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版全本《茅山志》與明代茅山正一道(3)

道教之音 王崗

2015-11-25 22:55:53

在上列兩淮鹽商中,盧發瑞特別值得一提。盧發瑞是兩淮鹽商,並捐納了南京國子監太學生的身份。盧發瑞之父石灘公,因盧發瑞祖母之病,在嘉靖十二年(1533)赴茅山祝禱祈求長生,並許願赴茅山還願。第二年,石灘公又登茅山,捐資做法事於積金山菴玉皇閣。這時茅君三神顯現。眾人皆以為是石灘公至誠孝思所致。嘉靖十四年(1535)石灘公臥病,命兒子盧發瑞代己去茅山朝聖。盧發瑞登山後,有異常怪夢。回家後其父病益重,不久去世。隨後,盧發瑞又攤上遭人誣枉之官司。但不到一月就得以還其清白。回想往事,他認為異常怪夢是茅君神示其父即將辭世和喫官司。他認為這是神之默佑。嘉靖十五年(1536)盧發瑞又赴茅山,撰《三茅述異記》以顯揚茅君之靈應。從盧發瑞的個案,我們可以見到明代商人捐助茅山道教的真實的個人宗教經驗和動機。

上述張子弘《積金山庵重建三官殿記》,除了兩淮鹽商之外,還列出新安商人三人。新安商人即明清時代晉商之外另一支主導商人集團徽商。這表明徽商也參與了贊助積金山菴重建。徽商成為茅山道教護法的另一個例子是茅山現尚存先後立石於萬曆十九年(1591)的《明重修元符宮萬壽臺碑銘》和萬曆三十二年(1604)的《重建元符萬寧宮章臺碑記》。此二碑記錄了徽州府休寧縣商人汪文明施金修理元符宮萬壽臺以完其父遺願,以及同妻張氏、男汪餘福、媳余氏、孫汪啟元、孫媳楊氏,施銀百兩,重建元符宮章臺,祈保平安的內容。這也是徽商合家捐助茅山道觀的典型事例。

商人不但成為茅山的資助護法,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捐資的同時,也因為奉道虔誠而皈依茅山道教,成為茅山道士。白達(?-1536)就是這樣一個例子。白達是山西澤州人,為晉商,經商於揚州,當也是遷徙於揚州的兩淮鹽商。他平日持齋,感念父母生成養育之恩,無由以報。於是遍遊伏牛山、武當山、泰山、少林寺、靈巖寺等佛道名山聖地,並散財施舍佛道,以積功德。正德元年(1506)茅山道士唐思義欲造積金山菴玉皇閣,去揚州募緣。白達忻然捐銀八百兩,其他揚州商人在他帶動下,也捐助跟進。於是,積金山菴增建了玉皇閣、三官殿、真武殿、山門、東西兩廊。白達還隨後兩次拜謁時任南京禮部尚書、也是山西人的喬宇(1457-1524),請他為此事撰寫碑文。喬宇碑文中盛稱白達﹕“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父母。世之為商賈者,乘時射利,苟有所得,則侈服用、私妻子,往往皆是。能知報本者,誠寡矣。達之志,不亦可嘉矣乎?”喬宇也同樣欣賞白達能由於其孝順父母,而化“私”為“公”,成此義舉。白達不僅成為積金山菴的護法,而且,他隨後在茅山入道,成為積金山菴道士。至嘉靖十五年(1536)他羽化時,白達有徒弟陳真福、周真益,徒孫周應乾、孔應清、史應泰。前面提到,晉商是徽商之外另一個影響力最大的商幫。其中很多人在揚州經營鹽業。白達恐怕就是這樣一位晉商。他從樂施好善、捐助積金山菴,到在此道廟入道而成為法子法孫眾多的道長,其轉變之因及其過程,歷歷在目。

