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诡祖是北朝元魏（一说是三国曹魏）时的曲周县（时名曲梁）令，一说是县宰，因其一心为民谋福利，仙逝之后，老百姓为之立祠纪念，后世逐渐神格化，先后被后唐明宗、元文宗、明太祖等古代帝王册封为神君增福相公、灵德候、福善平施公等名号，逐渐成为为民间所广泛信仰的增福财神，成为中国财神体系中的重要一员。现存顺治、乾隆、同治、民国《曲周县志》均称其“家世淄川”。兹从淄川的历史地理沿革角度予以考证如下：

第一，李诡祖生活的时代，尚无“淄川”的建制。也就是说，其作为曹魏时期抑或元魏时期的曲梁宰、曲梁令，李诡祖在他生活的时代是绝对不会被认可为淄川人的。淄川这个地名是在隋朝才出现的，因其地邻淄水而得名。从史证来看，所谓的李诡祖生活的时代，如果是三国曹魏时期呢，嘉靖《淄川县志·卷之一·沿革表》，“东汉为盘阳县；（西）晋属乐安国，又省入莱芜县”；与南北朝的北魏对应的时代是，“刘宋（以南朝为正统），改置贝丘县，属东清河郡”；之后的“北齐又为盘阳县，属青州。”隋开皇十八年，改贝丘为淄川县。

淄川的地名在李诡祖生活的时代，或名贝丘县或名盘阳县。其名贝丘，来历不明。盘阳的得名则是由于其位于盘水之阳的缘故。这应该是不容置喙的。从三国曹魏建立的公元220年记，抑或从元魏建立的公元386年记，到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即公元598年，分别是378年和212年，在这几百年的时间内都是没有淄川存在的，以此说李诡祖是淄川人显然与事实是不符合的。

再者，有关李诡祖“家世淄川”之说，始见之于明版《曲周县志》等河北的方志史籍上，这里是最其任职的地方。于此同时，明朝期间淄川的治域就一成不变了呢？其实也不尽然。隋代直到明清，淄川的管辖区域一直是在变化之中的。嘉靖《淄川县志·卷之一·沿革表》，“皇明，改淄州为淄川县，仍隶济南府，编户八十二里，永乐间，割孝归德二乡属青州府益都县，今止六十里。”因此，该版本的《淄川县志》的编纂者感慨说，“永乐之间复割二乡以他属，则又八分去二矣。”乾隆《淄川县志·卷一·沿革》，“淄川为道为路为州皆兼辖数县，南至临沂（按临沂即今沂州），东至胶莱，其地甚广”，“自明洪武十二年改州为县，附隶济南，其地渐狭矣”，“今于雍正十二年割淄川之南境，又析益都、莱芜之交界地，另置一县，赐名博山而淄境益隘。”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知道，明朝永乐时期，淄川的二个乡划归益都县管辖，清代雍正年间，博山又是从淄川中分割出来的新建县。因此，今天的淄川和隋朝及明朝以来的淄川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因此我们就不能排除李诡祖是益都或者博山一带的人。

三则，网络上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李诡祖是今天淄川洪山镇“五松山”的人士。所谓的“五松山”的结论，乃是起始于一个网文，也就是一个托名李毅的《建议曲周发展增福财神文化，打造财神之乡》及其中所谓的流行于邯郸地区的《五月初五迎财神》的民谣，经考证，此建议纯粹属于有心人士代笔，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李毅”本人，邯郸本地也没有该民谣的流布，把这种来源于互联网上不可考证其出处的文字，并把其作为证据链是非常苍白无力的，根本无法服众。为了证实，本人曾于2013年亲临邯郸市委宣传部查询，经了解，无论在岗、离退休或者去世者，均是查无此人，也证实了此前我向我向多位曾在邯郸宣传系统工作过的多位老乡打听的，他们根本不了解也没有听说过所谓“李毅”这个人。由此可以断定“李毅”当系“子虚乌有”之人罢了。

据了解，就淄川的洪山镇“五松山”这个地方来说，该地也向来没有财神庙或者李相公坟墓，而对于淄川人来说，这里对他们印象最深的是火葬场就位于这里，它甚至是火葬场的代名词。每到清明这里才会很热闹。

据说淄川区洪山镇的前身的明朝的仙人乡，《淄川区志·第二十六编·乡镇街道概况·第一章·第一节·洪山镇》，其中《建置沿革》云“1949年，洪山镇隶属淄川县洪山区。”因其为二轮修志，此前情况不载，其书《自然地理》云，“洪山镇位于淄川城东，镇机关驻地距区政府所在地 4公里。主要山脉有五松山、北玉山、玉顶山。其中，玉顶山最高，海拔648.8米。”可见，五松山上也没有一丝一毫的与李诡祖相关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