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丹派南宗研究之新突破——评盖建民教授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

世界宗教研究 姜守诚 李海龙

2016-01-16 22:46:14

摘要: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与儒、释二教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建构起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和价值取向。自东汉末年创立以来,道教就宗派纷呈、派别众多。南宋以降,金丹派开始出现“南宗”与“北宗”的分野。北宗指由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派,而南宗则尊奉北宋张伯端的内丹学说,故又称为“紫阳派”。相对于北宗而言,有关南宗的学术研究亟待加强。盖建民教授新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道派、历史、文献与思想综合研究》(以下简称《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是近年来相关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作者广泛吸收前人成果,采纳各种道书、方志史料、碑刻文集及田野调查材料,运用严密的逻辑、翔实的史料、规范的语言、细致的考辨,对金丹派南宗的历史、人物及丹道思想加以综合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诚如卿希泰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本书是国内外学术界第一部系统深入探讨道教金丹派南宗的学术专著,在史料文献稽考和道教宗派问题诸多方面有重要的学术推进和突破的创新性成果”。下面,我们拟从结构体系、研究方法、文献资料与学术观点四个方面对该书的新颖之处进行简要评介。

1.系统、完整的结构体系

对于金丹派南宗的重视,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近代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南宗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整体来看,学界对金丹派南宗的研究并不充分,相关成果很不系统,某些核心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圆满解答,甚至该道派的具体名称和归属定位都没有达成共识,从而造成了人们对于金丹派南宗认识的模糊和混乱。盖建民教授以“地域道教研究为视域,南宗文献稽考为中心”,对金丹派南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巨著,将众多的教派人物和庞杂的文献史料统摄在一个严密、系统的结构体系之下,并以平实的语言将诸多复杂问题向读者娓娓道来。

该书分上、下两册,除了导论和余论外,正文共计九章。在导论中,作者对金丹派南宗的具体名称与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规范,对“内丹派南宗”、“钟吕金丹道”、“全真教南宗”、“道教南宗”等诸多称谓进行了清理和纠谬,极力主张统一用语。作者从字词的初始含义入手,详细讨论了金丹派与南宗的具体含义,还就金丹派南宗的研究情况加以综述,指出前人研究的意义与不足。在此基础上,作者以白玉蟾创建南宗教派为中心,分别从南宗的形成背景与文献资料、祖师系年与传法谱系、丹道理论、三教关系及与南宋政治等方面展开论述,藉此揭示出金丹派南宗的发展脉络及后世影响。首先对南宗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存的文献典籍资料进行梳理和辑佚,作者概述了南宗的兴盛契机及其孕育的地理环境,认为以文传教、文以载道的方式以及民间信仰沃土的滋养与地域道风的熏习是南宗产生的重要基础。在文献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中,作者发掘出大量零散、佚失的新材料,其中包括南宗前四祖的著述文献、白玉蟾及其后学文献、非白玉蟾系统类文献及元代以降南宗文献资料。其次对金丹派南宗前五祖生平加以考证和辨析,尤其对南宗创始人白玉蟾的生平、生卒年等问题进行研究,作者灵活运用田野调查、地方志书等材料进一步佐证了白玉蟾生于“绍兴甲寅”的说法,有力驳斥了“绍熙甲寅说”,考证和订补了白玉蟾的字号、道号、别号及师承传法等情况。再次从南宗教团组织的创建过程出发论述了白玉蟾与南宋皇室及官僚、儒释二教人物的互动与交往,深入研究了金丹派南宗的道堂制度、戒律,集中论述了南宗的三教观,认为南宗丹道思想与理学人伦观念是一种相互影响和吸收的关系。最后又对南宗丹道思想、修炼理论进行哲学诠释,作者对南宗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做了简要评价,分析了南宗在中华文化、宗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另外,作者还就南宗的起源、发展及地理分布与遗存田野调查等方面进行论述,对相关资料和文献进行了汇总。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该书涉及的议题庞杂、内容繁富、征引文献众多,但作者通过巧妙的构思布局、高超的写作技巧,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呈现出金丹派南宗的历史全貌,这充分彰显了作者驾驭材料、布局文章的深厚功力。

