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米道在创教之初就关注着底层社会，有着强烈的关心政治、关心社会的入世精神。五斗米道起自民间，主要成分是下层群众，早期经书中即有一些批评社会不公、要求改变不合理现状、建立太平世界的言论，如以“三天正法”战胜“六天故气”。他们的主张反映了民众反对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愿望。因此在社会矛盾尖锐时，五斗米道常成为发动起义的旗帜，代表了百姓的心声。在汉末天下大乱之际，巴、汉成为比较安定的地区，五斗米道极大地安定了人心，五斗米道在这里得到较大发展。史称“民夷便乐之”、“民夷信向之”，朝廷“力不能征”，实现了长达 30 年的地方割据。这是道教以宗教身份直接参与政治、建立政权的成功先例。

五斗米道轻刑罚、重教育，用宗教思想教化民众，特别注重培养民众的宗教信念、道德观念，鼓励信众通过守一、守道诫得到解脱，通过宗教去影响信众的生活。张陵让那些“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以来所犯之辜，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内解经》说病人“但令从年七岁有识以来首谢所犯罪过，立诸诡仪章符，救疗久病。”病人与神明立约，检束自己的行为。在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的时候，五斗米道往往与其长生成仙、消灾免难、祈求健康等思想结合起来，而且以“神”的威力驱使人们去奉行，这对维护社会的伦常和秩序，更容易发挥其特殊的作用。《老子想尔注》说“人不行诫守道，道去则死”。“奉道诫，积善成功，积精成神，神成仙寿，以此为身宝矣”。在道德上要求教徒“竞行忠孝”，“守中和之道”，“与不谢、夺不恨”，“喜怒悉去”，“诫知止足”，“勿贪宝货”，“施惠散财除殃”，“道人宁施人，勿为人所施”，“学知清静”，“不为式过”，“道重继祠”等等。《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亦说：诸欲修道者，务必“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它特别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

五斗米道积极入世的另一个表现是实行广泛的社会救济，以及通过法事为民众治病、消灾、祈福。他们在交通要道处放置义米、义肉，设置义舍，供行人量腹取食。若过多，鬼辄病之；五斗米道以符箓咒术为人治病，让信众“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信众有病自首其过，为此设“静室”，作为病者思过修善之所。戒律上禁止春夏两季杀生，禁止教徒饮酒。关于惩罚也有规定，对于小过者，只要修路百步，即可补过；对犯法者，“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即先原谅三次，如无悔改才动用刑罚。祭酒也为病人请祷。请祷之法是书写病人姓名，以表达负罪之意。共写三分，其中一份放在山上，一份埋在地下，一份沉于水底，谓之“三官手书”。病人与神明盟誓，以身死为约，不得复犯。据《无上秘要•涂炭斋品》和释道安《二教论》载，张鲁还创制了道教最早的斋法“涂炭斋”，作为为人谢罪祈福的请祷仪式。

总之，五斗米道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具备了宗教所必须的基本要素和普遍特征，有了相对完整的神学理论；形成了从鬼卒、祭酒、治头大祭酒、师君的信众分工和层级，初步形成了按教阶组织起来的宗教管理阶层，比较健全的组织体系；实施义舍、治所、静室、修路等利民措施；制订了宽刑和严格的教规、教诫相结合的对教民的教育，如先原谅三次，春夏禁杀，平日禁酒、禁贪、盗、淫等劣行；并确立了比较固定的修行场所和日期固定的三会制度、科仪法事、修炼诸术。由于其较高的宗教素质，五斗米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基本成形，使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与“方术”、淫祀、习俗、巫术等区别开来。这是中国宗教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是信仰、崇拜向宗教转化的首次跨越，长达两千年的道教历史自此开始。五斗米道的创立在中国宗教发展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本文作者：陈霞   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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