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碧霞元君信仰(7)

道教之音 范恩君

2014-07-29 14:06:24

不过,直到明武宗朝仍有反对祭祀元君者,《明史·石天柱列传》载:“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宫黎鉴请收香钱为修缮费。(石天)柱言祀典惟有东岳神,无所谓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礼,不可许。”然而皇帝并不因某些臣谏而禁止百姓信仰,明代曾多次修建碧霞祠。《泰山道里记》引《岱史》云:“宋建昭真祠,金称昭真观,明洪武中重修,号碧霞元君,成、弘、嘉靖间拓建,额曰‘碧霞灵佑宫’。”万历四十三年(1615)仿武当山金顶铜亭铸“金阙”及《金阙记》铜碑,天启年间又赐灵佑宫铜碑。明代尊信元君,大建宫殿,到万历年间已具相当规模。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在《东岳碧霞宫碑》中描绘道:“琼宫银阙,连岭被麓,丹青金碧,掩映层霄。香烟烛焰,若云霞蒸吐碧落间,是为碧霞元君之宫。”除了拓修庙宇,万历时还尊孝定皇太后为“九莲菩萨”,在泰山建殿陪祀元君。上行下效,帝室的举动对民众的影响可想而知。“生托黄帝室,道匹昊天妹”,当时诗人王遴《玉女池》诗中就已有元君是昊天上帝之妹,黄帝时降世的说法。

与明代国家限制道教,而帝王个人又信奉道教,特别是以武当山宫观为皇族家庙这种特点相比,清代道教政治地位更是日趋下降,然而对泰山却倍加推崇。清朝满族皇室主要信仰满族传统宗教和喇嘛教,没有对道教特别重视,几位有为的皇帝有意识地继承先进的中原文化也主要是政治措施。那么,清朝统治者尊奉泰山信仰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人们的心目中,泰山通天达地,“判注天人”,属震,为苍龙乃帝王出生腾飞之发祥地。古代地理家有“华山为虎,泰山为龙”之说,康熙帝曾遣人航海考察泰山发脉地胳,定论泰山发脉于东北长白山,亲撰《泰山龙脉论》为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寻找天命依据。据清国家典制:“国家有大典礼、大政务及征伐奏凯、河渠祈祷之事,或巡狩经过,皆命重臣致岱岳。”除沿袭明代“遣官致祭”之礼,并且还恢复了自宋真宗封禅后中断近三百年的帝王亲祭泰山活动。“康乾盛世”祭祀活动发展到高峰,康熙帝三祭泰山,两次登岱顶,遣官致祭9次;乾隆帝10次祭泰山,其中6次登岱顶,遣官致祭18次。

清朝皇帝尊信元君,虽系个人信仰,但帝王更重其教化作用,关于元君来历也就又有了一次转化。据乾隆三十五年(1770)皇帝亲撰《重修碧霞元君庙记碑》称:“而神祎、翟、珈、笄,孔晬孔愉,苟鲐、妇竖,擎芗捧萁,厥角徕辏,相与喁喁请命,则曰碧霞元君。说者以为黄帝所遣玉女,或以谓是即泰山神女,往往  背不合”,“古者治神人,和一上下,设教不为戾俗,求其指归,亦曰‘礼由义起,实以名章’而已尔。”“而泰山者,万物之始,阴阳之交,众岳之宗。以是证之,太一青元实惟其所宜乎。有生之属斋心祗祓,愿揭其虔于元君,而元君亦将其勤锡之羡。然则国家秩祀泰山之神与亿兆人奔走奉事碧霞元君之神其为翼宰元化,二乎一乎。”在此,乾隆帝采元君证“太一青元”之位说,并且特别强调碧霞元君信仰的“翼宰元化”功能。

