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老子、庄子、列子的故里，河洛文化、道家文化的发源地。老子思想对早期黄老道及中国道教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五岳之一的嵩山是《三皇经》、《五岳真形图》、《黄帝阴符经》、《老子想尔注》等早期道教经典的发祥地。张陵曾修道于嵩山，《上三皇内文》、《黄帝九鼎丹书》、《太清丹经》及天师道的创立都与嵩山有着密切关系。早期两大教派太平道、五斗米道都曾在河南活动，影响甚广。以太清宫、中岳庙、洛阳上清宫等为代表的道教宫观，是河南道教发展演变的历史见证。中岳庙不但自秦汉以来就是历代帝王祭祀太室山神的重要场所，而且是历代道人传道、祭拜、祈福之地。晋代女道士魏华存（公元252-334年）被尊奉为道教上清派第一代宗师，世称“南岳夫人”。魏华存及其上清派的形成，主导了中国南方道教的发展方向。北魏著名道教改革家嵩山道士寇谦之、唐代道教重玄学者成玄英、司马承祯、内丹修炼法创始者陈抟、太一教创始人萧抱珍、东华派创始人宁全真等，都对中国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河洛地区是唐宋王朝的核心，由于唐宋对道教的推崇，河南道教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起到了举足轻重、承前启后的作用。道教宫观、经典、科仪、音乐等在唐宋时期得到了较快发展，河南成为当时道教传播和发展的重要地区。金元时期，河南成为全真道派重要的传道、修炼地区之一；明清时期，虽然中国道教走向衰落，但在河南嵩山、王屋山、南阳等地区，道教仍然呈现出局部兴盛和活跃的局面。

一、河南道教史的专题研究

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通过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与分析，结合田野调查，探索河南道教的历史渊源，河南道教的文化内涵及发展规律，河南高道大德对中国道教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等，为进一步系统深入研究河南道教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相关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河洛文化与早期河南道教研究。相关成果主要有温玉成《河洛文化与宗教》与《中国早期道教与河洛》、李德芳《河洛地区早期宗教史迹探微》、赵荣珦《道教与河洛文化》、张留见《论道教在河洛地区的形成》等专著或论文。各位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河洛文化作为原初文化之一，汇集各地邦国文化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王国文化，宗教萌芽的地域特色较为明显；河洛原始社会的自然宗教、夏商周时代的宗教、秦汉神仙方术、西王母神话以及嵩山信仰等，为河南道教的形成创造了思想文化条件。

（二）王屋山道教研究。主要有胡孚琛《王屋山道教与司马承祯》、葛荣晋《王屋山与道教》、盖建民《王屋山高道司马承祯道教医学及其思想影响》、王卡《王屋山上方真元道派续考——兼论道教金丹派易图学渊源》与《王屋山与上方真元道派》、张新斌《王屋山道教文化与济水崇拜》、杨世利《金末元初的王屋山道教》、李德哲《金元时期王屋山道教活动初探》、张方《蒙元时期王屋山全真教活动述略》、汪桂平《王屋山与道藏》等论文，以及济源政协编著《王屋山道教》。胡孚琛认为：“道教在王屋山地区，早在方仙道和黄老道阶段就有活动，至魏晋时期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名山。唐宋年间，为王屋山道教的鼎盛时期，洛阳为唐朝之陪都，宋朝都开封，皆离王屋山较近，皇帝祭祀济渎庙，游幸迎恩宫，促进了王屋山道教活动的开展及道教宫观的建设。”1盖建民认为：“王屋山高道司马承祯对促进唐代及其后的道教医学思想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在道教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对内丹学确立任督二脉为内炼之要具有开拓性的意义。”2王卡认为：“南宋金元时期，全真道兴起于北方，并传入王屋山。在当时王屋山的道教中，还出现了一个新兴的道派——上方真元派3。”

（三）嵩山道教研究。主要有王卡、尹岚宁《唐以前嵩山道教的发展及其遗迹——中岳嵩高灵庙之碑》、周永慎《嵩山道教纪实》、吴成国《寇谦之与嵩山道教》、汪桂平《潘师正生平考述》、张广保《神岳嵩山中岳庙与道教》、王卡《嵩山道教遗留的几件文物》、张泽洪《中古史上的嵩山道教》、张玉霞《武则天嵩山封禅中的道教因素》、吕宏君《嵩山再道教中的历史地位》、张方《蒙元时期全真道再嵩山的传承与发展》、常松木《嵩山道教发源地》《嵩山女神崇拜》等论文，以及崔理明《嵩山道话》、王雪宝《中岳庙》、登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岳庙志》、吕宏军著《中岳庙》等著作。王卡、尹岚宁认为：“嵩山自古即为华夏民族所奉祀的名山。秦汉以降，嵩山在宗教方而的特殊地位让位于居五岳之首的岱宗。封泰山而禅梁父成为国家大典。而嵩山仍是正式列于国家祠典的五岳之一。相传秦始皇曾在嵩山立庙祭祀。汉武帝游嵩山，又令祠官增修太室祠。汉代帝有方士入山寻仙采药，或存思诵神以治病驱邪。嵩山道教的发展，在十六国北朝时趋于兴盛。著名道士寇谦之也来嵩山隐居。嵩山作为寇谦之新天师道的发源地，在北魏时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4周永慎认为：“嵩山道教历史遗迹甚早且多，被誉为中原露天博物馆，中岳庙规模之大，堪称河南古建筑群之最，北魏寇谦之改革道教，奠定了嵩山道教的历史地位，唐李筌得《黄帝阴符经》，使嵩山道教享誉盛名5。”

