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中，安徽濠州的玄妙观乃子孙庙。自宋入元以来，玄妙观未曾得到官府凭据。玄妙观主持潘宗野向主管该地区的玄教大宗师申报玄妙观的情况。玄教大宗师给与玄妙观由本观甲乙住持兼管涂山禹帝庙的香火的官府凭据。

武当山为江淮名山，地处玄教大宗师的管辖范围中。至元十六年，张留孙任玄教宗师不久，即将武当山五龙观改升为五龙宫。[34]玄教宗师不仅负责管理武当山宫观的升格和敕额等事，武当山各宫观的道官亦由玄教宗师任命或提名上报皇帝批准。如《大岳太和山志》记载至元三年（1337）玄教宗师吴全节任命全真道士李明良担任五龙宫主持。

总之，一统中原以后元朝疆域内形成了三个道教事务管理区域。全真道掌教主管了北方大部分的道教事务。在南方道教事务的管理上，张天师主管江南道教事务，玄教宗师则负责掌控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和荆襄地区的道教事务。三大掌教宗师在辖区内管理权力主要包括：管领诸路道教所；授道人师号、紫衣，为其申请真人号；赐给宫观名额，并升观为宫；任命道官；任命宗门提点和宫观的住持等事宜。

三、集贤院与元代道教各派的关系

前文曾论及全真道掌教、张天师和玄教大宗师曾在集贤院任“同知集贤院道教事”一职而参与中央对道教事务的管理。但是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和吴全节二人因深受元代皇帝的信任和恩宠，不仅能参与咨询集贤院的道教事务，还曾充任“集贤大学士”进而执掌整个集贤院事务。从武宗至顺帝时期，张留孙和吴全节二人以道士身份主管整个集贤院事务。

在集贤院的工作中，有关道观的请额、道官的升迁任免，以及道士封号的赐予等事务主要由玄教大宗师负责。如茅山道士陈志新为茅山崇禧观请额，自陈集贤院，得到张留孙和吴全节的支持；吴全节奏请元仁宗，赐号“崇禧万寿宫”；[35]龙虎山道士汪集虚在成都路传道，兴建宫观；吴全节在集贤院得闻其事，请敕赐观名“正一宫”；[36]扬州玄妙观重建以后，玄教大宗师先后委任冯道原、雷希复提点观事。[37]特别是在南方道教事务的管理上，玄教宗师张留孙和吴全节也参与到张天师所辖江南地区的道教事务。

以太平路（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一带）承天观为例。《承天观公据》记载，大德八年（1304），赤松宝积观道士项道远受张天师委任承天观主持。至大二年（1309），因项道远兴修承天观之功，张天师令承天观由项道远开山承袭，永作甲乙流传主持，并给予其札付、照会、榜文、公据等文书。至大四年（1311），原承天观道士黄天辅持玄教嗣师吴全节的札付，充任承天观主持。因项道远和黄天辅各持张天师和玄教嗣师吴全节的札付，承天观的主持之位产生了争端。而后通过调查和审理，太平路总管府的裁定“项道远仍旧永充承天观开山主持，甲乙传袭”，并将结果呈报集贤院知晓。[38]“承天观公据”开头写道“皇帝圣旨里天师正一教主大真人掌江南道教事，准玄教嗣师掌教真人咨”，这说明在承天观主持任命的争端中，通过官府裁定，最后颁发的承天观公据则由张天师与玄教大宗师联合签署。

又《仙都山新作玉虚宫碑》载：

延佑元年，钦奉圣旨，（赵嗣祺）主领宫事，始重新之。三年，刻铜印授之，视五品。五年，受宣命住持，兼领本路诸宫观。嗣汉三十九代天师及玄教大宗师请以宫中师弟子甲乙相次主其宫事，闻有旨从之，泰定二年也。[39]

在仙都山玉虚宫的传承能否甲乙主持的问题上，天师与玄教大宗师也是联名请旨。按照朝廷的任命，有关江南的道教事务应该都是请示天师，由张天师处置。玄教大宗师不能直接管理江南道教事务，但是因张留孙和吴全节先后主管集贤院事，张留孙和吴全节才能相继成为管理南方道教的第一号人物。在决定江南其他道派事务，或是某些有争议的事务时，则采取天师、玄教大宗师联名签署共同管理的办法。这也反映出玄教首领在南方道教中的特殊地位与作用。

在处理全国道教事务中，朝廷亦更多地听取和采纳玄教宗师的意见。如至元十八年（1281），元世祖命文臣、僧官诣长春宫，与天师张宗演、全真掌教祁志诚、大道掌教李德和等道流考证道书真伪。后诏谕天下，道经除《道德经》外一切焚毁。而后因玄教宗师张留孙从中斡旋，结果部分道经解禁。[40]又如泰定元年（1324）春，全真掌教阙，吴全节荐以孙履道，泰定帝予以采纳。[41]历来全真道掌教都由其教内举荐，而孙履道出任全真道第十六任掌教，却因玄教大宗师吴全节的举荐而得到委任。这说明玄教大宗师的势力已经影响到全真掌教的任用。大德八年（1304），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因治水患而祷验有功，在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的提议下受封“正一教主兼领三山符箓”。[42]以上事例皆反映出在元朝中后期，玄教大宗师在皇室上层的影响力超过了全真道掌教和龙虎山张天师。因而在诸多重要道教事务的决策中，玄教大宗师起了主导作用。

不仅如此，张留孙和吴全节还成为元代皇帝重用的朝廷大臣，深度地参与朝政大事。集贤院主要负责征求隐逸、召集贤良的工作。玄教道士张留孙、吴全节、王寿衍等人先后受命去江南访贤，为朝廷举荐人才。元世祖曾命张留孙遍祠名山大川，访问遗逸。受张留孙举荐，而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43]大德九年，吴全节奉旨搜贤。至元二十九年（1292），王寿衍奉诏访求江南遗逸，举荐徐似孙、周世昌。仁宗延佑四年，王寿衍复奉旨求东南贤良。[44]张留孙等玄教道士与朝廷大臣有着密切的交往。虞集言道“心腹之臣，莫不与开府有深契焉。”[45]玄教宗师还在赞襄朝廷政治与调和官吏矛盾方面也曾起过不少作用。赵孟頫曾言张留孙“每进见，必陈说古今治乱成败之理，多所裨益，士大夫赖公荐杨，致位尊显者，数十百人。及以过失获谴，赖公救解，自贷于死者，亦如之”。[46]吴全节亦为儒臣阎复和吴澄等人的任用问题在集贤院进行过辩护和疏解。[47]

可见，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和吴全节以道士身份先后执掌集贤院，主导着对全国道教事务的管理。因受皇帝重用，玄教首领亦深度地参与朝政大事，与朝廷大臣交往密切。与全真道掌教和龙虎山张天师相比，玄教大宗师在朝廷中获得更多的政治殊荣和显赫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