另一位更突出的例子是前面已提到的張全恩。張全恩是揚州人,似乎也是兩淮鹽商。他樂善好施三十餘年。嘉靖初年(1522年及稍後),他在茅山“棄家入道”,成為玉晨觀道士。他“竭皈依之誠,奮興復之志”,乃“矢心化財,於是貴者揮金,富者獻貝,非緍錢之可計”,共集到二十餘萬錢,因此,他為玉晨觀建無梁殿、玄帝殿和茅君殿。為此他“萬役經營,積歲月以圖成,踰年告落”。他被稱贊為“輕財濟美”。他率領他的三個兒子張真如、張真淨、張真常一起,擔當了此項目的“化主”。由於他對玉晨觀和茅山道教的突出貢獻,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時他已任大真人府贊教,成了龍虎山張天師信任的法官。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勛臣貴冑和富商鉅賈所支持的茅山道廟或為茅山傳統名宮觀如玉晨觀,或為新建菴廟如天信菴,皆為茅山傳統正一道所屬道廟。他們成為茅山傳統正一道宮觀的首席護法。但他們並未參與到萬曆十四年(1586)後在茅山乾元觀興起的全真道閻祖派的贊助活動中,反而以王世貞(1526-1590)為首的江南士紳精英,在乾元觀全真道的興起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文字護教作用。對一個道廟來說,除了田產和法事活動之外,其生存的基本策略就是獲得和擴大護法的人數和規模。因此,很難想像乾元觀沒有向商人募捐。但現存文獻沒有一則材料提及商人對乾元觀全真道興起的貢獻。這只能說明商人沒有在此過程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勛臣貴冑未曾贊助乾元觀全真道的興起,則是不爭的事實。一般來說,文人士大夫對偏重心性內修的全真道更為偏愛,而作為文壇領袖的王世貞及其江南文人追隨者,更喜歡標新立異,這是他們贊助茅山乾元觀閻祖派的動因。與之相反,明代勛臣貴冑和富商鉅賈在文化觀念上更貼近主流官方意識形態,也更趨保守,更易受茅山傳統的道派和宮觀的吸引。他們也遵循和認可明王朝重正一輕全真道的宗教政策。加之茅山離明代留都南京距離極近,明代很多勛臣貴冑任職和居住在南京。而大量富商鉅賈,特別是執商人階層之牛耳的徽商和晉商,或為了鹽業的鉅大利益而長期居住於離茅山同樣很近的揚州,或為了捐納國子監生乃至捐官身份的便利而居住於南京。因此,這兩個階層成為茅山正一道的首席護法,是順理成章的事。玉晨觀本《茅山志》提供了明代茅山宗教社會史的重要資料。

明代茅山宮觀興廢實錄

雖然玉晨觀本《茅山志》首卷標題是“明懿典”,在正式的有關國家懿典之後,還有《宮觀考》部份。劉大彬《茅山志》卷十“樓觀部”已開創了茅山志編寫中的這一體例。玉晨觀本《茅山志》出色地繼承了這一傳統。笪蟾光《茅山志》卷十這一部份雖題作“蓋山宮觀泉洞”,但卻以文人所熟悉的普通地方志山水篇或山水志的方式來編寫,結果所有宮觀皆附於各山水條目之下,完全忽略了茅山這一道教聖地的特點,此即陳國符先生所批評的“刪節劉志而紊其條貫”。

劉大彬《茅山志》記錄了茅山有118所宮觀庵廟,但經過了元末的兵燹戰亂,據玉晨觀本《茅山志》記載,明初時,茅山僅存二十四所。玉晨觀本《茅山志》在《宮觀考》部份,記錄了至嘉靖三十年編刊此山志時現存的至少十八所獨立的宮觀菴廟。

玉晨觀本《茅山志》的首卷《宮觀考》部份,記載相當詳細,多數情況下,每個宮觀條目的篇幅比劉大彬《茅山志》相應宮觀條目多出約三分之一至一倍以上,有些條目,如仁祐觀條,玉晨觀本《茅山志•宮觀考》的文字數,是劉大彬《茅山志》的十倍。而且,玉晨觀本《茅山志》所記錄的茅山各宮觀的內部殿堂建構及相關情形,特別是元明時代的特徵,遠豐富於劉大彬《茅山志》和笪蟾光《茅山志》。以下擇其重要的茅山宮觀菴廟分述之。

首先是元符萬寧宮。元符宮在明洪武初舊蹟俱廢。但洪武十六年(1383)朝廷在茅山設華陽洞正副靈官,且規定例由元符宮道士中選授正靈官、由崇禧宮道士中選授副靈官。因此之機,元符宮方才日漸振起。但天順間元符宮三清殿又燬。成化初華陽洞靈官朱崇潤募工重建。明代元符宮有三清殿、三茅君祠、廣濟龍王祠、句曲山神祠、本宮神護聖侯祠、本宮二使者靈祐靈護侯祠、上清歷代宗師祠。也有十四道院﹕東秀、東齋、觀雲、啟明、埜隱、勉齋、栖碧、西齋、樂泉、覽秀、雲林、真隱,以及坐落於鎮江府丹陽縣的東天寧院和坐落於應天府句容縣的西天寧院。永樂二十一年(1423),由元符宮華陽洞正靈官出身、此時任道錄司右玄義兼武當山玄天玉虛宮提點的任自垣(1368-1431),在元符宮重刻劉大彬《茅山志》。

