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与九鼎丹法

《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以下简称《九鼎丹经诀》）,二十卷，不署撰人，出于唐初显庆年间（讨论见后文）。该书名为九鼎丹经诀，实际上内容包含广泛，辑録了大量唐前炼丹资料，其中卷十引《真人歌》九鼎第一定外丹之华歌文，以及《黄帝九鼎神丹真人诀》祭语，卷二十引《九鼎丹隐文诀》，云“夫《真人经诀》，即九鼎丹之诀也。”这些九鼎丹内容均与真人有关，是否出自同一文献不得而知，需要注意的是，它们与《流珠经》在诀法上有很多不同，歌文也有明显区别。如卷十所引歌文与《流珠经》第一丹歌文比较如下：

九鼎丹经诀卷十流珠经

父在神山母在河

本在南越亦在巴

出于武陵会长沙

先祖昆弟豫章家……婚亲多

道士将我游五华道士持戒游五都

其子四千金银加

子明配铅与赤蠡子明炊妇与赤炉

（续）

变化生彼玄黄多用口牙如黄真多

蒸覆柔筩中如巴

流珠熠耀内怀河子明惶悸内怀河

合彼雄水及丹砂邻里雄黄及丹砂

转相会合成一家转相和解谢其家

牡蛎赤石使不邪牡蛎赤石使不邪

霜雪紫色忽若华雪霜紫色若葱华

但独烦冤当奈何

后若相感两性和后乃相听两性和

日暮复动否臧佳日暮肠动应感加

嬉戏光彩色勿华夫妻共戏色忽华

阴阳令会系不过阴阳以会乐不过

二气生子加积沙即日生子如积沙

鸡羽扫取土龙和铜羽次药土龙和

可化金银……水

一铢一斤无少多一斤一铢慎无多

食以黍粟飞相过食如黍粟飞相过

坐观天地远见遐坐知天地远见他

忽然万里渡江河忽然万里渡江河

以龙为马云为车以龙为马云为车

时入天门见大家

光同日月所欲何身比日月在欲何

诸天贤圣相对罗尽见贤圣相对罗

灵龟骈辎转虾蟇灵龟骈鹅神虾蟇

伯牙鼓琴玉女歌伯牙鼓琴玉女歌

青腰起舞悲相和青腰起舞悲相和

由身服食食丹华身遂服食神丹华

邪气不生疾不过邪气不害疾不过

即得久视吉无他幸得度世吉无他

以上两种歌文，陈国符先生根据用韵情况认为皆应出于东汉。其文字差异较多，显然非讹误所致，当有共同来源而出于不同传本之故。

《九鼎丹经诀》卷一是现存九鼎丹法最完整最重要的文本，述九鼎丹之传授、作法、功效等。陈国符先生最早提出，该卷与《抱朴子内篇•金丹》所引《九鼎丹经》合，故即《九鼎丹经》。此观点后来被广为接受，俨然成为定论。此外，《流珠经》的丹法通常被认为与《九鼎丹经诀》卷一相同，仅文字或次序略有差异。以上两种意见实际上都不恰当。关于现存九鼎丹文献之间的关系，以下几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

第一，《九鼎丹经诀》卷一与其余诸卷引述九鼎丹法的内容不同，卷一既无歌文，又与卷二十《九鼎丹隐文诀》有很多不同。事实上，歌文与《九鼎丹隐文诀》均晚于《九鼎丹经》，其中歌文时代讨论见下文，这里仅言《九鼎丹隐文诀》。《九鼎丹隐文诀》并非最初的九鼎丹诀，而参杂有太清丹法。其证据如《九鼎丹经诀》卷十七玄白法云“九鼎第八服丹法诀以玄黄若玄白一斤布釜底”，此为《九鼎丹隐文诀》法，因为卷一第八服丹法不用玄白，而且玄白法末尾明确指出，“太清丹即以玄白为荐金，九鼎法唯用玄黄也。”这一点在《抱朴子内篇》中也有反映，如玄白不见于九鼎丹法，而太清丹“合之当先作华池赤盐艮雪玄白飞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又例如《九鼎丹隐文诀》第二丹云，“其第三转輙易二新土釜，如太清丹九鼎极曜土釜法。”早先陈国符先生曾敏鋭地指出，“初唐纂《九丹经诀》卷二十收《九鼎丹隐文诀》。此九鼎丹即黄帝九鼎神丹，斯乃古诀（但较《黄帝九鼎神丹经》为晚，此经中釜不言明上釜下釜，不需仔细寻阅）。”是为至见。

