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有关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的争论背后

可是，仍然有很多日本学者不愿意接受这种道教影响神道教和天皇制的说法。福井文雅一直在批评福永光司的说法，在后来的论文尤其是《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中，他逐条反驳道教影响说。比如说，他认为福永光司未能读懂《古事类苑》和《群书类从》中的一些文献。又说，据日本人淡船三海《唐大和尚东征记》，8世纪的日本政府拒绝了道教传入，因而道教从来不像佛教那样成为组织的传入日本。他认为，现在列举的若干道教内容因素，其实是一些日本很早就从中国接受的民间信仰，不能算在5世纪才形成的道教头上。(44) 他对法国学者接受福永光司说法相当愤慨，甚至把这场笔仗打到了欧洲。1985年9月，他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日法多领域学术讨论会”中的“道教与日本文化”论坛上，发表《“天皇”号の成立につぃての问题点》，既对法国学界受福永光司影响，认为“天皇”称号受到中国道教影响，而在推古朝成立的说法，表示相当不满，也认为施博尔（施舟人，Kristofer M. Schipper）认为唐高宗已使用“天皇”一称，故日本“天皇”称号可能在持统朝（686—697）成立，而前此“天皇”记载应当是后来改正的说法十分不妥。他强调，在天皇称号“成立”问题上，“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除了少量美国学者）多持日本文化为中国文化的模仿和影响之产物的观点，因此，往往偏向于接受日本上代史上的中国道教影响说，如果这样，我担心会助长这种研究的倾向，因此希望区分‘真正活的宗教性道教’和‘只是作为知识的道教’”。(45) 他的意思仍然是，道教知识虽然被日本“借用”，但是，道教宗教却不曾“影响”过日本。因为道教和儒、佛不同，“从未有组织性的传来，也没有过祀奉道教神像的教团”，而“天皇”之称也不能说是来自中国道教。(46)

也许关于道教、神道教和天皇制的历史纠葛，要想得到确切的结论，还需要继续发掘资料，还可能继续争论下去，但是，就像我在论文一开头说到的，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在这一学术论争中有以下三个启示。

第一，中日文化交涉史上的这一争论，说明历史性的学术课题背后，始终有现实性的政治因素，身处某一时代环境中的学者，很难避免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纠缠，因而具有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中，常常会带有某种现实关怀的痕迹，学者在“道”与“史”之间，常常会出现很难抉择的困境。

第二，不同国家的学者对于同一历史有不同的立场、心情和思路，这很正常。今天我们面对日本的“中国学”，其实，首先需要把它看成“日本学”，从他们自己的政治史和学术史脉络中，了解它的问题意识、思考立场、研究方法之由来，这样，才能对“国外中国学”有真正的理解。

第三，在文化交涉史中，我们需要对异国文化和历史有“同情地了解”，注意在看似相同的历史现象中，找到彼此微妙的不同，并对这些不同处进行深入的发掘，切不可简单进行比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