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道教的发展与传承

中国道教协会网站 王宗明

2016-10-26 17:03:55

绥远道教的发展与传承

(资料图 来源于网络)

绥远地区素有“召城”之誉,藏传佛教的喇嘛庙之多为全国少有。该地区又是一个儒、道、佛三教并存的特殊地区,三教在200多年的历史中并行发展。道教很早就已传入绥远地区,并流传至今。1949年后,在呼和浩特考古文化调查和征集中发现了大量道教文物,其中有:汉墓中反映道家内容的壁画,北魏时期的道教铜造像,清水河县下城湾云滚洞落鹰山北魏年间龙王庙遗址,红云道长修道成仙的岩洞遗址,唐宋时期的道教八卦铜镜、神仙铜镜,辽金时期的刻有道教辟邪咒语的厌胜(亦称花钱),以及明清以来的大量铜像、铁像、鎏金道教天尊神像等。这些都足以说明绥远地区道教传播的悠久历史。可惜明代以前的宗教建筑多被战争毁掉,已无存世建筑遗址可考。

绥远地区的宗教历史环境

绥远所处的蒙古草原游牧部落聚居区域,在元代前的蒙古族多信奉萨满教。

黄教传入绥远地区始于明万历六年(1578)。隆庆五年(1571),俺答汗在黄教喇嘛阿兴的劝说下,决定效仿先人,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制度。

清朝统治了蒙古地区以后,大力发展黄教,“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1皇族亲王昭槤称:“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2清廷以国家的力量广修召庙,支持蒙古族信仰黄教,稳定黄教中心上层喇嘛,形成了绥远区域强大的黄教信仰氛围。

道教在绥远地区的传播

对于绥远这样一个拥有交通、经济、区域优势的黄教中心地区,清廷自然要“建城驻兵,张控制之势,昭一统之规焉”3。至乾隆年间,清廷修建绥远城,驻兵、移民。清廷大量引入山西、河北等地的汉族移民前来聚居生产、生活,又移满汉八旗士兵及家眷来此驻防。清廷在此时期渐次推行一系列传播中原文化的政策,道教也随之在当地传播开来。

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原因,自明朝后期到清中叶,此区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地区。其中汉族人口占60%,多系来自山西北部、中部,河北,河南,陕西北部、西南部及东北等地。人员成分主要有农民、商人、工匠等,尤以商人进入较早。到了清中叶,商业贸易已发展到漠北蒙古和俄罗斯境内的莫斯科及中亚和我国新疆等地区。绥远区域已成为进行商业贸易的重要枢纽城市。

道教在清代再次传入绥远地区。“至于今日在绥远传演之道统,其最初之期大约不外清雍正、乾隆两代。”4其实,道教在绥远区域的传播可分为雍正年间、乾隆年间和嘉道年间3个时期。雍正年间绥远区域的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市旧城)有玉皇阁、城隍庙、五道庙等道教宫观庙宇。据《朔平府志》记载,归化城外西南的玉皇阁和城北门外的城隍庙都建于雍正年间。由山西介休的梁道士募化修建的五道庙建于雍正末年,该庙初位于大召西南的长安村,后因归化城城区护卫而扩入城内的长安庙巷。5梁道士最早为全真龙门派,建庙后改为火居。长安庙巷五道庙“盖火居之最早者也”6。雍正年间前来归化城传道的道长不仅有自己游方募化而来的,而且有当地官兵主动招募来的。据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档案记载:

自雍正年间,归化城设有陆营兵官,在营坊驻扎,因兵官求保平安,招孙本元为住持……在营坊驻扎地修建关帝庙一座。至光绪年间……历经巡防队、续备军步三营、炮队第一营前后驻扎,至今仍系孙本元后人孙元亨住持。7

道教传入绥远地区的第二个时期为乾隆年间。乾隆四年(1739),清廷基于安定边疆社会、平衡信教民众的需要,在绥远城(即呼和浩特市新城)建城的同时,敕建有八座道教宫观,即关帝庙、城隍庙、旗纛庙、马神庙、玉皇庙、财神庙、文昌阁、家庙。清廷派遣12名道士“奉敕自北京移驻绥远城道观,专司祀祝一派”8,12名官派道士也成为绥远区域道教传承法脉的主干。

乾隆年间绥远城的道观除了敕建之外,还有初为私人修建,后改为官庙的。据《厚和新城碧霞宫志略》记载,绥远城东门外的娘娘庙又叫碧霞宫,初为麻姓道士募化于乾隆四年兴建而成。该庙与西门外和南门外的另两座约同时修建的娘娘庙皆为官庙。而南门外的娘娘庙为大脚娘娘,而东西两门外的娘娘庙为小脚娘娘,东西门外的娘娘庙为汉族的娘娘庙,南门外的娘娘庙为满族和蒙古族的娘娘庙。从碧霞元君信仰上清廷在敕建碧霞宫时人性化的区分大脚娘娘和小脚娘娘来对应满族和蒙族妇女不裹足,汉族妇女缠足的习俗。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的副奏折》记载,乾隆六年五月初八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奏请建设山神、土地两庙以顺民情。

