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人沈炯的一首《十二属诗》，是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首生肖体诗：

鼠迹生尘案，牛羊暮下来。

虎啸坐空谷，兔月向窗开。

龙隰远青翠，蛇柳近徘徊。

马兰方远摘，羊负始春栽。

猴栗羞芳果，鸡跖引清杯。

狗其怀物外，猪蠡窅悠哉。

诗的每句句首为一生肖，全诗共十二句，正好十二生肖，也可作藏头诗讲。诗中不仅表现了生肖动物的生活习性，同时融入了神话与传说，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各个生肖的习貌特征，更暗含着人们对其细致入微的观察及喜爱之情。

而古典小说与造型艺术对生肖也多有涉及。明代《醒世恒言》收录“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故事。其中，主人公娄阿鼠就以老鼠命名，其性格品质可想而知。清代志怪小说《子不语》中的《梦马言》将生肖与侦查案件相结合，妙不可言。就连明清小说中最为著名和影响深远的四大名著，也对生肖题材爱不释手：《西游记》中的猪八戒、白龙马、孙悟空以及各路妖怪，无不与生肖有关；《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和《红楼梦》全文的人物命运与胭脂斋批语，更是时时刻刻与生肖密不可分。造型艺术中生肖俑、墓壁画、铜镜、剪纸、石头古玩和军旗等借鉴生肖的例子不胜枚举。

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生肖的一席之地，由此可见生肖作为传统文化的无可比拟之地位。事实上，生肖文化的传承与人类社会的宗教发展紧密相连。

“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马克思表明，这一阶段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装饰等等之类的原始巫术相关活动已然开始。人类尚不能充分运用理智解释世间万物之规律，故而常用动物形象作为本氏族的守护神，以求得平安。如《山海经》中女蜗的形象为人面蛇身，《伏羲考》以蛇身为主体，加之各种动物的特征，化而为“龙”的形象。夏族的图腾是熊或鱼，商族的图腾是玄鸟，周族的图腾则有龙、鸟、龟、犬、虎诸说。

民族学者刘尧汉从彝族的图腾遗迹，反推“十二兽历”的来源，桂西彝和毛道彝的十二兽历法将人与纪历十二兽同列。《后汉书·礼仪志》有傩舞的记载：“其仪，选中黄门子弟十岁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为侲子。皆赤帻皂制，执大鼗。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十二兽有衣毛角，中黄门行之。”原始多神宗教祭祀舞蹈“是原始人人兽不分的思想意识在现实的遗留”。由此可见，十二生肖来源于远古多神宗教的图腾崇拜，杂糅了各族各氏的动物形象。

我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产生也受到多神崇拜的原始氏族宗教和神话传说的影响。有“川西第一道观”美称的青羊宫就把十二生肖的形象完美融合于整个道观的造型设计之中。青羊宫内保存最完整、造型最华贵的建筑八卦亭中，供奉着老子骑着青牛的塑像，生肖牛能成为道教先师的坐骑，其重要性可见一斑。青羊宫内最著名的单角青羊造型独特，包含了十二生肖的特征，有鼠耳、牛身、虎爪、兔背、龙角、蛇尾、马嘴、羊胡、猴头、鸡眼、狗肚、猪臀，为清朝雍正元年大学士张鹏翮捐赠。底座铭文云：“京师市上得铜羊，移往成都古道场。出关尹喜似相识，寻到华阳乐未央。”落款为“信阳子题”，信阳子乃张鹏翮之号。据民间传闻，身体不适者摸此铜羊可以“缓解疼痛”，这可间接表明宗教神物对心理起到的舒缓作用。

作为道教思想内核的哲学典籍之一，《庄子》中有关于生肖鸡的一则故事：纪渻子替齐宣王驯养斗鸡。十天后，王问鸡是否已经驯养好。纪渻子回答还没有，它表面上气势汹汹，实际上却浮躁自负，凭着一股血气骄傲。十天后，王又问纪渻子，他答道：“还没有，鸡仍会受到其他鸡叫声和影子的干扰，影响其发挥。”再十天后，王忍不住再次询问，纪渻子认为还不行，鸡还会气势汹汹地看着对方。这之后又等了十天，纪渻子终于驯化得差不多了。此时的鸡面对别的又跳又叫的鸡，已经没有任何反应，看起来好像木头做的一样，这才具备了斗鸡的精神。其他的鸡没有敢应战的，看见这只鸡都转身逃跑了。后来，文中“木鸡”的褒义转化为成语“呆若木鸡”的贬义词。可见，生肖所意蕴的内涵与使用方式，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

生肖除了在道教造型艺术与道教经典方面不可忽视，也与道教信奉的天干地支配成的六十甲子神（六十星宿神）难以分割。《十二生肖与中华文化》中讲道：据道教教义，修真炼性需致力于本命之辰，除去杂念私心，方能长寿永生。故而才有建于唐开元年间的北京白云观，观内的元辰殿现存六十甲子神像，用于礼拜本命元辰星宿神。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十二生肖，宗教在其形式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生肖融合并尊重了各民族的图腾与神兽，更应作为民族团结的共同纽带和中华文化之精髓得到保护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