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当代道教面对的全球化情境，是它必须回应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从自己本体的传统智慧，对这个体系带来的各种弊病，提出解决之道。同时，不能否认，现实世界的资本主义体制是以大大小小的企业作为最基本的运作单位，其中有些企业不仅是跨国也跨文化的单位，实力也超过若干小国的经济体，堪称“富可敌国”。而当代的人际关系，也已经不仅是中华传统中认为常态固定的“五伦”，人们更多时间都是在处理不见得常态固定的“雇主与员工”、“上司与下属”、“供应商与代理人”、“销售者与消费者”的关系。道教所关心的慈悲、诚信与公道等等信仰价值观，出现负面的现象，包括环境生态的破坏、黑心产品问题，更多表现在这些关系上。因此，若道教没有一套建构在自身传统回应当代的企业责任观念，道教也无从落实在现实的环保议题，建议大众从道教的经验，人们可以怎样处理他们观念与实践。

而且，自全球资本体系进入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流影响，体系制度潜移默化人们待人处世的思想态度。彼得•辛格这位《大英百科全书》伦理学篇的作者，在1993年总结日本企业伦理，对於西方一度惊叹日人承继东方传统的企业观念，也还是下了一个“没有全球正义”和“不关心全球生态”的结论：“在日本人对群体强烈承诺的另一面，却是对大众利益或者全球环境薄弱的责任感……尽管日本为我们的利己观提供了一个比西方个人主义更具重要优势的替代选项，但它却缺少了一个足以带来国际正义和拯救全球生物圈的宏观。基于同样的理由，它也不能解决个人利益和真实伦理生活方式之间的紧张关系。终究而言，无视于对外来者所造成的伤害，而追求个人归属的集体利益，并不会比一心一意地追求一己之私，更能取得伦理上的合理性。”[彼得•辛格著、周家麟译：《生命如何作答？——利己年代的伦理》，台北：御书房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第164-165页。]这样的结论，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当代各国的企业，一方面是处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受到其中各种负面影响，一方面又被各国政府赋予“法人”地位的“企业公民”，因此被认为对公众必须有责任、有义务，所涉及公众层面的企业责任问题往往与企业对公众资源的态度有关，简单的说，也就是生态保护、节约资源等环保课题。当代道教要回应这样一个全球社会的危机，或者应该从过去对“人”的教诲和戒律发展出一套针对“法人”的企业责任观念框架，作为道教徒自觉的共识，并且可以让他人欣赏道教传统回应当代议题的生命力。

谈论当代生态环保必须回归道教本体立场

道教谈论环保和生态课题，必须回归到自己的立场，确定道教徒是跟随自己宗教的宇宙观，看待人与万物的关系。否则，一旦涉及当代议题，道教徒讨论问题出发点，提出的观念和立场并非自己的宗教观点，也无从从自己的宗教观点出发，就会在现实中呈现道教缺席当代议题的状态，长远不利于道教思想对人类多元思考的贡献。这裡头涉及道教如何看待宇宙万物起源、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简言之，道教的宇宙观、生态观、环保观，原本便有完整的认识系统。道教谈论包括环保等当代议题，必须是从道教的创世论出发，说明自己有关心议题的传统和传承，有关心议题的答案。

道教创世论认为天下万物是在“道”的作用下秉天地之气而生。较早期道经《太平经》有说，天地人同一元气分为三体[ 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第236页。]，以後宋代总结的《元气论》说：“人与物类，皆禀一元之气而的生成”[ 张君房：《云笈七签》，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版，第401页。]正因如此，同样说法屡屡以神圣论道的姿态出现在道教经典，开教启信。如《太上长文大洞灵宝幽玄上品妙经》就说：“人是万物之首页，头圆足方，上阴下阳，皆同於天地……天有万象，人有万神；天有八极，人有八脉……地有草木，人有毛髪，地有江湖，此者无不应於天地”。[ 《太上长文大洞灵宝幽玄上品妙经》，《道藏》第20册，第1页。]而道教一旦涉及修道实践，如彭晓提到魏伯阳对《周易参同契》，则是“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 《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道藏》第20册，第131页。]而元朝陈致虚注解《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也提到互相参照人体和天地现象，对理解大道很重要：“一上一下，俯观仰察，可以赜其机；一始一终，度数筹算，可以得其理”。[ 《太上洞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注》卷下，《道藏》第2册，第426页。]

