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教史上，汉代《太平经》、《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三书被认为是道教信仰和理论形成的标志。其中，《老子想尔注》借助对先秦道家经典文本《老子》的注释，提出了一系列道教教理教义方面的初步原则。其注解以脱离老子原义为基本方法，是最早最彻底将《老子》予以宗教化的老子注本，无论是在道教史上还是在老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想尔注》对《老子》的宗教化注释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对“道”的宗教解释，二是通过注释建立起“道诫”的权威。本文拟从老学史的角度，具体剖析《老子想尔注》之“道诫”是如何通过注解《老子》建立的，并分析它的内容、特点及其在道教史上的意义。

一、信道守诫

据笔者统计，“诫”字在《想尔注》中共出现了45次，其中以“道诫”之名出现了19次。敦煌写卷《老子想尔注》只残存道经部分的注释，若按照《老子河上公章句》的章次排列原则进行统计，则共残存三十六章，其中有二十多章涉及道诫。可以说，《老子想尔注》的宗教化注释绝大部分都是围绕道诫展开的。其中，“信道守诫”是《想尔注》注解《老子》时提出的一个基本宗教原则。

宗教戒律是构成宗教的要素之一，因为宗教的灵魂是信仰，而宗教信仰的核心内容是宗教信条和教义，宗教戒律就是约束信徒坚持宗教信念和信条的一种强制性原则。南梁朝道士孟安排《道教义疏》对戒律的解释是：“戒律者，戒止也，法善也；止者，止恶心口，为誓不作恶也。”这即是说，道教戒律有两层作用，一是“止恶”，即提醒信徒不做恶事；二是“法善”，即引导和监督信徒为善不为恶。《想尔注》中的“道诫”即是以善恶来警醒信徒，规定信徒必须止恶法善。

在《想尔注》中，“道诫”首先是道徒行动的唯一准则。它在注解“安以动之徐生”时说：“人欲举事，先考之道诫，安思其义不犯道，乃徐施之，生道不去。”[1](第19页) 要求人们在有所行为之前，必须先思考这个行为是否符合“道诫”，只有深思熟虑，确认不会违犯“道诫”后，才能逐步施行自己的行为，如此，则长生之道不离。这就把“道诫”与道教的最高追求“生道”紧密联系起来了。

那么，人为什么要“考之道诫”呢？《想尔注》注“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云，因为“气”聚而为太上老君，太上老君是“道”的代言人，他“布道诫教人”[1](第12页)，“道诫”是“道”的意识的体现。人们只有“守诫不违”，才能守一不失。这样，《想尔注》就把人为的行为规范转化为神的意识，使“道诫”权威化和神圣化了，“道诫”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宗教意义。

《想尔注》一再声称，道诫不可违，不可犯。如“道贵中和，当中和行之，志意不可盈溢违道诫。”（注“道冲而用之不盈”）无论治国还是治身，无论是帝王还是一般信众，都要遵守道诫。帝王治国，“疾要在帝王当专心信道诫也”（“注国家昏乱，有忠臣”），帝王的行动不能违背“道诫”，否则会“伤王气”（注“动善时”）。一般人“保身”，也要“奉道诫”，才能“神成僊寿”（注“故贵以身于天下”）；“结志求生”，也需“务从道诫”（注“善结无绳约不可解”）。