2.多元、严谨的研究方法

金丹派南宗是宋元以来最为重要的道教派别之一,其思想十分庞杂,涉及宇宙论、生命论、内丹、外丹修炼方法及传承谱系、宗派组织制度与戒律等内容,并对儒、释二教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有鉴于此,研究者必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对相关领域进行整体“科际整合”,才能揭开金丹派南宗的神秘面纱。

盖建民教授正是运用了多元、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注重相关领域的交叉整合,广采博取,对金丹派南宗进行了全面、彻底的研究。该书首先从文献学、目录学等传统考据学角度对道藏、藏外及方志中涉及金丹派南宗的文献加以清理和考辨,对散佚或学界未曾注意到的南宗诸祖及其后学文献予以梳理与辑存,据此绘制出完整、详细的南宗传法谱系。盖教授对南宗创始人白玉蟾现存文集的各种版本和《道藏》、《藏外道书》失收的文献进行了厘正与辑佚,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新发现相关文献五十多种、诗词百余首,极大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与缺失,对于深化研究白玉蟾思想及南宗相关问题具有较好启示。

此外,作者又运用田野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南宗教派曾经传布的地方和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材料收集,在近十年间遍访了南宗领袖创教、传教以及活动的地方——如福建、浙江、江西、广东以及海南等地,对现存南宗的宗教场所与遗迹进行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的田野资料,对揭开金丹派南宗的众多“谜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盖建民教授还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收集相关考古实物,通过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相比对、相参证,拓宽了金丹派南宗研究的资料群。作者通过对南宗道场——福州郊区东门外凤丘山西麓的实地考察,在鹤林靖遗址中发现“丹井”实物,上有铭文“绍熙二年”字样。作者据此证实白玉蟾不可能生于“绍熙二年”之后,所以“绍熙四年”说不成立。作者还利用哲学诠释的方法对南宗的丹道思想进行深刻诠释,藉此揭示南宗的内丹理论和修道境界。概言之,作者充分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区域社会学与哲学的多元、严谨的研究方法,对金丹派南宗进行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从而取得了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3.全面、详实的文献资料

傅斯年曾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研究者必须全面掌握翔实的史料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在对史料的重视方面,《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一书堪称典范。作者用大量篇幅对金丹派南宗的文献资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整理、汇集与考证,对南宗五祖及其后学文献、非白玉蟾系统及元代以降南北合宗后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搜集与整理,考镜源流、辨其讹误,辑存散佚。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南宗的起源、早期传法谱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白玉蟾是金丹派南宗的实际创始人,其人才思敏捷、文采飞扬,被时人称作“文教道士”。盖建民教授花费大量篇幅对白玉蟾及其后学文献进行收集与整理,从中发现一些被前人忽视的材料。他首先搜集、整理了白玉蟾文集的历代版本,从明代《道藏》中辑录出白玉蟾的文献二十余种,并考证了上述文献的内在逻辑。作者还就白玉蟾的文献汇集《海琼玉蟾先生文集》的各种版本、卷数、目录以及藏书地点做了详细说明,并对新版《白玉蟾全集》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订正。通过对现存文献的考证与勘误,作者指出白玉蟾作品存在十大问题需要订正与补充。另外,作者对历代白玉蟾文集中失收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与辑录,共考订出五十余种文献,并用表格形式详细罗列出文献名称、出处、主要内容、版本以及撰作者等信息。最后,作者对白玉蟾后学文献也做了详细的整理与考证,并据此辑录出南宗后期发展的传承谱系资料。

此外,盖建民教授对非白玉蟾系统的其他南宗文献也加以整理,并辑录了元代以降南北合宗类文献。作者还从各类文集、笔记史料中勾勒出此前未被学界注意的金丹派资料。上述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辨,极大推进了金丹派南宗的文献研究,也确保了学术观点的新颖和创新。