由此可见，以秦汉到唐宋元明以来的道教典籍为例，道教对自然、对环保、对生态平衡的重视，本来就是教内传统，源自其自古以来秉承先秦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和道家强调的“道法自然”，站在认识到人体与天地万物是同源、同秉、同体、同构、同律的立场，由人类爱惜自己的同理同情出发，支持信众心底爱惜万物的感受，并深信对万物的态度最终会影响到与万物同构同律的人类自身。若对照《易传•系辞下传》和《易传•说卦传》的思路：天、地、人的秉性不同，阴阳为天之道，柔刚为地之道，仁义为人之道，但阴阳、柔刚、仁义三者本来就是同一源头的不同体现。[ 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版，第123，125页。]道教秉持的这套宇宙观，说明它作为宗教，坚持着先秦中华文化的传承。也由於这样的宇宙观，道教才建构出入道者要认识大道、要认识宇宙，必须从“修道於身”入手的信仰传统。[ 《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7页。]而《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则是根据孝道、慈悲和爱护动植物源於同理同情心识的内在联系，提到“怜愍一切动植物之类，孝道慈悲，好生恶杀”。[ 《元始洞真慈善孝子报恩成道经》《道藏》第2册，第31页。]

从这整套教义去理解，道教认为自然界各种现象背後有神明的崇拜，以至认为万物皆有主宰之神，其实不是多神论，而是渊源於对於道在万物的认识。道教信仰“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人与万物都是由道化生，道在生成万物之後，并未离去，存在於每一事物之中的道，称为“德”，而万物的主宰神明又是“道”在该种事物的“德”性之精神显现，则首先应知神明所喜所怒都是建立在人们是以慈悲与公道或相反的心情出发、做事是尊重或违反事物的规律。这样一种将万物提升至有“神”的尊重，是建构在承认人事法则与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上的内在联系，人对主宰万物的大小神明怀着感恩心崇拜也是这种联系的报本反始，如何发现“道”在万物之中的规律，即是更好处理人神关系，成为道教教义格物致知的特色。这不见得带来迷信鬼神而让生产力停滞不前，反而因为道士寻求在万物与神道相合，促进了科学的发展。

也只有理解道教的整套创世教义，才能更好去理解道教各种为因应不同修道需要而定下的戒律，背後是有教义思想作为指定戒规的根据。我们看像《上清洞真智慧观身大戒文》裡头，不仅规定学道者自己不得无故斩伐植物或叫人斩伐植物，还规定“道学不得无故摘众草之花，道学不得教人摘众草之花”。[ 《上清洞真智慧观身大戒文》，《道藏》第33册，第798页。]在今天看来，古代高道显然深知熟虑的考虑到花草与昆虫类的共生关系，以至要求修心护生，即使像摘一朵花这样一个小细节，也不苟且，免得无意间伤害任何依靠花草庇托性命的虫子。

简言之，道教的诚信、慈悲、公道观念，不是虚的，其价值观念源自於教义对宇宙起源、创世、人与万物关系的论述体系，就表达在“道法自然”的最低世俗原则：站在万物同源同构的立场，必须持续的尊重万物，不断认识万物的规律，以期能更完美尊重和发挥物我关系。

当代资本体系对道教的冲击

事实上，现代道教徒的生活特征，一方面可能力图秉持着道教教义的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大众却面对一个不是任何宗教教义主导的全球现实环境。正如韦伯所说:“当今资本主义……是一种他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不可更改的秩序。他只要涉足于那一系列的市场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迫使它服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准则”。[ [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38页。] 现在的问题在於，讲天道，就得讲人道。按道教的教义，朝向天之道只能靠在人间精进修道去完成。而讲究人之道，先要守戒律，也只能在日常生活去圆成。但是，假如我们的日常生活主要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主要影响的全球企业互动中度过每天日子，很多人本身必须依赖企业谋生，生活也依靠在这一资本体系购买和消费度日，那麽，现代人修道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能做好一个活出道教教义的道教徒？

尤其在1980年代以后，全球资本体系其实已经远离韦伯所论述的基督新教伦理作为背景精神的资本体系，笼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意识形态，纯粹是不需要宗教思想背书的当代理论，从市场出发也纯粹以市场为依归。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奖人Joseph Stiglitz，在这一市场经济思想盛行多年後，曾以“信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理论反思和批判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人类危机，认为这个学派主张的完全自由与平等信息，既不可能实现，也不可能依靠市场维持；反而，大资本家将因此更有力操控权力公关、内幕消息、专业知识、广告与媒体等等领域，实可压倒一切小投资者和消费者。[ Marc Hayford,A.G.Malliaris & Mary E. Malliaris. (2003)The Global Economy:Financial,Monetary,Trade and Knowledge Asymmetries. Toronto:APF Press.]尤其市场财富的流动依赖资源开发，还可能摧残环境，过程中一再将“大我”的资源转化去确保“小我”的利益；而少数资本家不停循环增值其优势，过程中也会依赖大量论述建构和广告说辞，不断制造人们购买企业股票或产品的欲望。回到道教的基本教义，《道德经》为了反对掌握优势的权威操纵庶民，首先就批判过人为的五光十色造成人们“心”、“志”、“知”的思想障碍，以至其第三章主张“虚其心”、“弱其志”、“常使民无知无欲”的简朴生活。现代的商业行为，显然冲击着道教徒相信的教义。

