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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道教研究碑刻史料的新成果——《云南道教碑刻辑录》述评


来源:道教之音     作者:盖建民 孙伟杰     时间:2017-01-29 22:44:16      繁體中文版     手机访问道教之音

云南社科院宗教研究所萧霁虹研究员主编的《云南道教碑刻辑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一书,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云南道教碑刻辑录”的结题成果,此成果是当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云南省唯一获得优秀等级的项目。该成果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赞誉,与作者持续关注云南宗教尤其是道教基本史料的收集研究密不可分。

近年来,区域道教研究渐成为国内外道教研究的热点之一,学术界随之也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道教历史悠久,独特的地缘关系、特殊的政治变迁以及多民族聚居的社会状况,使得民族性与地域性成为云南道教的显著特色,云南也因此成为区域道教研究的极佳案例。如何选取合适的视角挖掘利用田野资料,是区域道教研究需要突破的重点和难点。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作者在多年田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融汇前人的研究成果,选取从碑刻入手展示云南道教的历史脉络,此乃深入开展云南道教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碑刻文献是一种以石头为载体的特殊文献,与其他文献相比,其时代性、地域性、持久性等一系列特点更加鲜明,是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碑刻也因此在传统文献资料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选取道教作为研究对象,对碑刻进行专题式的收集整理研究,当首推陈垣、陈智超二先生所编集的《道家金石略》一书。受此启发,一大批的道教碑刻被辑录刊布,如《楼观台道教碑石》、《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重阳宫道教碑石》、《茅山道院历代碑铭》、《金元全真教石刻新编》、《武当山金石录》、《江南道教碑记资料集》、《广州府道教庙宇碑刻集释》,《山东道教碑刻集》(目前已出版青州昌乐卷、临朐卷、博山卷)……这些都是道教碑刻研究的重要成果。

碑刻资料极为重要,但搜集整理殊为不易。艰辛的野外探访,细致的文献校勘,精准的文字录入,这些都是一部成功碑刻辑录必不可少的环节。在翻看《云南道教碑刻辑录》之余,不免越发感到此书的厚重。套用傅斯年先生的那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来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该书从立项到出版历时7年之久,作者共搜集整理了自汉、魏而迄当代(2009年)云南14个市、州境内与道教活动相关的碑刻778通,共计67万余字。所录碑刻材料几乎遍布云南全境,涉及的14个市州(云南省共计16个市州)分别为昆明、曲靖、玉溪、保山、昭通、临沧、德宏、怒江、迪庆、大理、楚雄、红河、文山、西双版纳,涉及宫观庙宇祠堂数百座之多。其所录碑文类型丰富,涵括了宫观修造碑、洞天游记碑、道士墓志铭、神显仙迹碑、劝善经文碑、摩崖诗词碑、捐资功德碑、香会庙会碑、田亩产权碑等不同种类的碑刻;内容涉及道教的宗门流派、洞天福地、高道传略、教义规戒、神仙系谱、文学艺术以及三教关系、民间信仰等方方面面。在该书所辑778通碑刻文献中,有180余通是作者通过实地访查抄录所获,首次刊布,殊为可贵;其余的文献则是从不同时期的各种金石志、地方志、文集等文献中检索辑录出来。可以说,该书是目前对云南道教相关碑刻文献最为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为完善云南区域道教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史料。有感于此书的的文献价值,略抒浅见,评述如下。

道教碑刻是了解道教宫观制度、道士日常活动的重要载体,其数量多少与道教兴衰程度密切相关。因此从道教碑刻的数量和内容可以揣度一个地区道教的兴衰状况。具体到区域道教史的研究,通过《云南道教碑刻辑录》便可深切体会以碑证史、以碑补史的重要性。