道教传入绥远地区的第3个时期为嘉道年间,由云游募化道士传入。“洎乎前清中叶,嘉道以还,归绥两城已渐进为塞外百业繁盛之地,于是羽士黄冠之籍云游募缘而续来者,亦往往自建庵观于城乡各地而定居焉。”9此时期,大量云游的道士来到绥远区域,募化建观,定居于此,传播道教。

道教在特殊环境中的传承

自明末以来,黄教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极度兴盛,而其他宗教如汉传佛教等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则缺乏这些推动。如汉传佛教,在清代中期虽再次传入绥远区域,却没有国家政治、经济力量的扶持,根本无法和已经在绥远区域发展根深蒂固的黄教相比,又由于其自身的教理教义与黄教的差异而备受排挤。从雍正至民国年间,绥远区域没有一间纯粹的汉传佛教佛寺,汉传佛教僧众多寄居在道教宫观中。

康乾年间道教在绥远区域得以发展,清廷统治绥远区域后,渐次推行一系列中原化的政策,推广中原的统治制度和传播中原传统儒家、道教思想为主的汉文化。乾隆四年修建绥远城时,推行中原祀典礼制。乾隆四年绥远城告竣后,12名“精习符箓禁咒,熟谙斋醮祈禳”的道士,随防入城,分住各道观,以作国家安定边疆祛邪伍证之助,10开始了道教在绥远地区官派传播的新起点。

绥远区域的中原汉族移民及随防军迁徙来的官兵家属,在异域他乡需要寻求心灵之慰藉。200年间他们在绥远区域护持、布施、助建起汉族信仰的道教宫观庙宇,以及各行各业的祖师庙。道教在绥远地区传承的过程中包容、收纳、容留了汉传佛教游方募化而来的僧徒,致使嘉道至民国年间道教宫观在传承上出现了汉传佛教僧徒寄居、借居、代管、接管传习的先河,如归绥城关帝庙、吕祖庙也成为“绥远沙门常住之地”,而众多道教宫观,诸如火神庙、什王庙、三官庙、财神庙等“殆无一不可为沙门僧众挂褡焚修之所矣”11。此种汉传佛教僧徒寄居道观的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据绥远区域1940年初巴彦塔拉盟公署绥远辖区(厚和特别市)所普查统计的数据,有传承的道教宫观庙宇145处,教职人员254人。道教教职人员占人口总数比为0.096%。

绥远区域长期居住着蒙、汉、满、回等十多个民族,这些民族在共同的生活劳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相互团结、信任和依赖,促成了各民族间思想感情和生活习俗上的融合及同化。各民族所固有的文化及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也同样打破了原来固有的民族界限。绥远地区的人口中,汉族居大多数,而且汉文化又较其他民族文化先进、发达,在绥远区域多民族宗教信仰的融合、同化过程中,汉族信仰的道教诸神信仰占据了主导地位。清代中期以后,道教诸神已被多民族共同信仰、崇拜和供奉。道教道观庙宇中的道士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族、满族和其他民族。绥远区域的各民族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被道教信仰打破了固有的民族宗教界限。

道教自明末再次传入绥远区域至1945年的200多年间,经历了朝代的更替、战争的摧毁及随军戍边的复兴,跨越了民族宗教固有的信仰界限,融入了特殊人文宗教、政治、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建城戍边同时,按礼制公祭祀典的职能要求、规划分布、官建宫观庙宇成为绥远道教再次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官派道教龙门派道士随军戍边,也形成了时至今日绥远区域道教传承法脉以龙门派为主的格局。无数高道大德为道教在塞外漠南的生存、发展、传承默默地坚守着,他们承担着公祭奉祀、护助边陲、辅国佑民的重要职责。

注:

1.周润年:《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诠》、《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第93页。

2.(清)昭槤:《啸亭杂录》卷十,章嘉喇嘛,中华书局,1980年,第361页。

3.《绥远通志稿》第二册第394页。

4.《绥远通志稿》第二册第477页

5.《绥远通志稿》第七册第478页

6.《绥远通志稿》第七册第485页

7.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79-1-618,1924年。

8、9、10、11.《绥远通志稿》第七册,第477、477、478—479、459—460页。

(作者单位为北京火神庙)

关注道教之音官方微信
|

绥远道教的发展与传承

中国道教协会网站 王宗明

2016-10-26 17:03:55

|
绥远道教的发展与传承
|

绥远道教的发展与传承

(资料图 来源于网络)