更进一步看，传统的道教教义以“一曰慈、二曰俭”结合“不敢为天下先”作为人生处世的“三宝”，显然也并非消费导向的。若是按照道教的戒律生活，生产产品的关键词也许“节省”、“耐用”、“实用”又或者现代较普遍的“环保”。然而，当代工业生产在“经济理性”名义下，却是鼓励消费至上。然而，产品关键词转向影响消费人立场的“设计”、“潮流”、“名牌”，可见传媒广告最终转嫁成为消费人负担之前，已经抢先影响公众思潮，让大众把额外的消费视为享受。甚至，市场为了尽可能在一再的短期内鼓励相同的消费者一再花钱，当代厂家必须推陈出新和创造潮流，其方法是为产品设定预订的“计划报废”(Planned obsolescence) 周期；[ Idea: Planned obsolescence,Economist.com. 2009-03-25.http://www.economist.com/node/13354332. Retrieved 2012-04-29.]其经营理念也一般围绕着“计划报废”的原则，定下“整机便宜，日后维修零件昂贵”、“商品设计寿命同步，使用期限完毕时大部份零件报销”、“产品先要创出品牌，以后再以新包装推出略经修改功能的高赚额版本”等方案。[ 余仁：《日本企业经营高招》，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216-217页。]这一来，这些产品报废後，相关环保、资源回收、再循环的说辞，显然很吊诡，是建立在预先消耗过量资源转化为个人追求的最大利润。

再说，当代市场制度，资本家创办企业，往往利用股市作为公司扩展，或个人创造财富和凝聚社会的手段。当代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说法，主张撤除规管市场，促使大众过度关注股价上落业绩，足以淡化人们关注产品素质以及合理消费。并且，某些推升股价的做法显然有“嫁祸”员工之嫌：以西方企业“精简架构”和“弹性管理”（Flexible Management）的理论来说，盈利的真相往往源于公司在盈利时刻加紧裁员。股市评荐机构是随着企业宣佈裁员，升高对企业节本增利的评荐，以增加股价上升机会。[ Sennett,Rechard.(2006) The Culture of the New Capitalism.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pp.37-39.]总的来说，企业成功的过程，尤其是保证股市升值的整个过程，包括公司通过猎人头请得原本为他人服务的干才，或者是撤离原地到劳动力更廉宜的其他地区密集生产等等；从另一角度看，人与人的关系在终归化约为价格与利益的计算，承受最多风险的主要是中下层工人、小股东、消费者。

摆在眼前的现实是，道教拥有自身与其他宗教或思想体系不共有的一整套由宇宙观而创世论的教义，但是它在当代是面对着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如果道教徒缺乏关注教义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道教界也缺少批判而能坐视全球资本主义的不义，又不能针对资本制度的时弊提出解决方案，或无从付诸实践，道教就成为难以面对市场经济的信仰，其教义只能停留在思想史/宗教史的讨论，难以在现实中服众与传播。

现实中，当代道教不能也不应忽略它在当代的香火旺盛，背後正在潜伏着被资本体系异化的困境。在道教诸神系的经典之中，《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教导信众以天下苍生为念，强调玄天上帝决心杜绝“水、火、旱、蝗、瘟、妖”六天魔王，并号召信众“可依吾教，供养转经”，或可作为道教依据经典教导走入全球社会关怀的根据。又如《斗姥璇玑七情六欲谢罪宝忏》，经中强调“罪由心造，造福己求，七情起恶而遭诸愆，一念萌善而招五福”，也可以协助信众当代生命经历的修身和反省。这两部经典，都可以是对治当代议题的参照。可是，在现实中，从许多香火旺盛的神庙道观，可以发现，道典传播与道教对当代议题关注探讨不普及，正在进一步深化资本体系对道教信仰的异化。许多信徒进出崇拜神明，香火袅绕，是基於他们觉得神与人一样，可以交换条件，因此也就许诺神明些少利益以祈求个人获得更大的财富；同时，许多信众也会根据各自现世利益与私情需要，在感觉某位神明无法满足他的现实利益，随时更换频密崇拜的对象。这无形中会落实西方神学界一贯论述道教信徒缺少终极关怀的评语：即无法对信仰忠诚，陷入“交替神论”（kathenotheism）与“拟人化”（anthropomorhism），对神道的功利态度，最终使得人们集体在自己心目中否定了神道崇高。像这种有“神”无道的态度，再强调灵验，是更加的异化。