云南道教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尔时,张陵创立五斗米道,设二十四治以化民导俗,其中的稠粳治、蒙秦治便涉及今天云南的滇西北和滇东北地区。尔后,道教伴随着政权更迭也兴衰有时。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裂土纷争,群雄逐鹿,世人为避战乱纷纷入滇,增强了道教在云南的影响。与唐宋王朝关系密切的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道教处于地方政权统领之下,虽比不上中原道教的隆兴,但也发展迅速,一度曾使道教传播到今东南亚地区,影响至今。元代,全真等道派曾贵盛一时,但影响未及云南。直至明初全真等道派入滇,云南道教才逐渐走向兴盛,至清代臻至鼎盛。民国时期,时局动荡,云南道教活动已远不及前,慢慢走向衰微;新中国成立后,道教发展几经波折,终于迎来曙光,迈向新生。

云南道教的这一发展历程,通过所辑录道教碑刻的时代分布体现得尤为明显。在作者所收录的778通碑刻中,汉2通,魏晋、南北朝、唐、宋各1通,元4通,明171通,清491通,民国34通,当代71通。除却碑刻保存的影响因素外,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清时代的碑刻数量最多,是明清云南道教兴盛的重要证据。民国时期道教碑刻的锐减,则印证了云南道教的逐步衰落。及至当代,碑刻数量的渐增,体现了云南道教在新时期的复兴。

对于云南道教史上一些存有疑议的历史事件,碑刻材料的新发现,极大地充实了云南道教的历史,澄清了历史事实。比如,在云南道教史上有重大影响的高道刘渊然与长春派的史迹,长期以来,在地方史志中难见踪迹,而通过此书所辑录的一些碑刻,如明代《龙泉观长春真人祠记》(第26号)、清代《刘渊然书镇天符》(第430号)、《龙泉观长春正派第十二世都纪赵法师讳和沛墓碑》(第590号)、《重建刘祖祠碑记》(第595号)、《故彭城刘公墓碑》(第596号)、《祖师柴真人墓碑》(第597号)、《祖师潘真人墓碑》(第598号)以及民国《长春派第十四代弟子谢传秘墓碑》(第680号)、《长春派第十五代弟子曾正林墓碑》(第681号)、《重修明刘真人衣冠墓记》(第696号)等的研究,便可以对刘渊然的生平事迹、传道历程以及长春派的传承谱系有进一步的认识,这些都是官方史志所不能提供的历史线索。所以,利用好碑刻文献,可以使区域道教史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令人信服。

《云南道教碑刻辑录》收集了许多与少数民族相关的道教碑刻,颇有特色与价值。道教文化是云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民族众多,与四川一衣带水的地缘关系,使得道教自传入伊始便迅速与当地民族文化融合。道教信仰除了在汉民族文化中产生深远影响外,对彝族、瑶族、白族、壮族、纳西族、阿昌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文化也是浸润有加,形成了极富民族特色的区域道教文化形态。彝族“西波教”、瑶族“梅山教”、“度戒仪”、纳西等族的“洞经会”、白族“本主”崇拜等,处处显露着道教文化的影响。

以前学界研究云南道教,多从《道藏》、官方史志入手,对于道教碑刻的重视程度往往不够。碍于官方史志的主流话语叙事属性,使得道教面相的呈现不免有所偏颇。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碑刻的整理研究,可以很好地弥补史志的缺失,走近少数民族道教活动场景,尤其是普罗大众的信仰世界。比如本书所辑录的《元谋卡莫摩崖桃源峡彝文石刻》(第181号)便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该碑为明末清初环州土司李氏为表彰其祖父功业德行所立,石刻用彝文篆刻,其文译成汉文为“茲耄祖父,一生乐善好施,笃信佛道教义。尊崇教理,修建庙阁,塑立佛身、神道,虔诚供奉。行善得善果,佛照耀,神灵护佑……。”“茲耄”是彝语“大土司”的意思,碑文讲述的是彝族土司李氏的祖父信奉佛道教义,并修建庙阁,塑立神像,一心虔诚供奉的事迹,透过简短的碑文,我们便可近距离地感受到彝族土司受道教影响的信仰生活。当然这里也有来自佛教的影响,但是这恰恰说明,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道教在基层社会传播的适应性,也反映了民众信仰世界的多样性与实用性,同时也说明了道教在传播过程中面临着其他宗教的竞争和渗透。此外,《洞经会捐资碑记》(第535号)、《洞经会功德碑记》(第538号)等碑刻则反映了道教音乐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历程。