4.客观、新颖的学术观点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盖建民教授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得益于研究方法和文献资料上的突破,从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了不少创见和新见。这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 南宗祖师相关研究的新突破。金丹派南宗文献中较少谈及高道的生卒年问题,这对后人研究道教人物的生卒年以及生平活动造成很大困难。学界关于南宗五祖的生平系年素有分歧,尤其在白玉蟾生卒年等问题上更是扑朔迷离,以往学界主要分为“绍熙甲寅说”(1194年)与“绍兴甲寅说”(1134年)两派。盖建民教授通过方志史料、白玉蟾诗词以及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对以往观点进行分析与辨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重新对“绍兴说”予以论证,驳斥了“绍熙说”的误读和疏漏。此外,对于涉及白玉蟾的其它问题——如“任侠杀人案”、“里贯问题”、“羽化之地”等,作者也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看法。

第二, 南宗传法谱系研究的新突破。有关南宗传法谱系问题,是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盖教授利用新材料绘制出完整的南宗道±传法谱系图,对以往争论进行了详细的辨析与说明。作者纠正了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白玉蟾之前南宗是“单传”的说法,指出张伯端生前有不少弟子,其后嗣传法至少有四条传承路线,而四祖陈楠也有弟子多人。此外,作者对南宗五传(白玉蟾传法谱系)、六传(彭四传法系谱)及后传的传法系谱(合宗后的南宗续谱)也予以考订,绘制出详细、完整的图谱。作者还就白玉蟾的入室弟子进行详细考论,并对再传、三传、四传弟子及其旁支谱系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关于南宗传法谱系的研究和认识,极大推进了该领域的深人。

第三, 南宗宗师与政治人物、儒释关系研究的新突破。以往学界认为,北宗全真教与政治关系密切,而南宗则注重个人内修、与政治相对疏远。盖教授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正了这一看法,认为南宗宗师与宋朝皇室及各级官员保持良好的交往,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白玉蟾。白玉蟾具有“事兴机来,亦有所待”的宗教政治智慧,与南宋皇室及官员的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在其影响下某些皇室成员甚至还入道南宗,而从传世诗词中则揭示出白玉蟾与朝廷命官的私人友谊和互动交往。此外,盖教授还对金丹派南宗与儒释二教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述,得出一些新结论,拓宽了以往认识,将该领域研究又推进一步。

第四, 南宗丹道思想研究的新突破。每个宗教都有一套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金丹派南宗是承续北宋张伯端的内丹思想,形成了一套以“道心论”为核心的修道、证道思想方法理论。盖建民教授运用哲学的方法对南宗丹道思想进行形而上诠释,论述了南宗丹道思想的主要内容与修道思想特色,纠正了以往学术界的某些偏颇之见。作者详细研究了白玉蟾的以心解道、以心释丹的思想与心路历程,并对南宗的“法法皆心法”、“修仙辩惑”、“玄关显秘”等丹道思想进行论述,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丰富了学术界对南宗丹道思想和修炼方法的研究。

以上,我们从结构体系、研究方法、文献材料、学术观点等方面介绍了盖建民教授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可以说,这部书是近年来有关金丹派南宗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对于金丹派南宗的创立、传播、文献、修道思想以及法嗣传承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释,同时在辨析各种歧见、诸家异说的基础之上提出很多新见、创见。作者对金丹派南宗文献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集与整理,为今后学界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极大方便了后学。同时,该书所体现出来的新方法、新角度与新观点也值得道教研究学者的思考与借鉴。

(作者姜守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李海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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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丹派南宗研究之新突破——评盖建民教授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