再换一种方式思考。当一个人处在企业关系之中，他本身又是道教徒，当他本身发现他服务的企业的所作所为正与信仰的精神相反，他该怎麽办？同一个人要修道、受戒，没有理由他在现实把工作事业和个人生活彻底分界，在工作时参与违反道规道戒，在下班日常生活又回到原来的信仰生活。自《礼记•月令》在自然经济/农业经济的时代，由於掌握农业自然规律，不论儒道信仰，如何将信仰生活和事业生活重叠联系一体，是可以通过“因时制宜”实现的。但是，在今天，对待事业生活中很多事情的“为”与“不为”，却要靠对教义的透彻理解，以及掌握戒律，才能自觉的现场回应。

由此，大可断言，“道教”与“资本主义”这两个关键词，面对现实中以企业联系影响大众日常生活的社会，落实到实践层次，相互关系颇为紧张。当代道教面向全球世界以企业作为社会与经济的基础单位，道教不要成为课本上“人类曾经有过”的宗教，尤其不愿被相反其教导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异化其原来教义，就必须是现代人愿意继续实践的社会价值。当代道教的未来进路是否要演变到鼓励因私忘公，忽略企业世界的负面，或者竟为负面其涂脂抹粉，结果陷入到只见有人带着功利心拜神、难得有人生起清静心求道？抑或，道教界要自觉的走向企业世界的人事中心，提出道教对当代企业世界的核心教导？这是延续宗教理想的核心问题。

立足公公信仰的定位建立道教企业责任观

讨论道教在当代企业世界的进路，最终其实涉及宗教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探讨。而过去以来，从历代宗教进入公共领域的实践，可以发现到四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宗教信徒面对着世俗不同宗教/信仰的政府，因此完全将信仰排除在公共领域以外。第二种是政教合一，完全占据公共领域的主导，但最终往往导致宗教本身的僵化或腐化，教义成为权力的工具与代言。第三种是在没有政教合一的情况下，某个宗教也用尽方法，将信仰价值或宗教强势的向其他宗教信徒渗透，中国道教近百年便常常遇到这种挑战。第四种是宗教信徒完全不谈如何在公共领域实践宗教思想，从公共事务推出，将所有力量专注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超凡脱俗，但是後果往往是因为没有关怀例如当代资本体系发生的弊病对宗教宇宙观与社会教导的挑战，漠视民疾，本身就被视为违反教义的“伪善”。但是，如果真把某个宗教——例如道教，从公共领域排开，后果不单止於无从通过该宗教发挥在公共领域教导信众各种议题的积极作用，一旦信众只能把宗教封锁在个人心中，只限於在小群体发生影响，将可能导致宗教与信仰价值观念萎缩，那其实亦是该宗教所承载的其中部分人类传统文化与集体智慧，可能面对异化或消解。当今世界各宗教都无法隔离在单独的地理领域，万一遇到其他宗教进入原来宗教的影响范围，互相消长，其萎缩过程将会加速。

从这样看，当代道教面对全球公共领域，应该有魄力掌握自己的本体性，以非强制他人的自愿方式，积极参加公共领域，在全球公共领域的各种议题，发现本身传统回应当代议题的生命力。其次，道教既然信仰万事万物都是“道”在不同情况的显现，道教徒应鼓吹多元的公共空间，确保道教不会被外界排斥，也不会为了想象中要霸占其中，而让本身出现基於利害关系的立场。这当中，从本教的宇宙观和创世论掌握本体性是很重要的，它涉及构成道教之所以存在的本教认识论如何面向“当下”展现生命力，说明道教对待各种议题不是没有传统的根据，也就说明其教义不是有缺陷，同时又是向人类世界证明各种宗教文化都有丰富多元的人类智慧传承。

