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海正一道的传入与前期发展

现在的上海市，除上海中心城区之外，还包括松江、青浦、嘉定、宝山、金山、奉贤、崇明等区县，原来的川沙、南汇并入了新建的浦东新区，上海县则并入了闵行区。上海是一块既古老又年轻的土地：说古老，因为青浦崧泽村遗址发掘已证明早在6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便有了“上海人”；说年轻，作为国际大都会、真正意义的上海，从“五口通商”开埠之后发展起来距今也只有 170 多年的历史。因为古老，与道教有渊源联系的神仙信仰和崇拜起源相当早。据记载：秦代有女子入柘湖（今金山区），里人以为神，在湖畔设立三姑祠祀之，至南宋绍熙四年（1193 年）湖淹塞为芦荡始失。

东汉顺帝时期道教正式形成，三国时在上海大金山岛（今金山区）就创建了金山庙，直到南宋时岛沉海而庙才没。至于道教著名人物：晋葛玄、葛洪、唐查玉成等在上海地区的活动，不仅有文献记载，而且还留有遗迹。至于正一道何时传入上海？《资治通鉴》有两条史料记载：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 年）冬十一月“吴国内史袁山松筑渎垒以备恩”；隆安四年（401 年）“孙恩陷沪渎，杀吴国内史袁山松，死者四千人。”孙恩世奉五斗米道，追随其叔孙泰组织下层道教徒起义。起义失败，孙泰被杀，孙恩率部流亡海岛，隆安四年（399 年）率众登陆攻克会稽（今浙江绍兴），次年进陷沪渎（今苏州河、黄浦江会合处），在下层民众中有起而追随者，从而播下了道教影响的种子。后来更直接受江苏茅山上清派和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的影响，在唐、宋时期初具规模，至元代得到广泛传播，到明、清持续发展进一步得到加强。特别在松江（古称华亭）、嘉定等地，早在唐、宋时期在今浦江两岸尚处水乡村野之时，便已置县建制，到了明、清时期便已成为经济繁荣、人才荟萃、道教活动十分活跃的文化古城了。

上海道教前期的发展，大体可从历代兴建的道观数量增加可以窥见一斑。据有人统计，上海地区历代兴建的道观数如下：

三国：1 座（今金山区）

东晋：1 座（今闵行区）

唐：2 座 崇明西沙东岳庙，唐武德初（618 年）建（?）

宋： 42 座 分布：松江 13 座，市区 8 座，嘉定 6 座，金山 4 座，青浦 4 座，浦东 5 座，崇明 3 座，闵行 2 座，宝山、奉贤 1 座。其中重要的有正阳道院，景祐四年（1037 年）建；通济龙王祠，景祐五年（1038 年）建；华亭城隍庙，政和四年（1114 年）建；崇福道院，宣和元年（1119 年）建；仙鹤观，绍兴三十一年（1161 年）建；蓬莱道院，绍兴年间（1131-1161 年）建；集仙宫，嘉定十七年（1224 年）建；嘉定城隍庙，嘉定年间（1208-1224 年）建；松江谷水道院，宝庆二年（1226 年）建；顺济庙（天后宫），咸淳七年（1271 年）建；安于道院，咸淳年间（1265-1274 年）建；城南道院（元至正年间改名园元道院），北宋年间（960-1127 年）建；龟蛇庙，淳祐八年（1248 年）建。

元：74 座，其中全真 2 座，正一 72 座。分布：嘉定 25 座，松江 14 座，金山 8座，奉贤 4 座，闵行 4 座，宝山 3 座，青浦 3 座，浦东 6 座，市区 7 座。其中重要的有：松江府城隍庙，至元十四年（1277 年）建；松江长春道院（全真），大德十年（1306年）建；嘉定三教堂，至顺三年（1332 年）建；盟素道院，至正年间（1341-1368 年）建；灵顺行宫，至正年初（1341 年）建；西湖道院，至正元年（1341 年）建；凤仙道院，至正年间（1341-1368 年）建；奉贤吕祖祠，至正十一年（1361 年）建；嘉定三校堂，至顺三年（1332 年）建；太素道院（全真），至正九年（1349 年）建。

