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版全本《茅山志》與明代茅山正一道

道教之音 王崗

2015-11-25 22:55:53

今人所熟知完整的《茅山志》有兩部,一為元代本,一為清代本。元本《茅山志》十五卷(後明《道藏》析為三十三卷),由茅山上清宗師劉大彬修定於元天曆三年(1330)。清本《茅山志》十四卷,由笪蟾光(1623-1692)編定於康熙八年(1669),刊行於康熙十年(1671)。2009年崔偉發現了《永樂大典》收錄有《茅山續志》軼文兩則,據此撰有《《永樂大典》收錄的《茅山續志》及其軼文考》一文,認為這種不同於劉大彬《茅山志》的《茅山續志》,編於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永樂六年(1408)間。但此明初《茅山續志》在《永樂大典》中僅存明初《神異記》一篇和元張仲舉詩一首,《神異記》的內容是關於明太祖的神跡和神奇的宗教經驗,其作者或為明初茅山元符宮道士並先後任華陽洞靈官、南京神樂觀知觀、道錄司右正一以及太常寺丞的陳德星(?-1428)。張仲舉詩則為描述廣東肇慶鑒止堂的步虛詞,由此可推知,張仲舉或為元代茅山道士。除此之外,這一文一詩並未涉及任何茅山宮觀建制、道士傳承等內部信息,而僅僅是由於其作者皆為茅山道士,從而其作品被收入《茅山續志》。我們無法通過這兩篇詩文作品,由此對明初茅山道教做出研究。因此,在我們研究明版茅山志時,對此《茅山續志》暫可忽略不計。

除此以外,清《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史部地理類和《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存目皆著錄了明嘉靖二十九年刊本《茅山志》。陳國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也提及日本澤存書庫所藏明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陳國符先生應見到了嘉靖玉晨觀本《茅山志》,惜學術界對此未加留意。可以說,今天學術界和道教界並未注意到有明代全本《茅山志》的存在。

但笪蟾光《茅山志》卷首卻收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徐九思(1495-1580)的《嘉靖朝重刻茅山志序》和嘉靖三十年(1551)江永年(約1506-1551年前後在世)的《重修茅山志自序》。從徐九思序,知茅山玉晨觀道士張全恩重刻《茅山志》徐九思嘉靖二十九年的序稱《重刻茅山志序》,自是重刻而非重修《茅山志》。而江永年嘉靖三十年之序交待得更詳細。從中我們得知,茅山玉晨觀道士、大真人府贊教張全恩重刻《茅山志》,但隨後江永年增加了“國朝(按即明朝)懿典於前,修建諸文及群公登覽詩作於後。計不可無述僭,著其概於首,簡尚圖改証。”因為有增加的內容,故江永年的自序是為《重修茅山志》而作。笪蟾光《茅山志》卷十三所收《茅山志紀略》,提及劉大彬《茅山志》至清初僅存殘帙,笪蟾光因而發志重修《茅山志》,並未提及劉志之後的任何《茅山志》。但據此斷定此“嘉靖刊板至康熙中亡失已久”,未必準確。笪蟾光《茅山志》有很多資料顯然襲自此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故他收錄了該本的兩通序。但除此之外,卻是可以說,明代未見有其他種《茅山志》。也就是說,除了上文提到的明初《茅山續志》外,明代僅有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為重修本。清笪蟾光《茅山志》雖也包含明代內容,但笪蟾光本人離明代已遠,加之其編輯策略旨在對劉志(以及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重新加以分類排列以及重在清代文獻,故明代史實所存不多且編排混亂,對我們研究明代茅山道教幫助不大,誠如陳國符先生下的評語﹕“是志(按指笪蟾光《茅山志》)刪節劉志而紊其條貫,除稍增輯明清文獻外,無可取者。”有鑒於此,對吾人瞭解明代茅山道教來說,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就變得至關重要。

