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版全本《茅山志》與明代茅山正一道(9)

道教之音 王崗

2015-11-25 22:55:53

萬曆十四年(1586)閻希言(1509-1588)在茅山乾元觀創立全真道閻祖派。但在此之前,茅山沒有任何宮觀傳承全真道。上述嘉靖二十四年末,明世宗向茅山散發御藥的聖旨和覆奏中,命“往本山(按指茅山)給散道徒及方外雲遊全真”。而在同年末,奉兵部車駕司之命,茅山崇禧宮道士、華陽洞副靈官金玄禮和元符宮住持眭應祿出具的告示也稱“本山道流及方外全真人等知悉”。這表示全真道士並非當時茅山的“本山道流”而是“方外雲遊”道士。全真教在明代中期以後,多有駐足官方認可的道教聖山的情形。但在這些傳統名山中,如武當山、齊雲山等,全真道僅以低調的姿態在一些小庵廟中存在。而在茅山正一派的強勢和華陽洞靈官系統的控制下,茅山在萬曆十四年前連小庵廟中都沒有全真教的永久性存在。已故黎遇航道長還提到茅山“三宮五觀”中的五觀皆傳承全真道派,其中乾元觀和仁祐觀屬全真龍門岔枝閻祖派,而白雲觀、德祐觀、玉晨觀則屬全真龍門派。但不知是發生在明代抑或清代。而何春生道長也認為明清兩代茅山“三宮五觀”中的五觀傳播全真道,沿襲了黎遇航道長的說法。但除了乾元觀之外,我們仍然不清楚其餘各觀由正一改宗全真的時間。前面所提到的笪蟾光《茅山志》開列的康熙十年茅山各宮觀住持助刻笪志的名單中,有白雲觀住持王存智、德祐觀住持羅大定、仁祐觀住持王太修。王存智之名不合全真龍門派的派字,但卻與靜一法派的字輩吻合。羅大定的“大“字,表面上看來似乎合龍門派的第五十一代字輩。但龍門派譜前四十字之後的六十字,相傳為康熙皇帝所續。是否真為康熙所為,自有許多疑問,但至少這一傳說傳遞出了一個信息﹕在康熙年間之前,龍門派百字譜的後六十字還不存在。“大”字實際上就是這後六十字的第十一個字輩。今姑且假定這後六十字最早出現的時間是康熙元年,到康熙十年時,也絕無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傳到這後六十字的第十一個字輩。在筆者所接觸到的文獻和晚近其他學者的研究中,從未見到在康熙年間龍門派已傳到“大”字輩的例子。因此,羅大定的“大“字,並非龍門派字輩,而是茅山傳統的靜一法派第十一代的字輩或二茅真君清微派第十九代的字輩。如黎遇航道長和何春生道長所說,清代仁祐觀傳承閻祖派(原文意指明清時代,所以至少是清代)。有鑒於此,我們最後來看康熙十年仁祐觀住持王太修。王太修之名完全不合閻祖派譜,說明並非閻祖派的字輩。上面我們已論述了到明嘉靖三十年時,仁祐觀仍在傳承二茅真君清微派。從崇禧宮清微派的傳承,我們得知,崇禧宮道士、華陽洞副靈官王太愚自然應該是清微派,但卻將派字“大”寫作“太”。如果這種寫法是通例,那麼王太修可能也是清微派的“大”字輩,這也符合明嘉靖三十年前仁祐觀法派傳承的實情。無論如何,王太修至少不是閻祖派道士,而仁祐觀在明清時也從未屬於閻祖派之外的其他全真道派。這樣,雖然不排除有全真道士入駐的可能,但由於其住持皆非全真道士,故而白雲觀、德祐觀和仁祐觀在清康熙十年時,其主體並非傳承全真道的各法派。相反,當時白雲觀應傳承靜一法派,德祐觀或傳承靜一法派或傳承清微派,仁祐觀也傳承清微派或至少非全真道的某正一道派。這種康熙十年間的情形,應反映明晚期的狀況。這樣,我們可以對上文做一補充﹕除了萬曆十四年在茅山乾元觀興起的全真道閻祖派之外,明代茅山其他宮觀皆傳承正一道,有傳承靜一法派的元符萬寧宮、九霄萬福宮、積金山菴、茅君父母祠、朝真菴和白雲觀;有傳承二茅真君清微派的仁祐觀、下泊宮;有兼傳清微派和靜一法派的崇禧萬壽宮;有傳承或為靜一法派或為清微派的德祐觀;也有傳承與清微派有密切關係之道派的玉晨觀。明代茅山全真道,除了雲遊道士外,僅有萬曆十四年之後的乾元觀。

