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产生首先是术。其次才是援道入术和道与术的相互适应与整合。视道教的术“杂而多端”的说法是就道教的总体而言的。深入分析之后就会发现，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从术的演变来看，道教早期的术大多来源于巫术、方术，但被道教吸收进来之后，一方面它们所蕴含的思想成分丰富和发展了道教的思想理论，另一方面，它们自身也被逐步根据道教已有的思想理论，尤其是成仙得道的宗旨进行了改造。根据对道的诠释的不同，在道教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对术的选择有所不同，有的术被淘汰出局，有的术被改造，有时还把本已被淘汰出局的术重新拣回来。对术的选择和术的组合系统的不同，构成了道教不同的宗派。同时，不同的宗派往往根据自己对道的诠释而创造一些新术。前面已经说过，道教的实质内容，就是以术得道，道进乎术。从道与术的关系来看待道教的发展历史，既可以从内在的层次梳理道教的实践方法和义理思想的发展，也可以从外在的层次来弄清道教与社会、政治的关系，还可以由此看清楚道教之所以不断地进行着分宗立派和派系整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分合合的真正原因。道与术之间的张力，是道教在宗派分化整合之中不断发展的动力，同时这种张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许可的限度，既规定了道教发展的总体面貌，而且是道教在近代走向衰落的真正原因，或许还是道教在未来以新的面目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原因。这样内外结合地给道教的历史做出分期，或许会更加圆满一些。基于道的基本内涵在道教不同宗派中共同存在的事实，考虑到同一特定历史条件下道教术的发掘、组合、创新的可能限度对所有宗派都是相同的事实，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道教中表象上不同的宗派之间具有家庭类似性，根据道、学、术的双重互动关系而对这些家族类似性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特定历史时期道教的理想类型。“一种理想类型是通过单方面地突出一个或更多的观点，通过综合许多弥漫的、无联系的，或多或少存在，偶尔又不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的现象而成的，这些现象根据那些单方面地强调的观点而被整理成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Godankenbild）中。”[5]P85 当然，韦伯的理想类型是静态的，我们则把它加以改造，视为是道、学、术三者双向互动交融而成的暂时性静态理想类型。这样一来，新旧杂夹，不那么纯粹、彻底，就是这种理想类型的特点。本着这一理想类型的思想，我们把道教的历史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众术并竞的阶段，东汉至三国时期。两汉之交，炼丹、符水、咒语等多种方术已经比较盛行。东汉经过短期的兴盛之后，迅速走向衰败。由政治腐败而引起的社会动乱和军事斗争，导致民不聊生，加之自然灾害频仍，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生命轻于鸿毛，死亡人数众多，社会总人口出现了比较大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于身，符水治病之术盛行起来，于国，清静无为而求天下太平的王道之术的使用成为大部分人的希望。以这两种术的连结为主体，催生了原始的道教团体和组织，也产生了最初的道教经典，一部分术所蕴含的思想得到了发掘。但总体来说，此时的经典，基本上只是术的铺陈，缺少道的渗入。这期间，由于黄巾大起义的失败，统治者对道教进行了严酷的镇压，道教可谓生存惟艰，但其生机不绝如缕，并开始由民间转入社会上层。

众术杂揉、援道入术的阶段，魏晋至南北朝时期。承顺前一时期，此时的道教所包笼的术，除了符水治病、平治天下之术外，又把其它众多的术纳入进来了。而且，这些术所蕴含的思想以及术与术之间的关联关系，得到了道教学者们的关注和更多的思考。为了摆脱道教处于政治异端而生存艰难的状况，一些居于社会上层的道教人士努力对道教进行改造，试图使之脱去来自于民间的政治反叛者的外衣，而与现实政治比较一致，争取生存的权力，并进而希望得到统治者的重视，采纳道教的主张。此时，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开始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刺激、威胁着道教的生存，迫使道教做出两个方面的回应，一方面是不得不援道入术和发掘术的思想意涵，试图把各种看似互不相关的术连缀起来，给予理论上的解释，产生了一大批道教经典、书籍，道教从有术无道变为重术轻道。另一方面是强化神道设教的方面，模仿佛教建筑道观，塑造神像，建立把信道者凝聚起来的紧密的教团组织，袭仿佛教的法仪，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戒、律和斋、醮等科仪，增强教徒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与此相关的术的文化义理积淀的发掘。这是道教发生第一次大转变的时期，即从民间道教向官方道教、神仙道教转变的时期。

道、术结合的阶段，隋至唐代中期。这一时期，道教继承前一时期，在道与术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佛教得到了中国人的初步接纳，佛教经典翻译比较多之后，佛教开始摆脱了用老庄道家思想进行格义的阶段，其本来的面目凸显出来，其精深高远的哲理思辨逐步得到了人们的承认。这对以术为主而又不得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与佛教争决高下的道教是一个很严重的挑战。道教不得不以《老子》思想为基点，借助《庄子》，以玄学为中介，吸纳、改造佛教的概念、范畴和思辨方法，用以充实和丰富自己。这一时期对道的阐释，主流思潮是以对《老子》的“玄之又玄”进行阐发的重玄思辨方法及其运用，由此有了重玄学的尉为大观，标志着道教哲学鼎盛阶段的到来。隋代末年和初唐，道教在帮助李渊反隋夺取政权和李世民玄武门政变争权两件大事上立下了汗马功劳，加之老子本姓李而与李唐家族同姓，道教遂被作为国教而获得了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道教的神道设教、王道之术因而大为兴盛。这一时期，外丹烧炼承接魏晋以来的服食之风继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外丹术硕果累累而转化为外丹学。但因为服食金丹而导致中毒、死亡的事例不断增多，潜伏下了外丹学由盛入衰的契机。这一时期，是道教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阶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