此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以下簡稱玉晨觀本《茅山志》),今北京大學圖書館、天一閣藏書樓、臺北國家圖書館、日本國家公文書館第一部(即習稱的內閣文庫)、皇宮內的宮內廳書陵部、和尊經閣文庫皆有藏本,但都借閱不便,無法據之從事長期深入研究。筆者有幸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讀到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製作的微縮膠卷。今據此微卷,參以若干書志,對該書做一介紹。玉晨觀本《茅山志》板框高21.5厘米,寬15.6厘米。每半葉十一、十三行不等,行二十三、二十五字不等,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書號1001至1002)分為三冊,天一閣藏本分為四冊,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書號03894)分為十六冊,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書號195-7)分為七冊,宮內廳書陵部藏本(書號458-35)分為四冊,而尊經閣文庫藏本也分為四冊。北大圖書館藏本有清孫文川題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第五冊原封面有書簽題“茅山志”,並以朱筆書寫部份卷目及要點。書中有多處用朱筆點校補正,亦有少許錄筆圈點。該志除了保持劉大彬原有的十二篇十五卷外,還加上首一卷和後編二卷。序目圖錄部分收有胡儼(1361-1443)永樂元年(1403)重刻劉大彬《茅山志》序,元吳全節的原本劉志序,陳鑑(1415-1470後)成化六年(1470)重刻劉志序,徐九思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序。序後列有“真人府贊教玉晨張全恩募工重刻舊志”的文字,以及九位贊助人的姓名。江永年的自序中,提到了“真人府贊教玉晨張全恩得舊本,募工重刻。”這與玉晨觀本《茅山志》所反映的情況相符。江永年的自序還提到茅山元符宮道士兼華陽洞靈官戴紹資(約1529-1551年前後在世)、元符宮道士兼華陽洞靈官任紹績(約1550-1551年前後在世)、崇禧宮道士兼華陽洞副靈官金玄禮(約1497-1551年前後在世)、元符宮道士兼真人府贊教袁繼禮(約1550-1551年前後在世)和元符宮道士兼真人府贊教陳應符(約1550-1551年前後在世)皆參與了張全恩的重刻工作,並代表張邀請江永年增補重修《茅山志》。此外,在後編第十二葉末有“江西刊書人胡桂”一行刻記。由此可見,茅山玉晨觀刊刻此書時,聘請了江西刻工胡桂。惟刊刻不良,後編常有頁碼倒錯之處。本書既多闕葉,復多處漫漶,墨丁時見。因筆者僅看到微縮膠卷而非原版刻,無法確認玉晨觀本《茅山志》的紙質。但據四庫提要“紙板惡劣”的評語,可知其紙質也較差。現存玉晨觀本《茅山志》也有一些葉面殘闕,這卻無關刊刻質量。