绥远地区素有“召城”之誉,藏传佛教的喇嘛庙之多为全国少有。该地区又是一个儒、道、佛三教并存的特殊地区,三教在200多年的历史中并行发展。道教很早就已传入绥远地区,并流传至今。1949年后,在呼和浩特考古文化调查和征集中发现了大量道教文物,其中有:汉墓中反映道家内容的壁画,北魏时期的道教铜造像,清水河县下城湾云滚洞落鹰山北魏年间龙王庙遗址,红云道长修道成仙的岩洞遗址,唐宋时期的道教八卦铜镜、神仙铜镜,辽金时期的刻有道教辟邪咒语的厌胜(亦称花钱),以及明清以来的大量铜像、铁像、鎏金道教天尊神像等。这些都足以说明绥远地区道教传播的悠久历史。可惜明代以前的宗教建筑多被战争毁掉,已无存世建筑遗址可考。

绥远地区的宗教历史环境

绥远所处的蒙古草原游牧部落聚居区域,在元代前的蒙古族多信奉萨满教。

黄教传入绥远地区始于明万历六年(1578)。隆庆五年(1571),俺答汗在黄教喇嘛阿兴的劝说下,决定效仿先人,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政治制度。

清朝统治了蒙古地区以后,大力发展黄教,“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1皇族亲王昭槤称:“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崇奉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徒,使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2清廷以国家的力量广修召庙,支持蒙古族信仰黄教,稳定黄教中心上层喇嘛,形成了绥远区域强大的黄教信仰氛围。

道教在绥远地区的传播

对于绥远这样一个拥有交通、经济、区域优势的黄教中心地区,清廷自然要“建城驻兵,张控制之势,昭一统之规焉”3。至乾隆年间,清廷修建绥远城,驻兵、移民。清廷大量引入山西、河北等地的汉族移民前来聚居生产、生活,又移满汉八旗士兵及家眷来此驻防。清廷在此时期渐次推行一系列传播中原文化的政策,道教也随之在当地传播开来。

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原因,自明朝后期到清中叶,此区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多民族共同繁荣的地区。其中汉族人口占60%,多系来自山西北部、中部,河北,河南,陕西北部、西南部及东北等地。人员成分主要有农民、商人、工匠等,尤以商人进入较早。到了清中叶,商业贸易已发展到漠北蒙古和俄罗斯境内的莫斯科及中亚和我国新疆等地区。绥远区域已成为进行商业贸易的重要枢纽城市。

道教在清代再次传入绥远地区。“至于今日在绥远传演之道统,其最初之期大约不外清雍正、乾隆两代。”4其实,道教在绥远区域的传播可分为雍正年间、乾隆年间和嘉道年间3个时期。雍正年间绥远区域的归化城(即呼和浩特市旧城)有玉皇阁、城隍庙、五道庙等道教宫观庙宇。据《朔平府志》记载,归化城外西南的玉皇阁和城北门外的城隍庙都建于雍正年间。由山西介休的梁道士募化修建的五道庙建于雍正末年,该庙初位于大召西南的长安村,后因归化城城区护卫而扩入城内的长安庙巷。5梁道士最早为全真龙门派,建庙后改为火居。长安庙巷五道庙“盖火居之最早者也”6。雍正年间前来归化城传道的道长不仅有自己游方募化而来的,而且有当地官兵主动招募来的。据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档案记载:

自雍正年间,归化城设有陆营兵官,在营坊驻扎,因兵官求保平安,招孙本元为住持……在营坊驻扎地修建关帝庙一座。至光绪年间……历经巡防队、续备军步三营、炮队第一营前后驻扎,至今仍系孙本元后人孙元亨住持。7

道教传入绥远地区的第二个时期为乾隆年间。乾隆四年(1739),清廷基于安定边疆社会、平衡信教民众的需要,在绥远城(即呼和浩特市新城)建城的同时,敕建有八座道教宫观,即关帝庙、城隍庙、旗纛庙、马神庙、玉皇庙、财神庙、文昌阁、家庙。清廷派遣12名道士“奉敕自北京移驻绥远城道观,专司祀祝一派”8,12名官派道士也成为绥远区域道教传承法脉的主干。

乾隆年间绥远城的道观除了敕建之外,还有初为私人修建,后改为官庙的。据《厚和新城碧霞宫志略》记载,绥远城东门外的娘娘庙又叫碧霞宫,初为麻姓道士募化于乾隆四年兴建而成。该庙与西门外和南门外的另两座约同时修建的娘娘庙皆为官庙。而南门外的娘娘庙为大脚娘娘,而东西两门外的娘娘庙为小脚娘娘,东西门外的娘娘庙为汉族的娘娘庙,南门外的娘娘庙为满族和蒙古族的娘娘庙。从碧霞元君信仰上清廷在敕建碧霞宫时人性化的区分大脚娘娘和小脚娘娘来对应满族和蒙族妇女不裹足,汉族妇女缠足的习俗。