第二，《九鼎丹经诀》卷一与《抱朴子内篇•金丹》引《九鼎丹经》文本不完全相同，二者丹法有数处重要差异。如六一泥法，前者用矾石、戎盐、卤盐、礜石、牡蛎、赤石脂、滑石多少自在，而后者用雄黄水、矾石水、戎盐、卤盐、礜石、牡蛎、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数十斤；丹华试金法，前者以二十四铢点粉汞一斤，而后者以二百四十铢合水银百斤火之；第二丹功效，前者有服之入火不热，而后者无此内容。以上差异显非讹误所致，应该是卷一与葛洪所见版本略有差异，故二者不能完全等同。 第三，《九鼎丹经诀》卷一与《流珠经》所载九鼎丹法大致相近，但也存在相当多的差异，这同样絶非讹误所致，应该是二者源于不同的九鼎丹法传承。更确切地说，《九鼎丹经诀》卷一实包含多种九鼎丹法传本（讨论见下文），《流珠经》乃诸传本之一。

明了以上问题，再看《九鼎丹经诀》卷一就更容易理解。从内容上来看，《九鼎丹经诀》卷一不仅有撰者所加小字注释（部分混入正文），还有许多标注“又法”、“一云”、“一法”的文字，甚至“一云”之本中又有“注云”，这些信息清楚地表明，该卷内容来源非一，是一个综合文本。也就是说，唐初以前有多种九鼎丹法传本行世，由于派别或师承不同，甚至抄写讹误等原因，诸本间难免有差异，《九鼎丹经诀》撰者将其整理、综合、注释，总成一卷，又将部分歌文和名为九鼎丹、实际上内容有很大差异的《九鼎丹隐文诀》以及其他相关诀法等另外分门别类辑録，不与卷一混合。赵匡华先生曾认为《九鼎丹经诀》卷一之全部、卷十之《真人歌》、卷二十之《九鼎丹隐文诀》皆为《九鼎丹经》之原文摘録，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

三《黄帝九鼎神丹经》的出世地域和时代

关于《九鼎丹经》的传授过程，葛洪所记之真实人物最早仅溯及左慈，这是一条比较可靠的线索。《真诰》卷十二陶弘景注称，左慈曾师从李仲甫：“左慈字符放，李仲甫弟子，即葛玄之师也。”又《云笈七签》卷四《道教相承次第録》引《云台治中内録》云，太上老君传授云台正治官图，治山、灶、鼎等，得四十一代相承，其中第十六代为左慈，其师即李仲甫：“太上老君命李仲甫出神仙之都，以法授江南左慈字符放，故令继十六代为师相付。”不过，关于李仲甫与炼丹术的关系，由于缺乏可靠资料目前尚难以确证。另外还有一条线索，据称出自葛洪的《神仙传•张道陵传》记载，张道陵曾先得《九鼎丹经》：“天师张道陵，字辅汉，沛国丰县人。本太学书生，博采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经，修炼于繁阳山。丹成服之，能坐在立亡，渐渐复少。”陈国符先生认为，“金丹法之可考者，以此为最古。”然而，今存诸本《张道陵传》的记载未必可信，因为不仅抱朴子内篇无片言提及，更早的《三国志》等亦不言张道陵曾涉丹事，或以为这是天师道传到南方后与当地传统融合的结果教虚构出来的形象。当然，无论左慈还是张道陵，他们均为《九鼎丹经》的传授者，其真正作者隐于神人而不显，其出世地域和时代亦无文献记载。。多方面的证据表明，炼丹家张道陵的确是葛洪之后道教虚构出来的形象。当然，无论左慈还是张道陵，他们均为《九鼎丹经》的传授者，其真正作者隐于神人而不显，其出世地域和时代亦无文献记载。

根据葛洪的叙述，《太清丹经》和《金液丹经》均出自老子之师元君，《九鼎丹经》虽未言元君，但成仙后能上下太清，此透露出三者在信仰背景上具有亲缘关系。又比较葛洪对三种丹法的介绍，它们在炼丹规范、术语以及语言表述等方面存在很多相近之处。这些情况表明，这三部丹经很可能出自同一地域。又根据传播轨迹，可勾勒出此地域的大致范围。葛洪言左慈于天柱山中得到这三部丹经，以及江东先无此书，又引《九鼎丹经》云合六一泥用（东海）牡蛎，据此可以推断三部丹经应当出自长江以北的滨海地域，其范围指向齐地或近齐地区。太清丹经出自齐地有另外的证据。据葛洪《神仙传》记载，太清丹经最早于东汉后期由齐国临淄方士马鸣生受自某道士，马鸣生又授新野阴长生。这一记载比较可信，因为《抱朴子内篇》中提到阴长生“合此太清丹得仙”。中国炼丹术肇始于汉武帝时期的齐地，最早的一批丹经诞生于此地顺理成章。无独有偶，今人汪启明认为《周易参同契》亦当为齐人所作。