清代民间碧霞元君信仰,在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地纷纷兴建元君庙基础上更进一步普及,更进一步世俗化。冯玉祥在《读春秋左传札记》中说:全国20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泰山行宫”(即元君庙)。清初孙承泽撰《天府广记·寺庙》载:“京都有碧霞元君庙五处,香客云集,烟雾终日缭绕;都人最重元君祠,每月初一和十五,士女云集。”而到泰山朝山进香的“自京师以南,河淮以北,男妇日千万人,奉牲牢币喃喃泥首”(《元君记》),信仰之盛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元君信仰越来越世俗化。元君圣诞庙会演化为民俗。碧霞元君上庙泰山碧霞祠及各地泰山行宫每年元君圣诞前后均有不同规模的庙会活动。元君圣诞日有正月十五,三月十五、四月初八、四月十八四种说法,后面三种说法最常见。每年农历三、四月,大地回春,草木萌发,泰山生机勃勃,实乃远足踏青的极乐世界。香客们拜神求福,踏青游名山,宗教、娱乐一举两得。京都庙会也形成民俗,《宛署杂记》卷17载:“俗传四月八日娘娘降生,妇人难子者宜以是日乞灵,滥觞遂至倾城妇女无长少竞往游之,各携酒果音乐,杂坐河之两岸,或解裙系柳为围,桩点红绿,千态万状,至暮乃罢”。盖民俗与道教节日相结合,既满足了宗教需要,又满足了娱乐要求,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至今,这种民俗在某些地区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总之,碧霞元君信仰从唐宋正式形成,它就在不断的演化中;这种演化恰是元君信仰与社会不断适应的一种体现,它在明、清时达到鼎盛正是道教影响日益扩大的反映。不过,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正统道教的元君信仰是惩恶度人;民间的元君信仰除祈祷子嗣和保护妇女、儿童外,几乎遍及生活所有领域的困难;帝王士大夫阶层的元君信仰除了和平民一样求祷子嗣康寿,更重要的是祈请元君护国庇民,特别注重其教化功能。三者信仰的差异不仅没有冲突,反而形成碧霞元君信仰的多样性,最终成为民间性道教信仰,使碧霞元君信仰千年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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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直到明武宗朝仍有反对祭祀元君者,《明史·石天柱列传》载:“泰山有碧霞元君祠,中宫黎鉴请收香钱为修缮费。(石天)柱言祀典惟有东岳神,无所谓碧霞元君者,淫祀非礼,不可许。”然而皇帝并不因某些臣谏而禁止百姓信仰,明代曾多次修建碧霞祠。《泰山道里记》引《岱史》云:“宋建昭真祠,金称昭真观,明洪武中重修,号碧霞元君,成、弘、嘉靖间拓建,额曰‘碧霞灵佑宫’。”万历四十三年(1615)仿武当山金顶铜亭铸“金阙”及《金阙记》铜碑,天启年间又赐灵佑宫铜碑。明代尊信元君,大建宫殿,到万历年间已具相当规模。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锡爵在《东岳碧霞宫碑》中描绘道:“琼宫银阙,连岭被麓,丹青金碧,掩映层霄。香烟烛焰,若云霞蒸吐碧落间,是为碧霞元君之宫。”除了拓修庙宇,万历时还尊孝定皇太后为“九莲菩萨”,在泰山建殿陪祀元君。上行下效,帝室的举动对民众的影响可想而知。“生托黄帝室,道匹昊天妹”,当时诗人王遴《玉女池》诗中就已有元君是昊天上帝之妹,黄帝时降世的说法。

    与明代国家限制道教,而帝王个人又信奉道教,特别是以武当山宫观为皇族家庙这种特点相比,清代道教政治地位更是日趋下降,然而对泰山却倍加推崇。清朝满族皇室主要信仰满族传统宗教和喇嘛教,没有对道教特别重视,几位有为的皇帝有意识地继承先进的中原文化也主要是政治措施。那么,清朝统治者尊奉泰山信仰又是什么原因呢?

