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道教对蒙古贵族的影响

道教对蒙古王室的政治文化策略发挥了重要影响，在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领域中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全真教的邱处机以古稀之年，不辞长途跋涉戈壁之艰辛，奉诏西觐去教化一代天骄开始，道教积极地以汉文化影响蒙古王室及其达官贵人。从邱处机率领弟子赴西域大雪山西觐元太祖成吉思汗开始，道教就积极地以汉文化影响蒙古上层贵族。

李志常撰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对此记载亦详，成吉思汗叫手下的人将邱处机以孝治国的言论记以回纥字，邱请遍谕国人，上从之。又集太子、诸王、大臣曰：“汉人尊重神仙，犹汝等敬天，我今愈信真天人也。”要他们切切牢记邱处机教诲之言论。后来，成吉思汗出猎坠马，邱处机抓住其迷信天威的心理，又乘机游说了一通“天道好生”的道理，劝他宜少出猎。成吉思汗心服口服地说：“联已深省神仙劝我良是”，并对身旁侍候的吉息利答刺汗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从此有两个月都不出猎。[15]通过邱处机的努力说教，成吉思汗及其手下的一些蒙古帝室成员和达官贵人已能接受汉民族的政治宗教观念。邱处机离开蒙古草原之后，成吉思汗仍对他念念不忘，宣差相公劄八传旨：“自神仙去，朕未尝一日忘神仙，神仙无忘朕，朕所有之地，爱愿处即住，门人恒为朕诵经祝寿则嘉。”如此看来，则经邱处机的游说布道，成吉思汗也开始崇奉道教了。

擅长骑射的蒙古族中的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只有学习汉法，才能治好汉地，使中原地区长治久安。因而邱处机在西觐成吉思汗时，早已将战略矛头指向中原。成吉思汗询问了长生久视之道后，又问以“为治之方”，邱处机强调以敬天爱民为本，实行不嗜杀人的仁政，选派贤良的官员，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要以孝道治国。这些治国保民之理都深受成吉思汗的赞赏，他发自内心地说：“神仙前后之语，悉合朕心”，叫左右把这些金玉良言记录下来。不仅要亲自览阅，细心领会，终将行之；还要求太子、诸王、大臣都要各当铭诸心，以保障其政治文化策略的连续性。对手下的人说：“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他”，视邱处机为良师益友。表明了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贵族已确立了认真学习汉法，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治文化策略。

蒙古太宗窝阔台奉行成吉思汗的既定策略，在如何治国保民方面也多征求高道们的意见，多次召见李志常，“咨以治国保民之术”。1255年12月，太宗对李志常说：我想让天下的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然而找不到与我同心协力的人，怎么办？李志常又乘机给他灌输儒家的治国思想，答道：自古圣君有爱民之心，则才德之士必应诚而至。因历举勋贤并用，可成国泰民安之效，上嘉纳之，命书诸册。自午末间入承顾问，及灯乃退。[16]想来当谈得十分投机。当时从蒙古草原入主中原的蒙古王室和达官贵人，确实对如何治理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高于蒙古草原的中原地区缺乏经验。其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对能征善战的蒙古人来说，治理汉地比征服汉地还难，可以用征服北方游牧民族的方法来征服汉民族，却不能用治理蒙古草原的方法来治理中原，只有走以汉法治理汉地的出路。注重儒学修养，提倡三教融通和“外儒内道”的全真派高道们，在此关键时刻雪中送炭，积极主动地充当了蒙古统治者学习汉法的忠实老师。

邱处机逝世后，其门徒们仍积极地给蒙古王室和上层贵族灌输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李志常于“己丑(1229)秋七月见上(蒙古太宗窝阔台)于乾楼辇。时方诏通经之士教太子，公进《易》、《诗》、《书》、《道德》、《孝经》，且具陈大义，上嘉之。冬十一月，得旨方还。……癸巳(1233)夏六月，承诏即燕京教蒙古贵官之子十有八人，公荐寂照大师冯志亨佐其事，日就月将，而才艺有可称者。”[17]推荐汉民族儒道文化方面的代表作为太子的教材，李志常承诏教蒙古贵官子弟“读《孝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庶几各人于口传心受之间，而万善固有之地日益开明，能知治国平天下之道，本自正心诚意始。是后日就月将，果皆克自树立，不惟惧获重用，复以才德见称于士人。”[18]而且，冯志亨还从汉人名家子弟中选性行温恭的男孩为伴读，不仅让这些蒙古贵官子弟学会了汉文化，还使他们从小就学会与汉人友好相处，教学达到了其中“才艺有可称者”的效果，让这些今后能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一个伟大帝国命运的关键人物们从小了解和认识汉文化的价值，培养他们对中华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的文化的认同，对于保存汉族传统文化和在一定程度上“汉化”蒙古上层贵族，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元王室选中高道们作为其学习汉法、治理汉地的良师益友，固然与当时汗廷尚无合适的儒士有关，[19]同时也由于高道们大多出儒入道，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提倡三教融通，力求融儒入道的全真教高道们，大部分都有很深的儒学功底。其中的一些人原是儒士，如天乐道人李道谦为豪家子，原“在儒者籍，时兵事方殷，遂改着道者服。”[20]李“真常(志常)本儒者，”[21]他还收容了一批走投无路的儒士为道士，“河南新附，士大夫之流寓于燕者，往往窜名道籍，公委曲招延，饭于斋堂，日数十人。或者厌其烦，公不恤也。其待士之诚，类如此。”[22]《黑鞑事略》载：南宋使者徐霆于1235年出使燕京时，也眼见有一些亡金的士大夫“去为黄冠”，而在全真教的“长春宫多有亡金朝士”[23]。因而，全真教有资格和充分的师资力量充当蒙古贵族学习儒学的老师。而对于当时的封建儒士阶层来说，在长春宫协助李志常、冯志亨教授达官贵人的子弟学习汉文化，“既免跋焦、免贱役，又得衣食，”其处境当然比那些“混于杂役，随于屠沾”的士大夫们优越得多。

1229年，窝阔台诏求通经之士以教授太子时，选中了出儒入道的李志常充当传授儒家治国思想的导师，并因此而获得窝阔台的嘉奖。1233年，太宗窝阔台干脆将成立国子学的任务也交给李志常去全权办理，李志常与另一高道冯志亨将儒学的国子学设在“多有亡金朝士”，养着一群儒士的全真教首脑机关长春宫内，把汉民族治国平天下之道传授给蒙古贵官子弟。仅1255年，李志常就多次被宪宗召见，咨以治国保民之术，成了皇上的政治文化顾问，表明成吉思汗的后继者奉行其认同于汉文化，拜高道为师，以学汉法治理汉地的政治文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