就道教历史而言，参与公共领域的发言与实践，本是道教继承自黄老思想的传统，也是汉末催生道教教团的根据。早期《太平经》即是从《道德经》发挥“天道助弱”的观点，《太平经•钞辛部》反对“智者”欺负“愚者”，“强者”欺负“弱者”、“少者”欺负“老者”称为“三逆””，认为即使经〈六罪十治诀〉有教导“积道无极，开蒙求生”和“积德无极，教人守德养性为谨”，这些人还是罪不可免。[ 同注2，第10页。 ]《太平经·六罪十治诀》又说，亿万家财而不肯周济穷人也是有罪：“此財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養人也。此家但遇得其聚處……少內（按少當作小）之錢財，本非獨以給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當從其取也”。[同上注，第8-9页。]以《太平经》的说法，对照当今社会，道教立足在对天地生民慈悲与爱惜万物的立场，当然会要求建立公道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不可能接受社会变得充满消费主义；道教也没有理由视而不见各种传媒传播虚假价值、扭曲人际关系，大众变得功利、弱者被压迫。而事实上，历代的著名奉道人物如曹参、张鲁、王羲之、陶弘景、孙思邈、王重阳、丘处机、李时珍等人的社会活动，都是以深入民间教经传道、治病救人，甚至以参与和发动社会改革作为修行使命；道观过去拥有提供邻近乡区农耕及经济援助的传统，也都说明道教徒相信《道德经》所说“天道助弱”介入公共事务，是产生於信仰价值观的历代相传信念。但是，作为道教徒，他们与一般世俗观念不同点就在于他们热心发挥，而他不在乎求取个人的物质利益，崇尚“功成身退”的途径。这些古代高道的案例，正好为当代道教如何参与公共领域，提供态度参考

若参照当代企业伦理课题的学术研究，道教主张慈悲与公道的立场，和当代企业责任观念，应寻找较大对话空间。早在上世纪初，哈罗德•孔茨以及海因茨•韦里克两人撰写《管理学》，其中便提到“公司的社会责任就是认真地考虑公司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美]哈罗德·孔茨、海因茨·韦里克：《管理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89页。]但西方世界论述“企业责任”，其进路是从体制上、法理找根据，承认“企业” 具备“法人”定位，拥有独立於创办人或者股东以外的权力和义务。也即是说，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并不能依赖短暂而无从永久保证的创办人、经营者或股东的道德素质；反过来，一旦赋予“企业”具备“公民”性质，则凡是个别公民应该承担的社会道德规范以及各种责任，法人企业也应当承受责任。到卡罗尔（Carroll）在1979年就“企业社会责任”（CSR）提出定义，则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建立在社会在特定时期对企业的期望，包括在经济、法律、道德的以及慈善表现等四方面的期望，也关系到关怀社会议题以及社会如何有效回应。[ Carroll, A. B.(1979), A three-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i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4),pp.497-505.] “企业社会责任”就表现在相关企业是否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节约资源、照顾投资者/消费者/劳动者权益、支持有利社会的公益事业，等等。其表达的形式涉及以思想、教育、金钱等方式回馈社会。

因此，今日道教要走进国际企业世界提倡道教对慈悲、对公道的主张，以及提倡生态环保等议题，一定要影响企业的领导者，但又不可能单纯依靠对企业领导人个人道德伦理的期许。当代世界把“企业公民”看待成个人“公民”一般，可赏可罚，有助鼓励企业的自觉责任，以利制度自我调节与稳定。亦即说，“企业公民”的概念使得社会有了根据去制定约束企业的政策或法律，企业至少要遵守政策法律，实行最低程度的社会责任。在一系列企业社会责任议题上，各地道教要让当地的企业责任成为有法可依以外的信仰自觉，又或者是无法可依之际的传统智慧参考，首先需要的是回归经典，从经典的启发提出规章建议。再要进入实践的层次，也要经过繁多结合经典的复杂思考，至少要考虑：（一）要摸清楚在当下时空中如何才算“社会在特定时期对企业的期望”；（二）要了解道教如何能支持大众的期望有能力持续发展，并且有益提升社会大众从当下到未来的从物质与精神层面需要。思考这一切还是得从经典出发，带出立足道教本体性而能丰富大众经验的建议，而不是表现为道教在这课题上没有传统，人云亦云。

道教作为宗教，它的人类责任本来就是要照顾众生离苦得乐，因此不可能脱离服务“当下”社会公共利益，它对企业应有的态度，正是要从社会对企业有所期望的立场出发，根据过去对“人”的论述，建构起对企业这种“法人”的认识，从道教的教义寻找和提出完善企业“公民义务”的途径，包括让道教影响企业方针的精神指导，促进企业向社会负责，与公众良性互动。

当然，道教要建立它的“企业责任观”，当前的最大挑战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碰上“全球化”重叠着“本土化”的国际企业社会，它在各地的推动地方上的企业责任，还必须确定不同地区、时间的具体问题，不能笼统奢谈“全球化”。

（王琛发 马来西亚道教学院董事会主席）

本文为作者在第三届国际道教论坛上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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