明：97 座，其中全真 4 座，正一 93 座。分布：市区 21 座，嘉定 12 座，松江 12座，青浦 11 座，浦东 17 座，闵行 8 座，金山 7 座，奉贤 5 座，宝山 3 座，崇明 1 座。重要的有：奉贤武帝庙，洪武十九年（1386 年）建；金山城隍庙，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上海城隍庙（原称霍光行祠、金山庙），永乐年间（1403-1424 年）改建；松江罗神庙，嘉靖年间（1522-1566 年）建；紫霞宫，嘉靖年间（1255-1566 年）建；娄县四大王庙，万历年间（1573-1619 年）建；三茅阁（延真阁），永乐六年（1408年）建；上海真武庙，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建；大境关帝庙，万历年间（1573-1619年）建；钦赐仰殿，万历年间（1573-1619 年）建；川沙陈王庙，嘉靖（1522-1566年）前，嘉靖年间重修；青浦城隍庙，万历元年（1573 年）复建；嘉定关庙，嘉靖十三年（1539 年）建。

清：264 座，其中全真 1 座，正一 263 座，分布：市区 67 座，嘉定 57 座，浦东43 座，闵行 25 座，金山 16 座，奉贤 14 座，宋江 14 座，青浦 13 座，宝山 9 座，崇明4座。重要的有：白云观，光绪八年（1882 年）建；松江火神庙，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建；奉贤城隍庙，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建；松江城隍庙，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建；斗姆阁，康熙十年（1671 年）建；雷祖殿，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建；保安司徒庙（虹庙），原为佛教寺，名碇沟庙，康熙末年（约 1722 年）改道庙；天后宫，嘉庆八年（1803 年）建。（以上资料采自阮仁济等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道教史》；张化著：《上海宗教通览•第三章道教》）

（二）上海正一道百年发展的辉煌

上海道教的传入若从葛云、葛洪活动传说或《资治通鉴》记载孙恩率起义的天师道教徒“陷沪渎”算起，也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上海既无洞天福地，也无仙真遗迹，长期未出现著名宫观、杰出高道。只是到了近代，在全国道教处于颓势之下，借助上海开埠逐步形成工商城市、中外通商大都会之力，因时机遇，乘势而上，创造了正一道百年发展的辉煌。

作为特大型城市、国际大都会、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上海，是在近百年来凭藉自己的时空优势、亦即天时地利的优势而勃兴发展起来的。上海濒江临海，是中国南北沿海的交通枢纽，长江流域吞吐的咽喉，其腹地有九个省市 1,206,750 平方公里，相当中国幅员的一半，而且是中国最繁荣、最富裕的地方。九个省市乃至全国货物可以沿长江顺流而下通过上海出口走向世界；而外来洋货也可以从上海进口，转销江南乃至辽阔的长江流域人口众多的腹地。正因为有了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然地理优势，因此在 1842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之后，全国贸易中心便迅速从广州北移，所以“五口通商，独发上海”，上海后来居上，进出口贸易迅速增长，而近代的航运、铁路、电报等交通事业、近代工业、金融业也迅速随之发展起来。继之，1895年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日本取得在中国投资设厂特权，英、美、德、法等列强根据“利益均沾”原则，也取得同样特权，纷纷向中国输出资本，上海的优势条件成了外资企业的首选地。与此同时，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民族民主运动推动下，中国民族资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机会，也取得相当发展。上海被迫开放，西方资本、文化涌入，现代商业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到了２０世纪初，上海人口便超过百万，作为全国第一大城市、东西方交汇的国际大都会便已形成。

一座特大型的工商城市勃兴，百多万人口的会聚，为包括道教在内的宗教传播、生存、发展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由于上海城市移民多来自南方各省，尤以江苏、浙江为最。江南乃吴、越旧地，“好巫尚鬼”、“信巫不信医”乃江南民俗，所以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对正一道的传播与发展特别有利。客观事实也证明这一点。

据统计，上海地区从元代到民国，共创建道观 551 座，其中正一派道观就达529 座，占道观总数的 96%（张化著：《上海宗教通览》），足见正一道占了绝对优势。从上海开埠之后，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宗教信仰需求的扩大，全国各地（主要还是江苏、浙江）道士（主要是正一道）也大量涌入上海，紧靠中下层民众，贴近生活，适应环境，乘势而上，正一道在上海创造了历史上的辉煌，在道教历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其业绩主要有：

（１）形成一支空前庞大的神职人员队伍。由于上海工商业、内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加上社会动荡不安，道教信徒也较快增加，庞大的市场吸引了全国各地道士涌入上海，因而形成了空前庞大的神职人员队伍。据统计，到 1949 年，上海共有道士、道姑 3716 人，其中正一道士 3416 人，占 92%。一个城市有这么多的道士，可谓是空前的。

