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当道教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伟大行列中来。他们对国家竞行忠孝，倾其所有，支持抗战。一些道士和信徒挺身而出，一手拿香，一手拿枪，毅然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实践着上马杀贼、下马学道的道教理念。1945年春天，侵占湖北老河口的日寇组织特别挺进入斩队，偷袭设在武当山周府庵的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武当道教信徒和群众奋起抗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图谋。

道教在产生之初，就提出了“助国”、“保国”主张。《太平经》谓修道者当“助国得天心”；该书还说“天乃与德君独厚，故为其制作，可以自安而保国者也。”这里的“助国”、“保国”表示以某种方式来帮助国家治理，或者保护国家安全。其前提就是爱国，因为只有具备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才能产生爱国行动。《老君音诵诫经》说：“老君曰：吾汉安元年，以道授陵，立为系天师之位，佐国扶命。”这里所说的“佐”即辅佐，就是辅佐国家治理。“扶命”即扶持国家命脉的延续。既然要辅佐国家治理与扶持国家命脉延续，其行为也就蕴含着爱国情感，没有爱国情感，不可能有“佐国扶命”的实际行动。此后，道教中类似于“助国”、“保国”、“佐国”的言辞还有很多，《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中讲“兴国爱民，普济群生”；《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讲“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高上玉皇本行经髓》所讲的“精心恭奉，家国安宁”等，都以特有的方式表达道教对赖以生存的国土的热爱。《老子想尔注》里有个说法，叫做道用之时，天下“竞行忠孝”。意思是讲，大道流行的时候，普天之下的人们都能够奉行孝心、尽忠报国。从这个说法中，可以看出道教对祖国倾注的热爱，体现了以道用世的理念，字里行间放射出强烈地爱国主义精神。

节衣缩食  毁家纾难

武当道教节衣缩食，毁家纾难，支援抗战的事例有很多。这里有两份关于武当山重要道观周府庵的历史资料，从两份资料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实情。

资料一是《续修大岳太和山志》，其中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武当山紫霄宫各山代表总道总徐本善组织统计的《太和山全山道士数目及现领田产一览表》。表中显示，周府庵有道纳郑信学等31名，道徒19名，共计50名。田产原有三千零二十亩，新添马家嘴岗子、小河口西沟四处二百二十亩，共计三千二百四十亩。

资料二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二月二十日，均县草店镇公所镇粮字第三一八号公文。文中称“事由：玆据转周府庵道衲程法银生活无着，恳祈转饬税务局拨给食粮以维生活由。一、据本镇周府庵道衲程法银十二月十八日呈称：窃衲等今春蒙准拨给察院口田地一份，将就耕种度日。后经委员袁锡民、李华亭将秋课提归税务局，所拨之课须待来年方能收益。目下衲等生活殊成问题，查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报请转报县府准酌拨口粮，以济老弱，迄今未蒙批示。衲等二十七名行将饿毙，情近无奈，只得具文再请鉴核，恩准转报速拨口粮，以资救济等情。二、据此，查该衲所称确系实情，前以镇粮字第九三号呈文转报钧府在案，玆据前情，理合具文再请。三、口口县府转饬税务局拨给口粮，以维该衲等二十七人之生活，实为德口。谨呈县长：戴。草店镇镇长：张博斋（印）”均县县长戴肇琼等人批示：“拟准照原案九名拨给。（印）”

周府庵是武当山下的一处较大的道观，1922年还有3240亩土地，50名道士。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第五战区干训团和中央军校第八分校等单位的进入，周府庵的道士流亡了百分之四十六，土地、房产等被占用殆尽。到1943年秋天，程法银等27名道士已经到了生活无着，“行将饿毙，情近无奈”的地步。就连草店镇镇长张博斋也请求县政府“速拨口粮，以资救济”。均县县长戴肇琼等人可能手中的粮食也不多，他们没有向全部27名道士拨付，只是按照惯例，批准给九名老弱道士发放口粮。27名道士只有9人获得了政府救济性粮食拨付，不及正常需求的三分之一，道士的生活连半饱都谈不上。

县政府和镇公所统计的缺粮道士人数未必准确。1947年9月17日均县道教会会长冯教信，在书面回复均县县政府关于“关帝庙道姑李云卿请发口粮”一事时说：该衲所称三十二年（1943）已至武当山七真洞修道是实。当时该衲只顾入山修道，不知有道教会报名登记手续。现在关帝庙因无养廉，以致悬无住持看守庙宇香烟。始由地方代表会同本会令其衲等迁居该庙，以维庙宇香烟，而保名胜古迹之区。是以今春报名登记。该衲自接住庙之后，至于生活，毫无颗粒。逐日以食野菜及依门募化为生。如此生活，实属艰困，亟待需粮，以维生命。9月20日县长徐（沛之）在呈文中批复：“拟拨复点照。”从这份公文中可以看出，抗战正酣的1943年，武当山七真洞道姑李云卿就没有口粮。抗战结束两年后，已经是关帝庙住持的李云卿仍然没有口粮，每天靠吃野菜，以及依门募化为生。