玉晨觀本《茅山志》在序目之後,有《茅山圖》插圖四葉。隨後有元本所有的天曆元年(1328)劉大彬《茅山志敘錄》。接下來的就是江永年所增補的《明懿典》,是為首卷。《明懿典》以江永年嘉靖三十年的序開始,該序即笪蟾光《茅山志》所收江永年《重修茅山志自序》。《明懿典》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明代懿典本身,第二部份是《宮觀考》,第三部份是《道秩考》。首卷之後,為劉志十五卷。劉志之後,分別是《錄金石後卷》前卷和《金薤編後卷》後卷,乍看之下,名目有些不清,其實是後編兩卷,前卷為金石卷,後卷為詩歌卷,但名目卻依然沿用劉大彬《茅山志》最後兩篇“錄金石”、“金薤編”。所謂“錄金石後卷”和“金薤編後卷”中的“後卷”者,指續劉志也。而筆者的用語“《錄金石後卷》前卷”和“《金薤編後卷》後卷”中的前後卷,則分別指“錄金石”為前一卷,而“金薤編”為後一卷。玉晨觀本《茅山志》所增補部份,較劉大彬《茅山志》多出九十一葉面,相當於現代書籍的181頁(其中玉晨觀本《茅山志》後編後卷頁32上為空白頁,故這裏忽略不計)。這已是相當於另外一本書的份量了。再加上劉志本身的篇幅,完整的玉晨觀本《茅山志》洋洋灑灑,堪稱一部超級茅山志,也是茅山道教的鉅著。而且,在此之前的茅山志書如劉大彬《茅山志》,並沒有插圖。玉晨觀本《茅山志》第一次對茅山志繪刻插圖,而且插圖有四葉(相當於現代書籍八頁)之長。清笪蟾光《茅山志》也有插圖,且插圖更多更精美。但無容質疑,這是受玉晨觀本《茅山志》影響所致。四庫提要批評玉晨觀本《茅山志》“非劉大彬之舊矣。”玉晨觀本《茅山志》是劉志的增補本而非簡單的重刻本。以劉大彬《茅山志》為標準,來衡量玉晨觀本《茅山志》與劉志的相異,因而指責玉晨觀本《茅山志》這種與劉志相異的努力,這實在是荒謬之極。但即便以劉志的體例為標準,我們也可以看到,玉晨觀本《茅山志》首先完整保留了劉志,在劉志本身部份,未加任何改動,以存其舊觀。其次,在增補部份,分為首卷和後卷。首卷包括了明懿典、宮觀考、道秩考三門類;後卷包括了錄金石、金薤編前後兩卷。由於這兩卷的命名方式沿襲了劉志,故又統以“後卷”來概括這兩卷。不但後編兩卷在命名方式上,沿襲了劉志,而且在首卷,也皆沿用了劉志“每門以三字為題”的體例。四庫提要盛贊劉志這一特點“蓋仿陶宏景《真誥》例也”。這一評語可以同樣運用到玉晨觀本《茅山志》上。以此來看,玉晨觀本《茅山志》同樣體例完備古雅,既仿《真誥》之例,又沿襲劉志舊題,還保留劉志之舊觀。這與“刪節劉志而紊其條貫”的笪蟾光《茅山志》,其宗旨是大不相同的。

玉晨觀本《茅山志》首卷《明懿典》,雖有部份為笪蟾光《茅山志》所吸收,但更多的材料未為笪志所收錄。而且,笪志在收錄這部份資料時,問題極多,我們下文將分別討論。玉晨觀本《茅山志》金石卷(即後編前卷)部份的一些明代碑記,為笪蟾光《茅山志》所轉錄。但也有一些碑記,未為笪本所錄。即使是笪志所轉錄的明代碑記,率皆有刪略更改,已非原始面貌。而金薤編(即後編後卷)部份的詩作,笪蟾光《茅山志》並非全錄,而是選錄了一些,而刪去其他。如玉晨觀本《茅山志》後編後卷收有楊一清(1454–1530)、陳沂(1469-1538)登覽茅山的詩作各五首,但笪蟾光《茅山志》皆僅錄其二首。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拋開選錄而非全錄這一問題不談,更大的問題是,笪志往往根據編者自己的好惡標準,任意更改原詩文字,有時幾乎變成了另外一篇作品。如為玉晨觀本《茅山志》後編後卷所收的徐階(1503-1584)《茅山道中》七言律詩,笪志不但較大地改動了其文字,而且竟將此七律改成了五律。類似的情況有邢一鳳(1508-1552年後)贈茅山道士袁一齋(或許即前面提到的袁繼禮)的《送袁一齋贊教歸茅山》詩以及李春芳(1510-1584)和張寰(1486-1561)對之的和詩,為玉晨觀本《茅山志》後編後卷所收。此三詩原皆是七律,但笪志竟將它們刪簡成三首七絕。這又一次顯示了有些傳統文人不尊重史實的陋習。這些資料,特別是其中的一些金石文字,或是第一次面世,或是第一次以完整面貌面世,對吾人瞭解茅山道教,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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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教之音 王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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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人所熟知完整的《茅山志》有兩部,一為元代本,一為清代本。元本《茅山志》十五卷(後明《道藏》析為三十三卷),由茅山上清宗師劉大彬修定於元天曆三年(1330)。清本《茅山志》十四卷,由笪蟾光(1623-1692)編定於康熙八年(1669),刊行於康熙十年(1671)。2009年崔偉發現了《永樂大典》收錄有《茅山續志》軼文兩則,據此撰有《《永樂大典》收錄的《茅山續志》及其軼文考》一文,認為這種不同於劉大彬《茅山志》的《茅山續志》,編於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永樂六年(1408)間。但此明初《茅山續志》在《永樂大典》中僅存明初《神異記》一篇和元張仲舉詩一首,《神異記》的內容是關於明太祖的神跡和神奇的宗教經驗,其作者或為明初茅山元符宮道士並先後任華陽洞靈官、南京神樂觀知觀、道錄司右正一以及太常寺丞的陳德星(?-1428)。張仲舉詩則為描述廣東肇慶鑒止堂的步虛詞,由此可推知,張仲舉或為元代茅山道士。除此之外,這一文一詩並未涉及任何茅山宮觀建制、道士傳承等內部信息,而僅僅是由於其作者皆為茅山道士,從而其作品被收入《茅山續志》。我們無法通過這兩篇詩文作品,由此對明初茅山道教做出研究。因此,在我們研究明版茅山志時,對此《茅山續志》暫可忽略不計。

