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于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8)

《中国社会科学》 葛兆光

2014-07-14 17:53:49

八、桔逾淮则为枳: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差异

我们应当承认,“桔逾淮则为枳”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文化传播常常不是原汁原味,需要考虑到传播途径与接受选择两方面,对文化来龙去脉的历史学追踪,也不宜用“原旨主义”的方法。日本神道教的内容相当庞杂,来源不一,正如末木文美士指出的,给“神道”下定义“是颇为麻烦的事情”,而简单地断言神道教受什么影响而形成,也相当困难。(41)

在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间,差异最大的,可能是中国道教尽管大量吸收儒家与佛教的因素,但是无论在教义、崇拜、仪轨还是教团上,都保持了宗教本身始终的独立性,而日本的神道教则来源错综、边界模糊,而且教义庞杂,有相当强的兼容性。通常,由于宗教绝对性与唯一性的存在,宗教与宗教之间在崇拜对象、神学原理、仪式方法、教团组织等等方面有差异,总有一些难以融通的界限。在中国,佛教与道教之间,尽管在皇权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下逐渐有合流趋势,但是,仍然佛教归佛教,道教归道教,寺院与道观并不合一,僧人与道士之间仍各有规矩,拜释迦的和朝三清的,仍然井水河水泾渭分明。然而,在日本却会出现所谓“神佛习合”(しんぷっしゅごぅ)这样的宗教现象。按照一些研究者的说法,“神佛习合”是日本古代宗教最大的特征,本来是日本土产的神道之神,居然可以被置于佛教六道中“天”的范畴,作为佛教护法神,位在佛陀之下(据说这些神虽然仍未脱离轮回,但已经是六道中最高一道),本来是供奉天神的神社,居然也可以在旁建立神宫寺以供佛像与读佛经。按照古代日本神道理论的说法,神道教就是佛教,佛的法身(本身)随时应机说法,而神道的神灵就是佛或菩萨的化身(应身),如“天台神道”所谓比睿山“山王”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垂迹),(42)“两部神道”所谓伊势神宫之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之化身(垂迹)等等,(43) 因此才会有所谓“本地垂迹”等学说。以至于有人认为“神道并非特定的宗教,而是传统的习俗”。

正是因为如此,在日本需要强调本民族的自主独立,凸显日本历史和文化的悠久深厚,确立天皇“万世一系”的神圣性的时候,神道教就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民族主义潮流中,逐渐与佛教分离,不仅在14—16世纪间出现了度会家行、慈遍、吉田兼俱等人关于神道历史与理论的著作,在17—18世纪还有了吉川惟足(1616—1694)、山崎暗斋(1618—1682)、贺茂真渊(1697—1769)和本居宣长(1730—1801)这样从政治学说和宗教信仰两方面凸显日本文化的儒家兼神道学者,到了19世纪更有平田笃胤(1776—1843)这样极端复古的神道教鼓吹者。因此,在明治初年出现了“祭政一致”的强烈呼声,也引起了著名的“神佛判然”事件。为了说明日本文化的独立性,为了确立天皇制度的神圣性,神道必须拥有悠久的历史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与佛教划开界限。

可是,这些历史现象和宗教特性,在中国道教这里是完全没有过的,尽管神道教和天皇制度也许受中国道教影响,但是,我们要承认,在日本风土中生长的神道教、天皇制,他们自有更多日本文化的渊源,也自有它们全然不同于道教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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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桔逾淮则为枳: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差异

    我们应当承认,“桔逾淮则为枳”确实是一个普遍现象,文化传播常常不是原汁原味,需要考虑到传播途径与接受选择两方面,对文化来龙去脉的历史学追踪,也不宜用“原旨主义”的方法。日本神道教的内容相当庞杂,来源不一,正如末木文美士指出的,给“神道”下定义“是颇为麻烦的事情”,而简单地断言神道教受什么影响而形成,也相当困难。(41)

    在中国道教与日本神道教之间,差异最大的,可能是中国道教尽管大量吸收儒家与佛教的因素,但是无论在教义、崇拜、仪轨还是教团上,都保持了宗教本身始终的独立性,而日本的神道教则来源错综、边界模糊,而且教义庞杂,有相当强的兼容性。通常,由于宗教绝对性与唯一性的存在,宗教与宗教之间在崇拜对象、神学原理、仪式方法、教团组织等等方面有差异,总有一些难以融通的界限。在中国,佛教与道教之间,尽管在皇权高于一切的政治体制下逐渐有合流趋势,但是,仍然佛教归佛教,道教归道教,寺院与道观并不合一,僧人与道士之间仍各有规矩,拜释迦的和朝三清的,仍然井水河水泾渭分明。然而,在日本却会出现所谓“神佛习合”(しんぷっしゅごぅ)这样的宗教现象。按照一些研究者的说法,“神佛习合”是日本古代宗教最大的特征,本来是日本土产的神道之神,居然可以被置于佛教六道中“天”的范畴,作为佛教护法神,位在佛陀之下(据说这些神虽然仍未脱离轮回,但已经是六道中最高一道),本来是供奉天神的神社,居然也可以在旁建立神宫寺以供佛像与读佛经。按照古代日本神道理论的说法,神道教就是佛教,佛的法身(本身)随时应机说法,而神道的神灵就是佛或菩萨的化身(应身),如“天台神道”所谓比睿山“山王”为释迦牟尼的化身(垂迹),(42)“两部神道”所谓伊势神宫之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之化身(垂迹)等等,(43) 因此才会有所谓“本地垂迹”等学说。以至于有人认为“神道并非特定的宗教,而是传统的习俗”。

    正是因为如此,在日本需要强调本民族的自主独立,凸显日本历史和文化的悠久深厚,确立天皇“万世一系”的神圣性的时候,神道教就在一波高过一波的民族主义潮流中,逐渐与佛教分离,不仅在14—16世纪间出现了度会家行、慈遍、吉田兼俱等人关于神道历史与理论的著作,在17—18世纪还有了吉川惟足(1616—1694)、山崎暗斋(1618—1682)、贺茂真渊(1697—1769)和本居宣长(1730—1801)这样从政治学说和宗教信仰两方面凸显日本文化的儒家兼神道学者,到了19世纪更有平田笃胤(1776—1843)这样极端复古的神道教鼓吹者。因此,在明治初年出现了“祭政一致”的强烈呼声,也引起了著名的“神佛判然”事件。为了说明日本文化的独立性,为了确立天皇制度的神圣性,神道必须拥有悠久的历史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教,与佛教划开界限。

    可是,这些历史现象和宗教特性,在中国道教这里是完全没有过的,尽管神道教和天皇制度也许受中国道教影响,但是,我们要承认,在日本风土中生长的神道教、天皇制,他们自有更多日本文化的渊源,也自有它们全然不同于道教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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