不仅如此,道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还要面对民间化的问题。普罗大众的宗教需求层出不穷,道教的传播和衍化自然也丰富多彩。通观《辑录》一书,涉及与道教相关的神祇便有三清神、玉皇大帝、天、地、水三官大帝、太上老君、真武大帝东岳大帝、五显灵官、斗姆元君、文昌帝君、关圣帝君、城隍神、天后(妈祖)、龙王、财神、魁星、地母、药王、吕祖、陈抟等。繁复的神仙品类凸显了道教与地方信仰的互动频繁,既有外渗也有内引。尤其是碑刻所反映的一些地域鲜明的道教信仰在云南的传播,更是极为珍贵的记录。比如研究真武信仰在明代云南迁流的情况,便可通过《云南人捐造武当山金殿铜栏杆铭文》(第105号)窥知一二,《铭文》记录的捐造人有主簿、生员、布政司承差、商人等数十信士、信女,身份有别,祈求各异,却同为远在武当的金殿捐建栏杆,真实地反映出真武信仰在云南地区的影响深远。此外,记录有关帝、妈祖、财神、文昌、城隍等道教与民间信仰共享神祇在云南流变碑刻的发现,则反映出道教信仰在地方社会的强大生命力。

作者注重云南当代道教碑刻的收集整理,这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当代道教一直是道教学研究的薄弱环节,全书辑录当代道教碑刻71通,可谓独具匠心,凸显了作者的现实关怀。一般而言,对于碑刻的收集整理大多止步于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碑刻资料,由于种种原因,很少进入学人研究的视野,造成了学术研究的盲区。作者此次对云南当代道教碑刻的专门辑录,生动展现了当代道教的活生态,为“实时性”研究当代道教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文献材料。

例如,透过1984年所立的《扩修三元洞碑记》(第710号),我们便可“真实”地品味当代道教的时代进程。此碑立于文山县西华公园内,碑文细述了党和国家波澜壮阔的发展历史,透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这与当时的社会气氛密不可分。1984年宗教环境大为改善,处处透露着盎然生机,三元洞的扩修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下展开,体现出道教与国家发展步伐的紧密性。当代道教也在政策号召下与时俱进,稳步发展。此外,在所辑录的71通当代碑刻中,功德碑与标志说明碑的数量最多,这是当代道教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积极参与道教寺观的建设,功德碑的建造与日俱增。其次由于现代社会管理制度的深入,文物保护工作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立碑标明道观的受保护区域,明晰权责,是道教境况在当代的鲜活反映。这些碑刻的收集整理研究,便是一部正在上演的“活”的历史,是我们直接理解当代的道教的重要媒介。

另外还需要特别指出:在编制如此宏富的碑刻文献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良好的学术规范,每一通碑刻,作者都会添写附记,将碑刻的碑文来源(原碑抄录或是查阅文献)、立碑时间、撰书人名、校勘依据、录文人名等一一注明。二,由于本课题是一项难度甚大的工作,所收录的碑文难免存在一些疏漏之处。作者本人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目前正在做进一步的补遗工作。

综上所述,本书蕴含了作者对云南道教多年研究的学术心得,既有传承,更有创新,是云南道教研究中的一项基础性的新成果和突破。《云南道教碑刻辑录》的出版,有益于读者更全面地认识云南道教,了解少数民族地区道教文化的丰富内涵,从而推动地域道教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

(本文发表于《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4期  作者:盖建民,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孙伟杰,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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