    除此以外,清《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史部地理類和《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存目皆著錄了明嘉靖二十九年刊本《茅山志》。陳國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中,也提及日本澤存書庫所藏明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陳國符先生應見到了嘉靖玉晨觀本《茅山志》,惜學術界對此未加留意。可以說,今天學術界和道教界並未注意到有明代全本《茅山志》的存在。

    但笪蟾光《茅山志》卷首卻收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徐九思(1495-1580)的《嘉靖朝重刻茅山志序》和嘉靖三十年(1551)江永年(約1506-1551年前後在世)的《重修茅山志自序》。從徐九思序,知茅山玉晨觀道士張全恩重刻《茅山志》徐九思嘉靖二十九年的序稱《重刻茅山志序》,自是重刻而非重修《茅山志》。而江永年嘉靖三十年之序交待得更詳細。從中我們得知,茅山玉晨觀道士、大真人府贊教張全恩重刻《茅山志》,但隨後江永年增加了“國朝(按即明朝)懿典於前,修建諸文及群公登覽詩作於後。計不可無述僭,著其概於首,簡尚圖改証。”因為有增加的內容,故江永年的自序是為《重修茅山志》而作。笪蟾光《茅山志》卷十三所收《茅山志紀略》,提及劉大彬《茅山志》至清初僅存殘帙,笪蟾光因而發志重修《茅山志》,並未提及劉志之後的任何《茅山志》。但據此斷定此“嘉靖刊板至康熙中亡失已久”,未必準確。笪蟾光《茅山志》有很多資料顯然襲自此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故他收錄了該本的兩通序。但除此之外,卻是可以說,明代未見有其他種《茅山志》。也就是說,除了上文提到的明初《茅山續志》外,明代僅有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為重修本。清笪蟾光《茅山志》雖也包含明代內容,但笪蟾光本人離明代已遠,加之其編輯策略旨在對劉志(以及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重新加以分類排列以及重在清代文獻,故明代史實所存不多且編排混亂,對我們研究明代茅山道教幫助不大,誠如陳國符先生下的評語﹕“是志(按指笪蟾光《茅山志》)刪節劉志而紊其條貫,除稍增輯明清文獻外,無可取者。”有鑒於此,對吾人瞭解明代茅山道教來說,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就變得至關重要。