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的副奏折》记载,乾隆六年五月初八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奏请建设山神、土地两庙以顺民情。

道教传入绥远地区的第3个时期为嘉道年间,由云游募化道士传入。“洎乎前清中叶,嘉道以还,归绥两城已渐进为塞外百业繁盛之地,于是羽士黄冠之籍云游募缘而续来者,亦往往自建庵观于城乡各地而定居焉。”9此时期,大量云游的道士来到绥远区域,募化建观,定居于此,传播道教。

道教在特殊环境中的传承

自明末以来,黄教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极度兴盛,而其他宗教如汉传佛教等在蒙古地区的传播则缺乏这些推动。如汉传佛教,在清代中期虽再次传入绥远区域,却没有国家政治、经济力量的扶持,根本无法和已经在绥远区域发展根深蒂固的黄教相比,又由于其自身的教理教义与黄教的差异而备受排挤。从雍正至民国年间,绥远区域没有一间纯粹的汉传佛教佛寺,汉传佛教僧众多寄居在道教宫观中。

康乾年间道教在绥远区域得以发展,清廷统治绥远区域后,渐次推行一系列中原化的政策,推广中原的统治制度和传播中原传统儒家、道教思想为主的汉文化。乾隆四年修建绥远城时,推行中原祀典礼制。乾隆四年绥远城告竣后,12名“精习符箓禁咒,熟谙斋醮祈禳”的道士,随防入城,分住各道观,以作国家安定边疆祛邪伍证之助,10开始了道教在绥远地区官派传播的新起点。

绥远区域的中原汉族移民及随防军迁徙来的官兵家属,在异域他乡需要寻求心灵之慰藉。200年间他们在绥远区域护持、布施、助建起汉族信仰的道教宫观庙宇,以及各行各业的祖师庙。道教在绥远地区传承的过程中包容、收纳、容留了汉传佛教游方募化而来的僧徒,致使嘉道至民国年间道教宫观在传承上出现了汉传佛教僧徒寄居、借居、代管、接管传习的先河,如归绥城关帝庙、吕祖庙也成为“绥远沙门常住之地”,而众多道教宫观,诸如火神庙、什王庙、三官庙、财神庙等“殆无一不可为沙门僧众挂褡焚修之所矣”11。此种汉传佛教僧徒寄居道观的现象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

据绥远区域1940年初巴彦塔拉盟公署绥远辖区(厚和特别市)所普查统计的数据,有传承的道教宫观庙宇145处,教职人员254人。道教教职人员占人口总数比为0.096%。

绥远区域长期居住着蒙、汉、满、回等十多个民族,这些民族在共同的生活劳作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相互团结、信任和依赖,促成了各民族间思想感情和生活习俗上的融合及同化。各民族所固有的文化及宗教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也同样打破了原来固有的民族界限。绥远地区的人口中,汉族居大多数,而且汉文化又较其他民族文化先进、发达,在绥远区域多民族宗教信仰的融合、同化过程中,汉族信仰的道教诸神信仰占据了主导地位。清代中期以后,道教诸神已被多民族共同信仰、崇拜和供奉。道教道观庙宇中的道士除了汉族外,还有蒙古族、满族和其他民族。绥远区域的各民族信仰,在某种程度上被道教信仰打破了固有的民族宗教界限。

道教自明末再次传入绥远区域至1945年的200多年间,经历了朝代的更替、战争的摧毁及随军戍边的复兴,跨越了民族宗教固有的信仰界限,融入了特殊人文宗教、政治、民族文化的背景中。建城戍边同时,按礼制公祭祀典的职能要求、规划分布、官建宫观庙宇成为绥远道教再次复兴的重要因素之一。官派道教龙门派道士随军戍边,也形成了时至今日绥远区域道教传承法脉以龙门派为主的格局。无数高道大德为道教在塞外漠南的生存、发展、传承默默地坚守着,他们承担着公祭奉祀、护助边陲、辅国佑民的重要职责。

注:

1.周润年:《北京雍和宫御制喇嘛说碑文校录考诠》、《西藏研究》1991年第3期,第93页。

2.(清)昭槤:《啸亭杂录》卷十,章嘉喇嘛,中华书局,1980年,第361页。

3.《绥远通志稿》第二册第394页。

4.《绥远通志稿》第二册第477页

5.《绥远通志稿》第七册第478页

6.《绥远通志稿》第七册第485页

7.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档案馆藏档案,档案号:79-1-618,1924年。

8、9、10、11.《绥远通志稿》第七册,第477、477、478—479、459—460页。

(作者单位为北京火神庙)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