做了六十多年道士，从来没有离开过武当山，解放后担任过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丹江口市政协副主席的王教化道长回忆说：抗战前，道观每年秋季给在庙道士4块钱，春季给2块钱，用来添置道衣道袍。抗战后，道业衰败，国难当头，道众们的生活甚是艰苦。添置道衣道袍的钱逐渐减少，后来，根本就没有了，衣服破了就自己缝补。

武当道士的生活困境，当地群众和地方政府知道，就连戎马倥偬的国军高级将领也是知道的。1939年春，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武当山视察时，曾到遇真宫看望干训团第三大队。面对遇真宫道士的困难生活，他对当家道士陈宗杰说：“国家兴旺了，庙里的香火自然就好了。”1944年，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白崇禧在视察第五战区时登临武当山。他在太子坡复真观休息时，见道众荷锄肩筐，垦植于山间。便询问道人为何不守祀庙观，而垦荒务农。得知武当道观土地、房产多被地方政府收归公有，道众生活全靠垦荒种田，全年收成尚不足以维持半年之口粮。于是，白崇禧立即召见草店镇长和武当乡乡长，令他们从地方公粮中给道人每人每年补助六斗粮食，以资糊口。此举解除了武当道士的饥荒，抗战胜利后，劫后余生的道士对白崇禧多怀感戴之情。

抗战期间整个均县几乎成了“第五战区兵站基地”，武当道观如酒仙庙、火星庙、三元宫、静乐宫、周府庵、遇真宫、冲虚庵等都被部队机关、学校、医院、军工厂改造利用。为修建通往大后方的老白公路，一些道教建筑被拆毁，宫殿砖瓦、石碑用作铺路、修砌过水涵洞。随枣会战后，日寇兵锋已达鄂西北地区，为应对敌人可能的进犯，第五战区在武当山下开始修筑堡垒等防御工事。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退休教师候兆庆回忆：1943年春天，国军的一个工兵团来到丁家营，在高家寨、五虎山、老鹰坡、李家湾后坡、火星庙梁子、刘家沟梁子、铜架山大寨等高地构筑工事。设置了重机枪、高射机枪、大炮阵地和碉堡。这些阵地和碉堡的建筑材料大多数都是就地取材，甚至直接拆用废弃道观上的材料。1944年，第125师驻守丁家营一带，防御工事才停修。

周府庵东南面的山顶上有座奎星塔，该塔建筑年代久远，基础坚固，造型优美，塔高约二十米，是草店的一大景观。“奎星”是黄道二十八宿之一，古人信奉其主宰文运。宝塔常与关帝庙相对，主沟渎为水道通利，主附库为财货积储。合道教“紫气东来”之意，属于风水宝塔的一种。陆军中将张寿龄等人在八分校工作时，曾多次登上此塔查看地形。后来有军官认为，奎星塔是一个地标，有可能为日机轰炸草店附近的军事目标提供参照物。于是，组织部队将奎星塔拆除。半个世纪后，张寿龄在回忆录中说：“我在办战区干训团时，时常登上这座宝塔观看地形。1940年初干训团改为中央军校第八分校。我回到老河口长官部后，不知什么人的主意，竟把这座古塔拆除。据说是第八分校的负责人，为了防止敌机把此塔作为对该校轰炸的目标，而这样干的。实属无知胆小而可笑，无聊之至！”

随着东北和东南沿海工业基地的沦陷，我国抗战急需的钢铁等工业品严重匮乏。军政当局为制造打击日寇的枪支弹药，采取了包括收集废铜烂铁在内的多项措施。均县城乡铜铁铝铅都收集在一起运往炼铁厂、兵工厂，群众家里除了铁制农具和锅铲，已经很难见到金属品。因为门扣、门锁等作为“废铜烂铁”上交了，许多家庭的门户是不上锁的；因为县政府宣传说一枚铜元可制造一颗子弹头，人们纷纷捐献出珍藏的铜元。旷日持久的抗战消耗了均县民间的几乎所有“废铜烂铁”，军方把眼光又投向了武当道观。在军政当局的许可下，第五战区炮兵第16团将武当山复真观（约海拔400米）以下的静乐宫、三元宫、周府庵、遇真宫、元和观、玉虚宫等道观的数千件铜质造像、供器、法器拆解集中，装了40辆马车运往汉中冶炼，制造枪弹。

因为多种原因，这批数千件武当道教铜像中，有数十件在汉中没有被冶炼。1946年，武当山道士筹钱准备把这批铜像运回来。谁知在运输途中，沿途都有部队打仗，道士们没有运成，只得返回武当山。解放后，陕西省安康地区成立了文化馆，铜像搬运至该馆内收藏。1987年1月17日，在文化部、陕西省等部门的支持下，武当山收回了46尊铜像。2008年6月21日，又有真武坐像在内的6件历经战火、饱经沧桑的道教珍贵文物离开安康，回到了武当山。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积贫积弱的中国经过艰苦卓绝斗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武当道教和全国各阶层群众一起节衣缩食，毁家纾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支撑着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直至将日寇赶出了中国。

1943年12月20日，均县草店镇公所镇粮字第318号公文：周府庵道衲程法银生活无着，恳祈转饬税务局拨给食粮，以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