,然而零星的道教信仰恐怕更早就传入高句丽、百济等国。我们知道,日本受到百济文化影响甚深,不仅儒家经典是由百济传入,道教恐怕也可能由这一路线,相当早地传入一海之隔的日本。《日本书纪》中记载,推古天皇十年冬天,百济僧人观勒就到了日本,给日本带来了“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

在这些天文、地理、历法、遁甲、方术之书中,会没有道教的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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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转道高句丽?道教在东亚传播的路线图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神道教”与“天皇”这两个敏感焦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道教对日本的广泛影响。就在《日本书纪》卷十四雄略天皇四年二月,就有天皇在大和之葛城山遇见蓬莱神仙的记载,二十二年又有浦岛子受邀请游历蓬莱的故事,“蓬莱”显然是中国传说,也是道教故事。在旧天皇去世和新天皇即位的仪式中,也有“谅闇”、“奉祝”、“大尝祭”、“大飨”等等仪式,可能就来自中国古礼,与儒家和道教不无关系。(35) 如果我们接受早期道教曾经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影响的说法,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应当是追问,中国的道教是如何传到日本的?

    由于文献与实物证据的匮乏,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仍然只能是一些初步的推论。

    福永光司本人相当重视“古代日本与江南道教”的关系,他认为自古以来江南的吴国就和古代日本有交流,“倭人”曾被视为吴太伯的子孙,而江南尤其是茅山道教相当重要和兴盛,因而他一直怀疑,江南的道教与巫术会对日本有深刻影响。而否认福永氏“天皇称号与道教有关”说的中村璋八则认为,“(尽管)带有建立道观与道士布教的教团道教根本没有传到日本来”,但是他也承认,5世纪前后(即应神、仁德年间),道教在江南已经合法地流传,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归化人,确实会给日本带来道教的各种内容,特别是大和朝的归化人已经在中央与地方占据了重要位置,所以他们虽然并非道士,但是会传入道教信仰知识。

    应当强调的是,朝鲜是最重要的转运之道。在1959年出版的李能和《朝鲜道教史》中,作者曾经提出,与中国内地政权接壤的高句丽王朝,曾经先信奉五斗米教,然后学习了《老子》,因而渐渐受到道教的影响。(36) 这一观点在车柱环著《朝鲜的道教》进一步得到发挥。车氏引用《三国史记》卷十六《高句丽本纪四》的记载说,中国的道教应当是通过领土深入大陆的高句丽传来的。汉献帝建安二年(197),“中国大乱,汉人避乱来者甚多”,所以很可能由难民传入当时兴起的五斗米道。至于明确的文献证据,则是在《三国遗事》卷三“宝藏奉老”条《高丽本纪》中,这一记载明确地说,唐武德、贞观年间(618—649),高句丽人争相信奉五斗米道。魏晋以来在江浙一带盛行的道教沿江岸地域北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7世纪初在高句丽有了很多信仰者,所以,当唐高祖听说这一情况,便于荣留王七年(624,武德七年)赠给高句丽道士天尊像,并让他们宣讲《道德经》。而在《三国史记》卷二十一《宝藏王本纪》二年和卷四十九《盖苏文传》中,都记录了有关道教的资料。据说,当时盖苏文向国王禀报说,“三教譬如鼎足,阙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遣使于唐求道教以训国人”,结果得到国王支持,后来唐太宗便“遣道士叔达等八人,兼赐《老子道德经》”。据说,高句丽国王非常欢喜,让这些道士住在佛寺中。(37)

    显然,至晚在初唐时代,制度性的宗教道教在高句丽已经生根,然而零星的道教信仰恐怕更早就传入高句丽、百济等国。我们知道,日本受到百济文化影响甚深,不仅儒家经典是由百济传入,道教恐怕也可能由这一路线,相当早地传入一海之隔的日本。《日本书纪》中记载,推古天皇十年冬天,百济僧人观勒就到了日本,给日本带来了“历本及天文地理书,并遁甲、方术之书”。

    在这些天文、地理、历法、遁甲、方术之书中,会没有道教的内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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