結語

本文以不易見到的玉晨觀本《茅山志》為依據,探討了這僅有的一種明代全本《茅山志》的情況及其意義。在文獻輯軼和編排體例上,玉晨觀本《茅山志》具有很高的版本學和書志學價值。需要強調的是,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版本學和書志學上的價值。在研究明代茅山道教方面,玉晨觀本《茅山志》成了絕對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從玉晨觀本《茅山志》的內容,可以瞭解明代茅山道教和道觀在國家祀典中的重要地位,而茅山也成了明代國家宮觀。明政府設立華陽洞靈官系統管理茅山道教,正應該從這一方面來理解。玉晨觀本《茅山志》還記載了今已失傳的“國醮”在明代舉行的細節,有幫今人全面理解上清宗壇傳統齋醮科儀的價值。除了朝廷和國家之外,茅山道教在明代的興盛,還有賴於廣泛的護法檀越網,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勛臣貴冑和富商鉅賈。這些勛臣貴冑的護教,使茅山道教聲望遠播,上達朝廷。他們有時甚至將茅山某些道廟變成其家的“香火院”。富商鉅賈不但在財力上支助茅山宮觀的修建,而且他們中甚至有人在茅山出家入道,成為茅山道士、乃至國家級和天師府的道官。玉晨觀本《茅山志》為此提供了明代茅山宗教社會史的重要資料。

就道教本身來說,玉晨觀本《茅山志》所收大 量材料,堪稱是茅山宮觀興廢的實錄。除了一些今天仍主要的宮觀之外,玉晨觀本《茅山志》詳細記載了今已消失的崇禧宮,對我們瞭解這個當時第二重要的茅山宮觀,彌足珍貴。其他一些今人並不瞭解的宮觀如玉晨觀和積金山菴,玉晨觀本《茅山志》也向我們提供了難得的史料。玉晨觀本《茅山志》的另一項特色,就是相當詳細地記載了茅山主要宮觀的田產、坐落位置以及其運作的情況。還提供了明代茅山宮觀田產制度的信息。本文還在玉晨觀本《茅山志》所提供的材料前提下,探討了茅山宮觀田地的實際收益,結論是茅山各大宮觀與當時留都南京的八大國家佛寺屬於同一級別,茅山宮觀經濟規模是相當大的,以支持道眾、維修道廟、和彌補其他各項開支。

還有,我們可用玉晨觀本《茅山志》,對茅山宮觀的道派歸屬做一研究。在萬曆十四年茅山乾元觀全真道閻祖派興起前,茅山各宮觀皆傳承正一道,或為靜一法派,或為二茅真君清微派。除了宮觀經濟的難得資料外,玉晨觀本《茅山志》更提供了極其罕見的茅山道團規模的文獻,在明嘉靖時,茅山常住道士有 1100 人左右,而且都是正一派道士,這一規模估計一直到明末都未減少,而且隨著萬曆十四年乾元觀全真道的興起,全茅山的道士規模在晚明甚至有擴大的可能。與之相關,在萬曆十四年前,茅山沒有常住全真道士,僅有少數雲遊全真道士。即使在萬曆十四年乾元觀興起全真道閻祖派後,茅山其餘宮觀也在明代沒有全真道的傳承。這一情形,直到清康熙十年之後才有所改變,進而出現三宮傳承正一道而五觀傳承全真道。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由於萬曆十四年茅山乾元觀才出現全真道派,而玉晨觀本《茅山志》作為嘉靖年間的產物,並未反映這一後出事件。玉晨觀本《茅山志》除了偶爾提到“方外雲遊全真”之外,並未提供任何其他有關全真道的信息。玉晨觀本《茅山志》的價值,正在於它幾乎所有的資料,都是關於茅山正一道的狀況。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補充說,玉晨觀本《茅山志》是研究明代茅山正一道的最重要文獻。

最後,玉晨觀本《茅山志》的發現,讓我們得 以瞭解笪蟾光《茅山志》中明代文獻的來源,也能糾正笪志的大量錯誤。笪志的有些錯誤屬抄寫轉錄時的筆誤,尚情有可原;但更多的錯誤,卻是有意的刪削、任意的挪移、以及肆意的更改。如果說笪志所增輯的清代文獻,對清代茅山道教的瞭解有一定的幫助外,那麼笪志對明代茅山道教資料的處理,誤導了學術界很久(雖然在發現玉晨觀本《茅山志》之前,我們對笪志不得已而用之),在此意義上,筆者再次引用陳國符先生對笪志的斷語“無可取者”,來結束本文,以呼吁學術界和道教界認識到玉晨觀本《茅山志》的價值和笪志的不可靠。

(本文作者:王崗   原文为正一道教国际学术会议论文    道教之音专稿转载请标注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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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語