崇禧萬壽宮在元至元二年(1336)燬於火。中間雖有修葺之舉,但大規模的重建開始於正統十四年(1449),由道錄司右正一、華陽洞副靈官湯希文(?-1461)和華陽洞副靈官、崇禧宮住持丁與明(?-1470)主持,完工於景泰四年(1453)。至明弘治、嘉靖間,華陽洞副靈官湯與慶(約1457-1522年前後在世)、沈清淵(約1524-1552年前後在世)、張祐清(約1524年前後在世)、金玄禮又屢加修繕。明代崇禧宮有三清殿、茅君殿、山中宰相祠、五師堂、雷尊殿、土地祠、太乙殿、南宮祠。也有鑑止堂、寶珠林、復古堂、威儀院、四聖院、葆真院、三茅院、天師院、南極院、玄壇院、東華院、三清院、七真院、三官院共十四道院。此外,成化二年(1466)時已任道錄司右玄義的丁與明在崇禧宮重刻劉大彬《茅山志》。玉晨觀本《茅山志》闕失頁36上-37下,相當於現代書籍四頁,有些宮觀或許玉晨觀本《茅山志》也加以記載,但我們不得而知。這其中應該就有九霄萬福宮。之所以我們能作出如此推斷,是因為玉晨觀本《茅山志》後編明代金石碑文部份收有楊一清(1454-1503)於弘治十年(1497)為九霄宮作的碑文《重建大茅峰聖祐觀記》。既然玉晨觀本《茅山志》關注於有關九霄宮的碑文,對這麼重要的道觀,玉晨觀本《茅山志》沒有理由不加以採錄。另一條證據是玉晨觀本《茅山志•明懿典•宮觀考》的排列方式。玉晨觀本《茅山志》因為是重修劉大彬《茅山志》,玉晨觀本《茅山志》中宮觀的排列順序,大致依據劉志中宮觀的次序。劉志的排列順序如下﹕第一元符宮、第二崇禧宮、第三玉晨觀、第四崇壽觀、第五下泊宮、……第二十聖祐觀(即九霄宮)、第二十一德祐觀、第二十二仁祐觀……。而玉晨觀本《茅山志》的次序則是﹕第一元符號宮、第二崇禧宮、第三積金山菴、第四玉晨觀、第五下泊宮。但下泊宮條始於頁35下,接下來是闕頁36上-37下,因此下泊宮條並不完整。闕頁後頁38上首列的是仁祐觀。在劉志中,聖祐觀即九霄宮位列下泊宮之後、仁祐觀之前。玉晨觀本《茅山志》也應該是這個順序。但現存玉晨觀本《茅山志》在下泊宮條處出現闕頁,但至仁祐觀處,又一切恢復正常。玉晨觀本《茅山志》中的九霄宮無疑也應位於下泊宮與仁祐觀之間,也即剛好闕少的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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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張子弘《積金山庵重建三官殿記》,除了兩淮鹽商之外,還列出新安商人三人。新安商人即明清時代晉商之外另一支主導商人集團徽商。這表明徽商也參與了贊助積金山菴重建。徽商成為茅山道教護法的另一個例子是茅山現尚存先後立石於萬曆十九年(1591)的《明重修元符宮萬壽臺碑銘》和萬曆三十二年(1604)的《重建元符萬寧宮章臺碑記》。此二碑記錄了徽州府休寧縣商人汪文明施金修理元符宮萬壽臺以完其父遺願,以及同妻張氏、男汪餘福、媳余氏、孫汪啟元、孫媳楊氏,施銀百兩,重建元符宮章臺,祈保平安的內容。這也是徽商合家捐助茅山道觀的典型事例。

    商人不但成為茅山的資助護法,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捐資的同時,也因為奉道虔誠而皈依茅山道教,成為茅山道士。白達(?-1536)就是這樣一個例子。白達是山西澤州人,為晉商,經商於揚州,當也是遷徙於揚州的兩淮鹽商。他平日持齋,感念父母生成養育之恩,無由以報。於是遍遊伏牛山、武當山、泰山、少林寺、靈巖寺等佛道名山聖地,並散財施舍佛道,以積功德。正德元年(1506)茅山道士唐思義欲造積金山菴玉皇閣,去揚州募緣。白達忻然捐銀八百兩,其他揚州商人在他帶動下,也捐助跟進。於是,積金山菴增建了玉皇閣、三官殿、真武殿、山門、東西兩廊。白達還隨後兩次拜謁時任南京禮部尚書、也是山西人的喬宇(1457-1524),請他為此事撰寫碑文。喬宇碑文中盛稱白達﹕“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父母。世之為商賈者,乘時射利,苟有所得,則侈服用、私妻子,往往皆是。能知報本者,誠寡矣。達之志,不亦可嘉矣乎?”喬宇也同樣欣賞白達能由於其孝順父母,而化“私”為“公”,成此義舉。白達不僅成為積金山菴的護法,而且,他隨後在茅山入道,成為積金山菴道士。至嘉靖十五年(1536)他羽化時,白達有徒弟陳真福、周真益,徒孫周應乾、孔應清、史應泰。前面提到,晉商是徽商之外另一個影響力最大的商幫。其中很多人在揚州經營鹽業。白達恐怕就是這樣一位晉商。他從樂施好善、捐助積金山菴,到在此道廟入道而成為法子法孫眾多的道長,其轉變之因及其過程,歷歷在目。