    在人们的心目中,泰山通天达地,“判注天人”,属震,为苍龙乃帝王出生腾飞之发祥地。古代地理家有“华山为虎,泰山为龙”之说,康熙帝曾遣人航海考察泰山发脉地胳,定论泰山发脉于东北长白山,亲撰《泰山龙脉论》为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寻找天命依据。据清国家典制:“国家有大典礼、大政务及征伐奏凯、河渠祈祷之事,或巡狩经过,皆命重臣致岱岳。”除沿袭明代“遣官致祭”之礼,并且还恢复了自宋真宗封禅后中断近三百年的帝王亲祭泰山活动。“康乾盛世”祭祀活动发展到高峰,康熙帝三祭泰山,两次登岱顶,遣官致祭9次;乾隆帝10次祭泰山,其中6次登岱顶,遣官致祭18次。

    清朝皇帝尊信元君,虽系个人信仰,但帝王更重其教化作用,关于元君来历也就又有了一次转化。据乾隆三十五年(1770)皇帝亲撰《重修碧霞元君庙记碑》称:“而神祎、翟、珈、笄,孔晬孔愉,苟鲐、妇竖,擎芗捧萁,厥角徕辏,相与喁喁请命,则曰碧霞元君。说者以为黄帝所遣玉女,或以谓是即泰山神女,往往  背不合”,“古者治神人,和一上下,设教不为戾俗,求其指归,亦曰‘礼由义起,实以名章’而已尔。”“而泰山者,万物之始,阴阳之交,众岳之宗。以是证之,太一青元实惟其所宜乎。有生之属斋心祗祓,愿揭其虔于元君,而元君亦将其勤锡之羡。然则国家秩祀泰山之神与亿兆人奔走奉事碧霞元君之神其为翼宰元化,二乎一乎。”在此,乾隆帝采元君证“太一青元”之位说,并且特别强调碧霞元君信仰的“翼宰元化”功能。

    清代民间碧霞元君信仰,在明代中后期全国各地纷纷兴建元君庙基础上更进一步普及,更进一步世俗化。冯玉祥在《读春秋左传札记》中说:全国20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泰山行宫”(即元君庙)。清初孙承泽撰《天府广记·寺庙》载:“京都有碧霞元君庙五处,香客云集,烟雾终日缭绕;都人最重元君祠,每月初一和十五,士女云集。”而到泰山朝山进香的“自京师以南,河淮以北,男妇日千万人,奉牲牢币喃喃泥首”(《元君记》),信仰之盛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元君信仰越来越世俗化。元君圣诞庙会演化为民俗。碧霞元君上庙泰山碧霞祠及各地泰山行宫每年元君圣诞前后均有不同规模的庙会活动。元君圣诞日有正月十五,三月十五、四月初八、四月十八四种说法,后面三种说法最常见。每年农历三、四月,大地回春,草木萌发,泰山生机勃勃,实乃远足踏青的极乐世界。香客们拜神求福,踏青游名山,宗教、娱乐一举两得。京都庙会也形成民俗,《宛署杂记》卷17载:“俗传四月八日娘娘降生,妇人难子者宜以是日乞灵,滥觞遂至倾城妇女无长少竞往游之,各携酒果音乐,杂坐河之两岸,或解裙系柳为围,桩点红绿,千态万状,至暮乃罢”。盖民俗与道教节日相结合,既满足了宗教需要,又满足了娱乐要求,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至今,这种民俗在某些地区仍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总之,碧霞元君信仰从唐宋正式形成,它就在不断的演化中;这种演化恰是元君信仰与社会不断适应的一种体现,它在明、清时达到鼎盛正是道教影响日益扩大的反映。不过,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正统道教的元君信仰是惩恶度人;民间的元君信仰除祈祷子嗣和保护妇女、儿童外,几乎遍及生活所有领域的困难;帝王士大夫阶层的元君信仰除了和平民一样求祷子嗣康寿,更重要的是祈请元君护国庇民,特别注重其教化功能。三者信仰的差异不仅没有冲突,反而形成碧霞元君信仰的多样性,最终成为民间性道教信仰,使碧霞元君信仰千年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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