    本文以不易見到的玉晨觀本《茅山志》為依據,探討了這僅有的一種明代全本《茅山志》的情況及其意義。在文獻輯軼和編排體例上,玉晨觀本《茅山志》具有很高的版本學和書志學價值。需要強調的是,它的意義遠遠超過了版本學和書志學上的價值。在研究明代茅山道教方面,玉晨觀本《茅山志》成了絕對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從玉晨觀本《茅山志》的內容,可以瞭解明代茅山道教和道觀在國家祀典中的重要地位,而茅山也成了明代國家宮觀。明政府設立華陽洞靈官系統管理茅山道教,正應該從這一方面來理解。玉晨觀本《茅山志》還記載了今已失傳的“國醮”在明代舉行的細節,有幫今人全面理解上清宗壇傳統齋醮科儀的價值。除了朝廷和國家之外,茅山道教在明代的興盛,還有賴於廣泛的護法檀越網,這其中,最重要的是勛臣貴冑和富商鉅賈。這些勛臣貴冑的護教,使茅山道教聲望遠播,上達朝廷。他們有時甚至將茅山某些道廟變成其家的“香火院”。富商鉅賈不但在財力上支助茅山宮觀的修建,而且他們中甚至有人在茅山出家入道,成為茅山道士、乃至國家級和天師府的道官。玉晨觀本《茅山志》為此提供了明代茅山宗教社會史的重要資料。

    就道教本身來說,玉晨觀本《茅山志》所收大 量材料,堪稱是茅山宮觀興廢的實錄。除了一些今天仍主要的宮觀之外,玉晨觀本《茅山志》詳細記載了今已消失的崇禧宮,對我們瞭解這個當時第二重要的茅山宮觀,彌足珍貴。其他一些今人並不瞭解的宮觀如玉晨觀和積金山菴,玉晨觀本《茅山志》也向我們提供了難得的史料。玉晨觀本《茅山志》的另一項特色,就是相當詳細地記載了茅山主要宮觀的田產、坐落位置以及其運作的情況。還提供了明代茅山宮觀田產制度的信息。本文還在玉晨觀本《茅山志》所提供的材料前提下,探討了茅山宮觀田地的實際收益,結論是茅山各大宮觀與當時留都南京的八大國家佛寺屬於同一級別,茅山宮觀經濟規模是相當大的,以支持道眾、維修道廟、和彌補其他各項開支。

    還有,我們可用玉晨觀本《茅山志》,對茅山宮觀的道派歸屬做一研究。在萬曆十四年茅山乾元觀全真道閻祖派興起前,茅山各宮觀皆傳承正一道,或為靜一法派,或為二茅真君清微派。除了宮觀經濟的難得資料外,玉晨觀本《茅山志》更提供了極其罕見的茅山道團規模的文獻,在明嘉靖時,茅山常住道士有 1100 人左右,而且都是正一派道士,這一規模估計一直到明末都未減少,而且隨著萬曆十四年乾元觀全真道的興起,全茅山的道士規模在晚明甚至有擴大的可能。與之相關,在萬曆十四年前,茅山沒有常住全真道士,僅有少數雲遊全真道士。即使在萬曆十四年乾元觀興起全真道閻祖派後,茅山其餘宮觀也在明代沒有全真道的傳承。這一情形,直到清康熙十年之後才有所改變,進而出現三宮傳承正一道而五觀傳承全真道。

    與此相關的問題是,由於萬曆十四年茅山乾元觀才出現全真道派,而玉晨觀本《茅山志》作為嘉靖年間的產物,並未反映這一後出事件。玉晨觀本《茅山志》除了偶爾提到“方外雲遊全真”之外,並未提供任何其他有關全真道的信息。玉晨觀本《茅山志》的價值,正在於它幾乎所有的資料,都是關於茅山正一道的狀況。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補充說,玉晨觀本《茅山志》是研究明代茅山正一道的最重要文獻。

    最後,玉晨觀本《茅山志》的發現,讓我們得 以瞭解笪蟾光《茅山志》中明代文獻的來源,也能糾正笪志的大量錯誤。笪志的有些錯誤屬抄寫轉錄時的筆誤,尚情有可原;但更多的錯誤,卻是有意的刪削、任意的挪移、以及肆意的更改。如果說笪志所增輯的清代文獻,對清代茅山道教的瞭解有一定的幫助外,那麼笪志對明代茅山道教資料的處理,誤導了學術界很久(雖然在發現玉晨觀本《茅山志》之前,我們對笪志不得已而用之),在此意義上,筆者再次引用陳國符先生對笪志的斷語“無可取者”,來結束本文,以呼吁學術界和道教界認識到玉晨觀本《茅山志》的價值和笪志的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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