    另一位更突出的例子是前面已提到的張全恩。張全恩是揚州人,似乎也是兩淮鹽商。他樂善好施三十餘年。嘉靖初年(1522年及稍後),他在茅山“棄家入道”,成為玉晨觀道士。他“竭皈依之誠,奮興復之志”,乃“矢心化財,於是貴者揮金,富者獻貝,非緍錢之可計”,共集到二十餘萬錢,因此,他為玉晨觀建無梁殿、玄帝殿和茅君殿。為此他“萬役經營,積歲月以圖成,踰年告落”。他被稱贊為“輕財濟美”。他率領他的三個兒子張真如、張真淨、張真常一起,擔當了此項目的“化主”。由於他對玉晨觀和茅山道教的突出貢獻,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時他已任大真人府贊教,成了龍虎山張天師信任的法官。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勛臣貴冑和富商鉅賈所支持的茅山道廟或為茅山傳統名宮觀如玉晨觀,或為新建菴廟如天信菴,皆為茅山傳統正一道所屬道廟。他們成為茅山傳統正一道宮觀的首席護法。但他們並未參與到萬曆十四年(1586)後在茅山乾元觀興起的全真道閻祖派的贊助活動中,反而以王世貞(1526-1590)為首的江南士紳精英,在乾元觀全真道的興起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文字護教作用。對一個道廟來說,除了田產和法事活動之外,其生存的基本策略就是獲得和擴大護法的人數和規模。因此,很難想像乾元觀沒有向商人募捐。但現存文獻沒有一則材料提及商人對乾元觀全真道興起的貢獻。這只能說明商人沒有在此過程中扮演主要的角色。但勛臣貴冑未曾贊助乾元觀全真道的興起,則是不爭的事實。一般來說,文人士大夫對偏重心性內修的全真道更為偏愛,而作為文壇領袖的王世貞及其江南文人追隨者,更喜歡標新立異,這是他們贊助茅山乾元觀閻祖派的動因。與之相反,明代勛臣貴冑和富商鉅賈在文化觀念上更貼近主流官方意識形態,也更趨保守,更易受茅山傳統的道派和宮觀的吸引。他們也遵循和認可明王朝重正一輕全真道的宗教政策。加之茅山離明代留都南京距離極近,明代很多勛臣貴冑任職和居住在南京。而大量富商鉅賈,特別是執商人階層之牛耳的徽商和晉商,或為了鹽業的鉅大利益而長期居住於離茅山同樣很近的揚州,或為了捐納國子監生乃至捐官身份的便利而居住於南京。因此,這兩個階層成為茅山正一道的首席護法,是順理成章的事。玉晨觀本《茅山志》提供了明代茅山宗教社會史的重要資料。

    明代茅山宮觀興廢實錄

    雖然玉晨觀本《茅山志》首卷標題是“明懿典”,在正式的有關國家懿典之後,還有《宮觀考》部份。劉大彬《茅山志》卷十“樓觀部”已開創了茅山志編寫中的這一體例。玉晨觀本《茅山志》出色地繼承了這一傳統。笪蟾光《茅山志》卷十這一部份雖題作“蓋山宮觀泉洞”,但卻以文人所熟悉的普通地方志山水篇或山水志的方式來編寫,結果所有宮觀皆附於各山水條目之下,完全忽略了茅山這一道教聖地的特點,此即陳國符先生所批評的“刪節劉志而紊其條貫”。

    劉大彬《茅山志》記錄了茅山有118所宮觀庵廟,但經過了元末的兵燹戰亂,據玉晨觀本《茅山志》記載,明初時,茅山僅存二十四所。玉晨觀本《茅山志》在《宮觀考》部份,記錄了至嘉靖三十年編刊此山志時現存的至少十八所獨立的宮觀菴廟。