世界宗教研究 姜守诚 李海龙

2016-01-16 22:4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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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丹派南宗研究之新突破——评盖建民教授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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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与儒、释二教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建构起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和价值取向。自东汉末年创立以来,道教就宗派纷呈、派别众多。南宋以降,金丹派开始出现“南宗”与“北宗”的分野。北宗指由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派,而南宗则尊奉北宋张伯端的内丹学说,故又称为“紫阳派”。相对于北宗而言,有关南宗的学术研究亟待加强。盖建民教授新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道派、历史、文献与思想综合研究》(以下简称《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是近年来相关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作者广泛吸收前人成果,采纳各种道书、方志史料、碑刻文集及田野调查材料,运用严密的逻辑、翔实的史料、规范的语言、细致的考辨,对金丹派南宗的历史、人物及丹道思想加以综合研究,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诚如卿希泰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本书是国内外学术界第一部系统深入探讨道教金丹派南宗的学术专著,在史料文献稽考和道教宗派问题诸多方面有重要的学术推进和突破的创新性成果”。下面,我们拟从结构体系、研究方法、文献资料与学术观点四个方面对该书的新颖之处进行简要评介。

1.系统、完整的结构体系

对于金丹派南宗的重视,可以追溯到明清时期。近代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对南宗若干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整体来看,学界对金丹派南宗的研究并不充分,相关成果很不系统,某些核心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圆满解答,甚至该道派的具体名称和归属定位都没有达成共识,从而造成了人们对于金丹派南宗认识的模糊和混乱。盖建民教授以“地域道教研究为视域,南宗文献稽考为中心”,对金丹派南宗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研究。这部一百二十万字的巨著,将众多的教派人物和庞杂的文献史料统摄在一个严密、系统的结构体系之下,并以平实的语言将诸多复杂问题向读者娓娓道来。

该书分上、下两册,除了导论和余论外,正文共计九章。在导论中,作者对金丹派南宗的具体名称与概念进行了界定和规范,对“内丹派南宗”、“钟吕金丹道”、“全真教南宗”、“道教南宗”等诸多称谓进行了清理和纠谬,极力主张统一用语。作者从字词的初始含义入手,详细讨论了金丹派与南宗的具体含义,还就金丹派南宗的研究情况加以综述,指出前人研究的意义与不足。在此基础上,作者以白玉蟾创建南宗教派为中心,分别从南宗的形成背景与文献资料、祖师系年与传法谱系、丹道理论、三教关系及与南宋政治等方面展开论述,藉此揭示出金丹派南宗的发展脉络及后世影响。首先对南宗形成的历史背景与现存的文献典籍资料进行梳理和辑佚,作者概述了南宗的兴盛契机及其孕育的地理环境,认为以文传教、文以载道的方式以及民间信仰沃土的滋养与地域道风的熏习是南宗产生的重要基础。在文献搜集和整理的过程中,作者发掘出大量零散、佚失的新材料,其中包括南宗前四祖的著述文献、白玉蟾及其后学文献、非白玉蟾系统类文献及元代以降南宗文献资料。其次对金丹派南宗前五祖生平加以考证和辨析,尤其对南宗创始人白玉蟾的生平、生卒年等问题进行研究,作者灵活运用田野调查、地方志书等材料进一步佐证了白玉蟾生于“绍兴甲寅”的说法,有力驳斥了“绍熙甲寅说”,考证和订补了白玉蟾的字号、道号、别号及师承传法等情况。再次从南宗教团组织的创建过程出发论述了白玉蟾与南宋皇室及官僚、儒释二教人物的互动与交往,深入研究了金丹派南宗的道堂制度、戒律,集中论述了南宗的三教观,认为南宗丹道思想与理学人伦观念是一种相互影响和吸收的关系。最后又对南宗丹道思想、修炼理论进行哲学诠释,作者对南宗的历史地位及影响做了简要评价,分析了南宗在中华文化、宗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对后世的深刻影响,另外,作者还就南宗的起源、发展及地理分布与遗存田野调查等方面进行论述,对相关资料和文献进行了汇总。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该书涉及的议题庞杂、内容繁富、征引文献众多,但作者通过巧妙的构思布局、高超的写作技巧,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呈现出金丹派南宗的历史全貌,这充分彰显了作者驾驭材料、布局文章的深厚功力。