（２）大量道观的创立。据统计，从 1840 年至 1949 年，上海共创建道观、神庙达 217 座，其中 1840 年--1912 年（晚清）101 座，1912 年--1949 年（民国）116 座；全真 16 座，正一 201 座，占 92%，这也是空前的。

（３）适应大都会需要的新道院大量涌现。道院，产生于宋代，源于南宋儒生。他们面对国破家亡的社会现实，为显示自己的气节和回避世事纠纷，因而转向方外，改着道装，供奉三清，做起身不离乡土，行不离世俗生活的居家道士，他们的居所—道院成了世俗化的宫观。道院形式延续至近现代的上海，由于大量道士涌入，多数住在市区以从事宗教活动招揽斋主谋生，同时又受资金和城市土地紧缺的限制，不可能都集聚于道观、神庙之中。为适应大都会客观环境和商业化宗教活动从庙观进入普通民众家庭的需要，道院、道房便应运得到大量发展。他们在住家门口挂道院表牌或道士名牌，客堂供奉张天师或元始天尊等神像画，不供香客烧香，只承接道场，按约到斋主家做道场，斋主付以报酬。有道院或道房者称班首，没有的则称赴应道士；班首又称法师、高功，需熟悉各种经忏科仪，能率赴应道士举行法事。由于法事做法、唱腔、服饰因地而异，各有特色，因而多以不同地区而形成帮派组合。班首与赴应道士多以固定的茶楼为联系接头的地方，如鑫楼茶馆、大罗天茶馆（本帮）、八仙桥得意楼茶馆（宁帮）、畅园茶楼、同芳居茶楼（锡帮）、湖园茶馆、凤鸣台、万兴楼（常熟帮）等，实际形成了教务劳力市场。据统计，从 1912 年至 1937 年，上海的道院道房就有 74 座，1943 年上海的道院总数达 117 座以上，所以有“路路见道堂，条条有道房”之说。各帮道士经常聚集的茶馆、茶楼八、九个。正因为商业化的道院有较强的灵活性、适应性，当时道界有人相信：“进庙不富，出庙不发”因此原来常住观庙的道士也纷纷离开观庙而自设道院。

（４）人才荟萃，道教教义、道术探索以及传播手段趋于科学化、现代化。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就是陈撄宁的仙学研究、外丹试验和《扬善半月刊》、《仙道月报》的创办。陈撄宁（1880-1960）原名志祥、元善，字子修，后改名撄宁，道教全真龙门派第 19 代居士，道号园顿，安徽怀宁人，清末秀才，安徽高等法政学堂肄业。他起初因病潜心事道，遍游名山，寻师访友，探究道学。民国初年来到上海，在白云观精阅《道藏》、博览道籍，参学佛理，著书立说。1922-1932 年联合道友据《古地元丹经》从事烧炼外丹试验，历千百次而得到验证。30 年代转炼内丹，著《孙不二女功内丹次第诗注》、《答吕碧城女士三十六问》、《附录女丹十则中一段按语以补答杨君所问》等。他还先后担任《杨善半月刊》、《仙道月报》主笔以及创办上海仙学院，后来还担任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创办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道协会刊》和道教徒进修班。陈撄宁的仙学研究开辟了道教养身学与现代人生活相结合的途径，他创办的道教刊物、研究、教育机构也开创了道教弘道现代化的新路。

（５）正一道活动中心在上海形成。道教历来被认为杂而多端，派别林立，集中而不统一。近百年来道教在上海，特别是正一道，乘上海大都会迅速形成的大势，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在总体颓势情况下获得了空前发展，从而在上海形成了全国正一道的活动中心。其标志是：其一是全国性的道教组织在上海出现。如 1912 年 9月由江西龙虎山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在上海关帝庙宣布成立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和中华民国道教会江西本部驻沪总机关部，还发布中华民国道教会简章；1927 年 4 月30 日在上海火神庙成立的中国道教总会；1932 年成立了中华道教会，此外还有汪伪时期1944年1月19日在上海白云观成立的中华道教总会等。其二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道教活动在上海举行。如 1925 年六十二代天师在沪羽化而举办的“正一道教祈祷和平大会”（实际是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接印仪式）；1932 年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主持在上海举行的“罗天大醮”；1934 由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与佛教高僧太虚等主持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祈雨消灾大会”等等，所以有人说：“民国时期的道教正一派是以上海作为活动中心的”。正一派活动中心之所以能在上海形成，当然是以上海正一道形成的辉煌业绩和积聚的雄厚力量作为基础的。