    玉晨觀本《茅山志》的首卷《宮觀考》部份,記載相當詳細,多數情況下,每個宮觀條目的篇幅比劉大彬《茅山志》相應宮觀條目多出約三分之一至一倍以上,有些條目,如仁祐觀條,玉晨觀本《茅山志•宮觀考》的文字數,是劉大彬《茅山志》的十倍。而且,玉晨觀本《茅山志》所記錄的茅山各宮觀的內部殿堂建構及相關情形,特別是元明時代的特徵,遠豐富於劉大彬《茅山志》和笪蟾光《茅山志》。以下擇其重要的茅山宮觀菴廟分述之。

    首先是元符萬寧宮。元符宮在明洪武初舊蹟俱廢。但洪武十六年(1383)朝廷在茅山設華陽洞正副靈官,且規定例由元符宮道士中選授正靈官、由崇禧宮道士中選授副靈官。因此之機,元符宮方才日漸振起。但天順間元符宮三清殿又燬。成化初華陽洞靈官朱崇潤募工重建。明代元符宮有三清殿、三茅君祠、廣濟龍王祠、句曲山神祠、本宮神護聖侯祠、本宮二使者靈祐靈護侯祠、上清歷代宗師祠。也有十四道院﹕東秀、東齋、觀雲、啟明、埜隱、勉齋、栖碧、西齋、樂泉、覽秀、雲林、真隱,以及坐落於鎮江府丹陽縣的東天寧院和坐落於應天府句容縣的西天寧院。永樂二十一年(1423),由元符宮華陽洞正靈官出身、此時任道錄司右玄義兼武當山玄天玉虛宮提點的任自垣(1368-1431),在元符宮重刻劉大彬《茅山志》。

    崇禧萬壽宮在元至元二年(1336)燬於火。中間雖有修葺之舉,但大規模的重建開始於正統十四年(1449),由道錄司右正一、華陽洞副靈官湯希文(?-1461)和華陽洞副靈官、崇禧宮住持丁與明(?-1470)主持,完工於景泰四年(1453)。至明弘治、嘉靖間,華陽洞副靈官湯與慶(約1457-1522年前後在世)、沈清淵(約1524-1552年前後在世)、張祐清(約1524年前後在世)、金玄禮又屢加修繕。明代崇禧宮有三清殿、茅君殿、山中宰相祠、五師堂、雷尊殿、土地祠、太乙殿、南宮祠。也有鑑止堂、寶珠林、復古堂、威儀院、四聖院、葆真院、三茅院、天師院、南極院、玄壇院、東華院、三清院、七真院、三官院共十四道院。此外,成化二年(1466)時已任道錄司右玄義的丁與明在崇禧宮重刻劉大彬《茅山志》。玉晨觀本《茅山志》闕失頁36上-37下,相當於現代書籍四頁,有些宮觀或許玉晨觀本《茅山志》也加以記載,但我們不得而知。這其中應該就有九霄萬福宮。之所以我們能作出如此推斷,是因為玉晨觀本《茅山志》後編明代金石碑文部份收有楊一清(1454-1503)於弘治十年(1497)為九霄宮作的碑文《重建大茅峰聖祐觀記》。既然玉晨觀本《茅山志》關注於有關九霄宮的碑文,對這麼重要的道觀,玉晨觀本《茅山志》沒有理由不加以採錄。另一條證據是玉晨觀本《茅山志•明懿典•宮觀考》的排列方式。玉晨觀本《茅山志》因為是重修劉大彬《茅山志》,玉晨觀本《茅山志》中宮觀的排列順序,大致依據劉志中宮觀的次序。劉志的排列順序如下﹕第一元符宮、第二崇禧宮、第三玉晨觀、第四崇壽觀、第五下泊宮、……第二十聖祐觀(即九霄宮)、第二十一德祐觀、第二十二仁祐觀……。而玉晨觀本《茅山志》的次序則是﹕第一元符號宮、第二崇禧宮、第三積金山菴、第四玉晨觀、第五下泊宮。但下泊宮條始於頁35下,接下來是闕頁36上-37下,因此下泊宮條並不完整。闕頁後頁38上首列的是仁祐觀。在劉志中,聖祐觀即九霄宮位列下泊宮之後、仁祐觀之前。玉晨觀本《茅山志》也應該是這個順序。但現存玉晨觀本《茅山志》在下泊宮條處出現闕頁,但至仁祐觀處,又一切恢復正常。玉晨觀本《茅山志》中的九霄宮無疑也應位於下泊宮與仁祐觀之間,也即剛好闕少的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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