2.多元、严谨的研究方法

金丹派南宗是宋元以来最为重要的道教派别之一,其思想十分庞杂,涉及宇宙论、生命论、内丹、外丹修炼方法及传承谱系、宗派组织制度与戒律等内容,并对儒、释二教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等领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有鉴于此,研究者必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对相关领域进行整体“科际整合”,才能揭开金丹派南宗的神秘面纱。

盖建民教授正是运用了多元、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注重相关领域的交叉整合,广采博取,对金丹派南宗进行了全面、彻底的研究。该书首先从文献学、目录学等传统考据学角度对道藏、藏外及方志中涉及金丹派南宗的文献加以清理和考辨,对散佚或学界未曾注意到的南宗诸祖及其后学文献予以梳理与辑存,据此绘制出完整、详细的南宗传法谱系。盖教授对南宗创始人白玉蟾现存文集的各种版本和《道藏》、《藏外道书》失收的文献进行了厘正与辑佚,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又新发现相关文献五十多种、诗词百余首,极大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与缺失,对于深化研究白玉蟾思想及南宗相关问题具有较好启示。

此外,作者又运用田野人类学和区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南宗教派曾经传布的地方和遗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材料收集,在近十年间遍访了南宗领袖创教、传教以及活动的地方——如福建、浙江、江西、广东以及海南等地,对现存南宗的宗教场所与遗迹进行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的田野资料,对揭开金丹派南宗的众多“谜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盖建民教授还运用王国维提倡的“二重证据法”收集相关考古实物,通过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相比对、相参证,拓宽了金丹派南宗研究的资料群。作者通过对南宗道场——福州郊区东门外凤丘山西麓的实地考察,在鹤林靖遗址中发现“丹井”实物,上有铭文“绍熙二年”字样。作者据此证实白玉蟾不可能生于“绍熙二年”之后,所以“绍熙四年”说不成立。作者还利用哲学诠释的方法对南宗的丹道思想进行深刻诠释,藉此揭示南宗的内丹理论和修道境界。概言之,作者充分运用历史学、人类学、区域社会学与哲学的多元、严谨的研究方法,对金丹派南宗进行深入分析和综合研究,从而取得了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3.全面、详实的文献资料

傅斯年曾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研究者必须全面掌握翔实的史料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在对史料的重视方面,《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一书堪称典范。作者用大量篇幅对金丹派南宗的文献资料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整理、汇集与考证,对南宗五祖及其后学文献、非白玉蟾系统及元代以降南北合宗后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搜集与整理,考镜源流、辨其讹误,辑存散佚。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南宗的起源、早期传法谱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白玉蟾是金丹派南宗的实际创始人,其人才思敏捷、文采飞扬,被时人称作“文教道士”。盖建民教授花费大量篇幅对白玉蟾及其后学文献进行收集与整理,从中发现一些被前人忽视的材料。他首先搜集、整理了白玉蟾文集的历代版本,从明代《道藏》中辑录出白玉蟾的文献二十余种,并考证了上述文献的内在逻辑。作者还就白玉蟾的文献汇集《海琼玉蟾先生文集》的各种版本、卷数、目录以及藏书地点做了详细说明,并对新版《白玉蟾全集》中存在的问题予以订正。通过对现存文献的考证与勘误,作者指出白玉蟾作品存在十大问题需要订正与补充。另外,作者对历代白玉蟾文集中失收的文献资料进行了收集与辑录,共考订出五十余种文献,并用表格形式详细罗列出文献名称、出处、主要内容、版本以及撰作者等信息。最后,作者对白玉蟾后学文献也做了详细的整理与考证,并据此辑录出南宗后期发展的传承谱系资料。