（三）从上海正一道百年发展的历史看大都会生态环境对道教发展的影响。

世间万物的存在与发展，都与其周围的环境相联系，宗教是社会现象，它的生存与发展，也同其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上海正一道近百年的发展生态环境，就是作为迅速形成的中西文化交汇、特大型的现代化工商业大都会。这样的生态环境最本质的特征是什麽？那就是：开放、兼容；务实、趋利；竞争、发展。这种生态环境对上海正一道百年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１）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上海，虽然对外开放是被迫的，但它作为现代的工商城市能得以迅速发展，却正是得开放之力。有人形容上海的情况：“言居民，则五方杂处，行帮汇聚；言商货，则四处辐辏，水陆毕陈”。（马伯煌《〈上海：丛开发走向开放〉序》）的确，仅以道教而言，不但有全真、正一，而正一道也是来自全国各地，既有本帮（本地人）、苏帮（苏州）、宁帮（宁波）、锡帮（无锡）、常熟帮（常熟）、南通帮（苏北）、绍兴帮（绍兴）、金锡帮（无锡苏州交界），还有广帮（广东）等。“海纳百川”，上海开放吸纳全国乃至外国的人力和物力，同时也吸纳包括道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各地道士涌入上海，形成诸多帮派，虽有竞争，但彼此相容，共处一地，培植起开放、兼容的心态，形成视野开阔，思想活跃，不拘门派不保守的上海特色。

（２）作为现代化工商业大都会，务 实、趋利这是近现代城市市民的基本思想倾向。就道教而言，全国各地的道士涌向上海，大多数就是看准上海这个特大型都市人口众多而形成的庞大法事市场，所以藉法事以谋生是他们多数人追求的目标。而且正一道的信众主要是社会的中下层，他们为求生存务实趋利倾向也较突出。这种环境影响所及便是道教的世俗化，道士的职业化、教务的市场化。道士建立的道院、道房几乎等于“商铺”，出售的“商品”就是法事服务。这种状况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其效果具有两面性：从正面影响看，它促进道教变革，贴近民众生活，不拘形式，不保守旧规，比如前述之商业化的新型道院、班首与赴应道士组合模式的发展，道观中包殿制（将一些宫观房子承包经营）的产生等等，有的还亦工亦道、亦农亦道、亦商亦道，这使道教得以生存和发展；负面影响则是过分的世俗化、商业化、功利化削弱了信徒的信仰纯洁度，冲淡了宗教的神圣性，从长远看对道教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消极影响。所以，面临社会发展大趋势，如何把握世俗化的社会适应性和维护宗教纯洁的神社性之度，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值得研究的课题。

（３）就是竞争、发展。现代工商社会是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它通过竞争求得发展。近百年的上海，充满着激烈的竞争，正一道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也不能例外。上海的正一道，道士来自全国各地，同为正一道，奉持同一正一经典、画符念咒、祈福消灾，宗旨相同；但法事做法、经忏形式、唱腔、服饰又因各地风俗而异，所以各帮各具特色。比如上海籍道士同为本帮，但又有东帮、西帮和城帮之分：本帮道场讲究排场以经忏为主，但城帮音乐细腻、庄重、幽雅；而西帮道场音乐则粗粗犷、欢快、明朗。至于其他帮派也是如此：常熟帮法事、音乐特别优美；而绍兴帮道士还唱绍剧；嘉定道教界与精于民间丝竹和吹打音乐的艺人结合，创建道院，出现过许多吹、打、唱、念，技艺高超的人才，因此有人称他们做道场是“技术高、实力强、行头挺、气派大”。上海各帮派道士各有其特定的服务对象，即来自同一地区的市民信众，但是，也存在着法务市场争取斋主的竞争。这种竞争也具有两面性：负面影响是造成各帮派的矛盾和摩擦；正面的影响是促使斋醮技术和服务质量的提高。竞争促人学习、促人进步，从而从整体上竞争促进了道教事业的发展。正因如此，上海道教界在近代也出现了许多道艺双馨的人才，1949 年后就有不少具有特长的道士转业艺界，为上海的文艺发展作出了贡献。

总之：上海在近百年中因天时、地利、特殊的机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特大型的国际大都会，而正一道在全国道教颓势中依托上海大发展与时俱进、乘势而上创造了历史辉煌，其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留下了宝贵财富。通过研究和总结，对如何适应社会都市化、城镇化发展大趋势，推进道教的现代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文作者：林其锬   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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