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发展刺激了术提升其理论品位。这样，在术积累了足够的经验的基础上，道与术的交融必然导致学的产生。学就是道与术双向交融中凝聚而成的静态知识体系。何况，道毕竟是形而上的，术则是形而下的。用抽象的道来直接指导具体的术，其困难可想而知。这就必然要在它们中间产生一个中介。这就是学。伴随着道与术结合进程的加快，到了南北朝时期，整体的道教学伴随着道教的成熟而形成，到了唐代，外丹术升格为外丹学，到了宋元时期，科仪之术形成为科仪之学，到了清代，内丹术升格为内丹学。

从逻辑上说，术、学、道这三者的关系应该是先有术，后有学，进而从学中概括抽象出道。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不是这样，是先有术，术中直接抽象出道，道与术相交融而出现学。学一旦形成，就把术内在地包含在内，故在北宋之后多有“学术”之称。

不过，由于学具有中介的性质，所以人们往往略而不论，多谈术与道。之所以如此，除了上述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道士们过分注重学的实践活动及其对于个人的收获，对如何把实践经验组织为论说周详、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下的功夫不太多。它的众多的术中，比较接近于学的，大致上就是外丹学、科仪之学、内丹学。道教使用术的唯一目的是得道。根据道来选择术，以术得道，以修术而求效果的检证，以检证而续修，是道教功夫论的根本思想之一。这导致道教对作为术与道之中介的“学”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此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导致了一系列弊端。由于对学的轻视，学自身没有挺立起来，它作为道与术的中介的功能也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

就人禀道而生，循道而存，背道必亡这一点来说，要遵循道，要无为、自然，但从返归道的需要来说，要“反其道而行之”，要有为、人为。所以道教把自然和人为统一起来了。不过，既然道得靠人以术来修，那么，从不同的术的角度来看，修不同的术的人对道的解释会有所不同，因为谁都会说自己的术是最有效的，正所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道的解释就只能是坐井观天。所以，对道的认识，也不能笼统泛化，要具体研究道教不同宗派、派系乃至具体的道教学者的思想。当然，道教之所以出现众多的不同宗派、派系，最主要的原因是术的选择不同。这不是说某一个宗派、派系只用一种术，而是说在它们所选择的术的组合系统中，各种术被看重的程度不一样，以术进道的步骤、程序、方法也有区别。相对而言，对道的解释，各个宗派、派系有细微的差别，但在实质内涵上差异不大。明了道与术的关系，则道教哲学对天与人、道的体与用、知与行的关系的处理，自然也可迎刃而解。

既然如此，抓住不同宗派、派系在历史进程中对道与术的关系的处理来认识道教，是一个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

三

道教经历了两千多年悠远漫长的历史发展。研究这样长的道教史，无论如何是不能来一个整体的囫囵吞枣的，只能把它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学术界既有的道教史分期主要以宗派的盛衰来梳理道教的历史，是着眼于道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从宏观的社会层次来看问题，这固然有其优点，但不可认的是，这样的分期仅仅考虑了道教史的外在方面，没有把重心放在梳理其内在的方面，容易把道教的实质内容放在次要的地位甚至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