此外,盖建民教授对非白玉蟾系统的其他南宗文献也加以整理,并辑录了元代以降南北合宗类文献。作者还从各类文集、笔记史料中勾勒出此前未被学界注意的金丹派资料。上述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辨,极大推进了金丹派南宗的文献研究,也确保了学术观点的新颖和创新。

4.客观、新颖的学术观点

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力。盖建民教授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得益于研究方法和文献资料上的突破,从而在学术观点上提出了不少创见和新见。这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 南宗祖师相关研究的新突破。金丹派南宗文献中较少谈及高道的生卒年问题,这对后人研究道教人物的生卒年以及生平活动造成很大困难。学界关于南宗五祖的生平系年素有分歧,尤其在白玉蟾生卒年等问题上更是扑朔迷离,以往学界主要分为“绍熙甲寅说”(1194年)与“绍兴甲寅说”(1134年)两派。盖建民教授通过方志史料、白玉蟾诗词以及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对以往观点进行分析与辨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重新对“绍兴说”予以论证,驳斥了“绍熙说”的误读和疏漏。此外,对于涉及白玉蟾的其它问题——如“任侠杀人案”、“里贯问题”、“羽化之地”等,作者也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与看法。

第二, 南宗传法谱系研究的新突破。有关南宗传法谱系问题,是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盖教授利用新材料绘制出完整的南宗道±传法谱系图,对以往争论进行了详细的辨析与说明。作者纠正了以往学界普遍认为白玉蟾之前南宗是“单传”的说法,指出张伯端生前有不少弟子,其后嗣传法至少有四条传承路线,而四祖陈楠也有弟子多人。此外,作者对南宗五传(白玉蟾传法谱系)、六传(彭四传法系谱)及后传的传法系谱(合宗后的南宗续谱)也予以考订,绘制出详细、完整的图谱。作者还就白玉蟾的入室弟子进行详细考论,并对再传、三传、四传弟子及其旁支谱系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作者关于南宗传法谱系的研究和认识,极大推进了该领域的深人。

第三, 南宗宗师与政治人物、儒释关系研究的新突破。以往学界认为,北宗全真教与政治关系密切,而南宗则注重个人内修、与政治相对疏远。盖教授在收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修正了这一看法,认为南宗宗师与宋朝皇室及各级官员保持良好的交往,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白玉蟾。白玉蟾具有“事兴机来,亦有所待”的宗教政治智慧,与南宋皇室及官员的关系密切、往来频繁,在其影响下某些皇室成员甚至还入道南宗,而从传世诗词中则揭示出白玉蟾与朝廷命官的私人友谊和互动交往。此外,盖教授还对金丹派南宗与儒释二教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考述,得出一些新结论,拓宽了以往认识,将该领域研究又推进一步。

第四, 南宗丹道思想研究的新突破。每个宗教都有一套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金丹派南宗是承续北宋张伯端的内丹思想,形成了一套以“道心论”为核心的修道、证道思想方法理论。盖建民教授运用哲学的方法对南宗丹道思想进行形而上诠释,论述了南宗丹道思想的主要内容与修道思想特色,纠正了以往学术界的某些偏颇之见。作者详细研究了白玉蟾的以心解道、以心释丹的思想与心路历程,并对南宗的“法法皆心法”、“修仙辩惑”、“玄关显秘”等丹道思想进行论述,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丰富了学术界对南宗丹道思想和修炼方法的研究。

以上,我们从结构体系、研究方法、文献材料、学术观点等方面介绍了盖建民教授著《道教金丹派南宗考论》。可以说,这部书是近年来有关金丹派南宗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该书对于金丹派南宗的创立、传播、文献、修道思想以及法嗣传承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阐释,同时在辨析各种歧见、诸家异说的基础之上提出很多新见、创见。作者对金丹派南宗文献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搜集与整理,为今后学界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极大方便了后学。同时,该书所体现出来的新方法、新角度与新观点也值得道教研究学者的思考与借鉴。

(作者姜守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李海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