    此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以下簡稱玉晨觀本《茅山志》),今北京大學圖書館、天一閣藏書樓、臺北國家圖書館、日本國家公文書館第一部(即習稱的內閣文庫)、皇宮內的宮內廳書陵部、和尊經閣文庫皆有藏本,但都借閱不便,無法據之從事長期深入研究。筆者有幸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圖書館讀到據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製作的微縮膠卷。今據此微卷,參以若干書志,對該書做一介紹。玉晨觀本《茅山志》板框高21.5厘米,寬15.6厘米。每半葉十一、十三行不等,行二十三、二十五字不等,白口單魚尾,四周單邊。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書號1001至1002)分為三冊,天一閣藏本分為四冊,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書號03894)分為十六冊,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書號195-7)分為七冊,宮內廳書陵部藏本(書號458-35)分為四冊,而尊經閣文庫藏本也分為四冊。北大圖書館藏本有清孫文川題識。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本第五冊原封面有書簽題“茅山志”,並以朱筆書寫部份卷目及要點。書中有多處用朱筆點校補正,亦有少許錄筆圈點。該志除了保持劉大彬原有的十二篇十五卷外,還加上首一卷和後編二卷。序目圖錄部分收有胡儼(1361-1443)永樂元年(1403)重刻劉大彬《茅山志》序,元吳全節的原本劉志序,陳鑑(1415-1470後)成化六年(1470)重刻劉志序,徐九思嘉靖二十九年玉晨觀刊本《茅山志》序。序後列有“真人府贊教玉晨張全恩募工重刻舊志”的文字,以及九位贊助人的姓名。江永年的自序中,提到了“真人府贊教玉晨張全恩得舊本,募工重刻。”這與玉晨觀本《茅山志》所反映的情況相符。江永年的自序還提到茅山元符宮道士兼華陽洞靈官戴紹資(約1529-1551年前後在世)、元符宮道士兼華陽洞靈官任紹績(約1550-1551年前後在世)、崇禧宮道士兼華陽洞副靈官金玄禮(約1497-1551年前後在世)、元符宮道士兼真人府贊教袁繼禮(約1550-1551年前後在世)和元符宮道士兼真人府贊教陳應符(約1550-1551年前後在世)皆參與了張全恩的重刻工作,並代表張邀請江永年增補重修《茅山志》。此外,在後編第十二葉末有“江西刊書人胡桂”一行刻記。由此可見,茅山玉晨觀刊刻此書時,聘請了江西刻工胡桂。惟刊刻不良,後編常有頁碼倒錯之處。本書既多闕葉,復多處漫漶,墨丁時見。因筆者僅看到微縮膠卷而非原版刻,無法確認玉晨觀本《茅山志》的紙質。但據四庫提要“紙板惡劣”的評語,可知其紙質也較差。現存玉晨觀本《茅山志》也有一些葉面殘闕,這卻無關刊刻質量。