葛洪在介绍《九鼎丹经》时未提及歌文，而且《九鼎丹经诀》仅在卷十引述《真人歌》第一丹文，表明歌文并非《九鼎丹经》的固有内容，但其出世时代却是判断《九鼎丹经》撰写时代的重要节点。陈国符先生对《流珠经》歌文用韵情况分析后认为，其韵有两汉例，有东汉例，有西汉例，故《九鼎丹经》当于西汉末东汉初出世，“其后东汉末左慈、张陵皆得之。左慈往江东，于是此经诀始流传于江东。所谓『左慈于天柱山中精思，神人授之金丹仙经』，乃葛洪自其师所得妄言也。”然而，西汉末东汉初距左慈的时代毕竟相去较远，《九鼎丹经》真是彼时出世的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陈国符先生根据歌文用韵所判断的出世时代是否可靠。下面从歌文所言药物地名的角度提出一些不同看法。

首先，《九鼎丹经诀》卷十《真人歌》第一丹歌文，陈国符根据用韵情况考定应出于东汉。歌文前几句为：“父在神山母在河。本在南越亦在巴。出于武陵会长沙。先祖昆弟豫章家。”这几句在《流珠经》中阙失，孟乃昌先生认为它们都是对丹砂说的，其中提到的丹砂产地南越、巴、武陵不见于《神农本草经》，而与《本草经集注》之陶弘景注文相合，故而判断《流珠经》歌文时代应在《神农本草经》之后、《本草经集注》之前，注文则较陶弘景为晚。此说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不过这几句歌文并非全对丹砂而言。“本在南越亦在巴”言丹砂无疑，《流珠经》第六丹歌文也说“乃出蛮夷巴越间”。（《流珠经》第二丹歌文说“长沙好砂色由由”，可见长沙亦产丹砂，但他处未见记载。）“出于武陵会长沙”，武陵（武陵郡）指丹砂无疑，而长沙（长沙郡）应指土釜，因为第一丹是用土釜飞丹砂，故云“出于武陵会长沙”。“先祖昆弟豫章家”，豫章（豫章郡）说的也是土釜。长沙、豫章等地所产土釜因非常牢固，为早期炼丹家所重。如《抱朴子内篇•黄白》中“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云，“唯长沙桂阳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抱朴子神仙金汋经》中“水银以黄土瓯盛之”一句注云：“土瓯者，意是土釜也，出在广州及长沙、豫章、临川、鄱阳者皆可用之。”《太平御览》卷六百七十一引陶弘景《登真隐诀》云：“欲合九转（指太极真人九转还丹），先作神釡，当用荥阳、长沙、豫章土釡，谓瓦釡也。”以上三则材料皆出于南北朝时期，又歌文所记丹砂产地与成于东汉初的《神农本草经》完全不同而与陶弘景所言情况相合，俱表明《真人歌》第一丹的出世时间应当距东汉初较远。

其次，《流珠经》第三丹歌文“本自正阳武都间”，这句说的是雄黄。西汉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置武都郡，治所武都县，东汉移治下辨县，三国魏黄初中改置武都西部都尉，后入蜀，西晋复置武都郡，愍帝末没入杨氐。北魏时复于石门县置武都郡。本草中名医别録最早记载雄黄出武都，因其质地上乘，为历代炼丹家与医家所贵。又第五丹歌文“本自长沙武陵士，太一旬石朱氏子”，注文云武陵士指雄黄，朱氏子指水银，太一旬石指禹余粮。按第五丹乃以水银、雄黄、禹余粮纳土釜中合炼，故长沙当指土釜，而武陵士指雄黄无疑。然而，武陵出雄黄尚未检索到有早期史料记载，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七云零阳县一带出雄黄：“黄水出零阳县西，北连巫山溪，出雄黄，颇有神异，采常以冬月，祭祀凿石，深数丈，方得佳黄，故溪水取名焉。”按零阳县为西汉置，属武陵郡，三国吴永安六年（二六三）改属新置天门郡。若零阳县出产雄黄能早至三国前，可以说武陵出雄黄。但是，歌文第三丹明明说雄黄出武都，这里为何要用武陵者？究其原因，盖与陶弘景所言类似，《本草经集注》雄黄条注云：“晋末以来，氐羌中纷扰，此物絶不复通，人间时有三、五两，其价如金。合丸皆用石门、始兴石黄之好者尔。”也即武都雄黄难以到达南方地区不始于晋末，但凡南北割据皆会造成此种情况，汉末三国盖即如此。综上所论，我们可以推测九鼎丹歌文当撰于汉末三国时期。这一判断与上文距东汉初较远的推测相合，而且歌文云长沙、豫章土釜，此皆南方地名，与《流珠经》注文惟云北方土釜相反，不仅说明歌文当撰于南方地区，亦间接反映出其所处时代南北阻隔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