“道诫”虽然是以神的意志发挥作用，但神要真正发挥作用，道诫要真正起到约束效果，并非易事，故《想尔注》声称：“道诫甚难，僊士得之，但志耳，非有伎巧也。”（注“强行有志”）仙士意志坚定，能够严守道诫，而一般人缺乏仙士的意志。当人们不遵守道诫或者有违道诫时，特别是有恶行时，应该如何应付呢？《想尔注》在注解《老子》“佳兵不详”时说：“不得已而有者，辄三申五令，示以道诫，愿受其降。不从者当闵伤悲泣之，如家有丧，勿喜快也。”《想尔注》把“兵”看作“凶事”，“非道所憙，有道者不处之”，所以对于“乐兵乐煞”者，要三申五令，示以道诫，用道的威慑力量使对方屈服，这是就治国、用兵而言。那么，对个人修身而言，则不仅需要外在的约束，还必须“自威以道诫，自劝以长生”（注“挫其锐，解其忿”），即自觉地以道诫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以追求长生为修道目的。《想尔注》还要求人们正确对待善恶，在注“太上，下知有之”时说：“知道，上知也，知也。恶事，下知也。虽有上知，当具识恶事，改之不该为也。”“知道”，就是认识善，认识善，才是上知。有上知还不够，还须对恶事有充分的认识，当恶事发生时要能阻止它。它还要求“善人”帮助“恶人”改过，用“道诫”为“恶人”“说善”，用“善”使“其人闻义则服”，去除邪恶，改正错误。同时还要“就申道诫示之，畏以天威，令自改也”（注“其次畏之”）。也就是说，要向恶人申明道意，诫示恶人，以天神之威使恶人有所畏惧，使其自觉改过。

《想尔注》中的戒条非常多，几乎凡是与“道性”相违的，都是需要“道”予以诫示的内容。由于经典注释的特殊性，这些戒条大多是根据《老子》原文的逻辑和顺序零星表达出来的，缺乏系统性。注文中的“道诫”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名词”出现的，但“道”和“诫”也往往分开作为主谓语使用，即“道”作为人格化的神，对人们进行“诫示”或“警诫”。如注解“挫其锐，解其忿”：“锐者，心方欲图恶；忿者，怒也，皆非道所喜。心欲为恶，挫还之。怒欲发，宽解之，勿使五藏忿怒也。忿争激，急弦声，所以者过。积死迟怒，伤死以疾，五藏以伤，道不能治，故道诫之，重教之丁宁。”“道”在这里就是以人格化的神出现在人们面前，对人们进行谆谆教诲。又如注：“名成功遂身退，天之道”：“名与功，身之仇，功名就，身即灭，故道诫之。”道教认为名和功是养生之大敌，所以“道”要教诫人勿逐名贪功。

与“道诫”相关的还有另一个词“道意”。如“道用时，帝王躬奉行之，练明其意，以臣庶于此，吏民莫有不法效者。知道意贱死贵仙，竞行忠孝质朴，悫端以臣为名，皆忠相类不别”（注“国家昏乱，有忠臣”）。又说，“守朴素，合道意矣”（注“故贵以身为天下”），“见求善之人，晓道意，可亲也”（注“其次亲之誉之”），“人举事不惧畏道诫，失道意，道即去之，自然如此”（注“同于德者，德得之”），“道隐却观，乱极必理，道意必宣，是以帝王大臣，不可不用心殷勤审察之焉”（注“执大象天下往”）。这些引文中的“道意”，相当于道的意愿之义。而道的意愿，实际上就是“道诫”，但它又不完全等同于道诫。“道意”既可以是道诫，也可以是道诫所要达到的目的。道诫可以转化为道意，也就是说，可以从客观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的一般法则转化为具有感情色彩的“道”的主观意愿。人们遵守道诫，就是合“道意”，否则，就是“失道意”。道诫既是道意的一部分，也是道意得以实现的工具。《想尔注》注“爱民治国而无知”云：“人君欲爱民令寿考，治国令太平，当精心凿道意，教民皆令知道真，无令知伪道耶知也。”这里的“道意”即是指一种意图或者意愿。也就是说，人君治国应该尽力领会道的真实目的，分清真道与伪道的区别。然而“道意”这个概念并不是《想尔注》的创造，检之于汉代道经《太平经》，“道意”也多次出现，如“是故贤圣明者，但学其身，不学他人，深思道意，故能太平也。”[2](乙部《录身正神法》) “天行道，昼夜不懈，疾于风雨，尚恐失道意，况王者乎？”[2](乙部《守一明法》) 此“道意”的含义和《想尔注》“道意”的含义几乎完全一样。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想尔注》的确借鉴和吸收了不少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思想，并进一步把《太平经》中的“道诫”思想和神的意志、长生的宗教追求结合起来了，使《老子》完全演变为了宗教的《老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