    玉晨觀本《茅山志》在序目之後,有《茅山圖》插圖四葉。隨後有元本所有的天曆元年(1328)劉大彬《茅山志敘錄》。接下來的就是江永年所增補的《明懿典》,是為首卷。《明懿典》以江永年嘉靖三十年的序開始,該序即笪蟾光《茅山志》所收江永年《重修茅山志自序》。《明懿典》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明代懿典本身,第二部份是《宮觀考》,第三部份是《道秩考》。首卷之後,為劉志十五卷。劉志之後,分別是《錄金石後卷》前卷和《金薤編後卷》後卷,乍看之下,名目有些不清,其實是後編兩卷,前卷為金石卷,後卷為詩歌卷,但名目卻依然沿用劉大彬《茅山志》最後兩篇“錄金石”、“金薤編”。所謂“錄金石後卷”和“金薤編後卷”中的“後卷”者,指續劉志也。而筆者的用語“《錄金石後卷》前卷”和“《金薤編後卷》後卷”中的前後卷,則分別指“錄金石”為前一卷,而“金薤編”為後一卷。玉晨觀本《茅山志》所增補部份,較劉大彬《茅山志》多出九十一葉面,相當於現代書籍的181頁(其中玉晨觀本《茅山志》後編後卷頁32上為空白頁,故這裏忽略不計)。這已是相當於另外一本書的份量了。再加上劉志本身的篇幅,完整的玉晨觀本《茅山志》洋洋灑灑,堪稱一部超級茅山志,也是茅山道教的鉅著。而且,在此之前的茅山志書如劉大彬《茅山志》,並沒有插圖。玉晨觀本《茅山志》第一次對茅山志繪刻插圖,而且插圖有四葉(相當於現代書籍八頁)之長。清笪蟾光《茅山志》也有插圖,且插圖更多更精美。但無容質疑,這是受玉晨觀本《茅山志》影響所致。四庫提要批評玉晨觀本《茅山志》“非劉大彬之舊矣。”玉晨觀本《茅山志》是劉志的增補本而非簡單的重刻本。以劉大彬《茅山志》為標準,來衡量玉晨觀本《茅山志》與劉志的相異,因而指責玉晨觀本《茅山志》這種與劉志相異的努力,這實在是荒謬之極。但即便以劉志的體例為標準,我們也可以看到,玉晨觀本《茅山志》首先完整保留了劉志,在劉志本身部份,未加任何改動,以存其舊觀。其次,在增補部份,分為首卷和後卷。首卷包括了明懿典、宮觀考、道秩考三門類;後卷包括了錄金石、金薤編前後兩卷。由於這兩卷的命名方式沿襲了劉志,故又統以“後卷”來概括這兩卷。不但後編兩卷在命名方式上,沿襲了劉志,而且在首卷,也皆沿用了劉志“每門以三字為題”的體例。四庫提要盛贊劉志這一特點“蓋仿陶宏景《真誥》例也”。這一評語可以同樣運用到玉晨觀本《茅山志》上。以此來看,玉晨觀本《茅山志》同樣體例完備古雅,既仿《真誥》之例,又沿襲劉志舊題,還保留劉志之舊觀。這與“刪節劉志而紊其條貫”的笪蟾光《茅山志》,其宗旨是大不相同的。

    玉晨觀本《茅山志》首卷《明懿典》,雖有部份為笪蟾光《茅山志》所吸收,但更多的材料未為笪志所收錄。而且,笪志在收錄這部份資料時,問題極多,我們下文將分別討論。玉晨觀本《茅山志》金石卷(即後編前卷)部份的一些明代碑記,為笪蟾光《茅山志》所轉錄。但也有一些碑記,未為笪本所錄。即使是笪志所轉錄的明代碑記,率皆有刪略更改,已非原始面貌。而金薤編(即後編後卷)部份的詩作,笪蟾光《茅山志》並非全錄,而是選錄了一些,而刪去其他。如玉晨觀本《茅山志》後編後卷收有楊一清(1454–1530)、陳沂(1469-1538)登覽茅山的詩作各五首,但笪蟾光《茅山志》皆僅錄其二首。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拋開選錄而非全錄這一問題不談,更大的問題是,笪志往往根據編者自己的好惡標準,任意更改原詩文字,有時幾乎變成了另外一篇作品。如為玉晨觀本《茅山志》後編後卷所收的徐階(1503-1584)《茅山道中》七言律詩,笪志不但較大地改動了其文字,而且竟將此七律改成了五律。類似的情況有邢一鳳(1508-1552年後)贈茅山道士袁一齋(或許即前面提到的袁繼禮)的《送袁一齋贊教歸茅山》詩以及李春芳(1510-1584)和張寰(1486-1561)對之的和詩,為玉晨觀本《茅山志》後編後卷所收。此三詩原皆是七律,但笪志竟將它們刪簡成三首七絕。這又一次顯示了有些傳統文人不尊重史實的陋習。這些資料,特別是其中的一些金石文字,或是第一次面世,或是第一次以完整面貌面世,對吾人瞭解茅山道教,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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