（四）道教宫观碑刻研究。有张广保《对河南济渎庙所藏净明道碑刻的释读》和宋娟《王屋山道教研究——以碑刻资料为基础的分析》、赵荣珦《洛阳上清宫》、王宏晓《中州道教名胜》等论文，济源政协编辑《王屋山道教》、陈长安《关林》等著作。张广保认为，济渎庙灵符碑是“拥有碑文、符图且保存良好的的现存北宋唯——通皇家崇重净明道的碑。其发现有助于学术界加深对北宋净明道发展的了解，并纠正前此学术界，例如日本学者秋月观暎将宋代净明道中兴定于南宋初刘玉的见解。现在看来在北宋徽宗朝净明道就很活跃，而王仔昔可能就是其中的代表”。6宋娟认为：“王屋山道教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保留了大量碑刻，这些碑刻中记载着王屋山道教的发展历史。现存的王屋山碑刻是以高道碑刻、建立及修复宫观碑刻、投龙碑刻、圣旨碑刻这几类为主，主要集中在唐、宋、金、元、明、清这几个历史时期7。”

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虽然区域道教史研究内容不断丰富，但河南道教史专题研究多，通史研究呈现空白，研究没有形成连续性、系统性，缺少清晰勾划河南道教产生、形成、演变历史的专门成果。因此，对河南道教发展史给予全面系统的考察及深入研究，力求实事求是，学术创新，是河南道教史研究的必然选择。

二、《河南道教史》的内容体系

河南道教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资料丰富。从汉代到明清，河南道教发展延续不断，产生了许多颇有影响的高道、经典和派别，对中国道教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开展河南道教史研究，对河南道教的文化渊源、人物派别、宫观建设、斋醮科仪、经籍书文、道教音乐、碑石文字等进行系统考察，厘清河南道教发展的历史脉络，对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中国道教史研究，发挥区域道教在当今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从时间角度，将河南道教分为先秦、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等时期，围绕道教人物、经典著作、宫观建设等主要问题，详细考察各个时期的道教发展情况。从形态演变角度，将河南道教分为渊源与胚胎、初创与形成、革新与演变、繁荣发展、兴盛与辉煌、局部活跃与衰落等阶段，系统考察河南道教发展演变的主要特点，归纳总结河南道教的发展规律。同时，以“三教合一”为主线，探讨河南“儒释道”三教的会通与融合是河南道教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河南道教作为中国古代道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儒佛二教的态度是与整个道教的发展演进同步的。从西汉中期到西晋，至南北朝及隋唐二朝，已初步出现了儒道释三教并存的文化状况。隋唐时期“三教合一”的宗教思想及其开放性的文化土壤极大地促进了河南道教的发展。

（一）河南道教的文化渊源。河南道教史应首先探求河南道教文化的历史渊源。三皇五帝与河洛文明具有重要的内在关系，其中伏羲时代的裴李岗文化、炎黄时代的仰韶文化、河洛地域的夏商周时期的都邑文化都对华夏文明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古鬼神筮卜崇拜，伏羲、炎黄时代占卜、夏商时代占卜（陶寺、二里头遗址与数字符号）、殷墟卜辞与卜筮、西周甲骨占卜、金文易卦及陶拍易卦等对中国早期重要著作《易经》及其数字卦的形成起到了重要影响。先秦时期的河图洛书、两汉时代的图谶、谶纬之学，以及济水崇拜、封祀，济渎庙封祀、王屋山祭祀等对河南早期道教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河洛文化养育了诸子百家，其中老子、庄子、列子等都诞生于河南地域，并对道家、道教，儒家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秦汉时期河南道教的兴起。秦汉时期是河南道教的兴起时期。黄帝被称之为嵩山神，嵩山神信仰对嵩洛地区早期道教和道教经典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老子想尔注》、河上公《无极图》形成于北邙山，汉武帝对嵩山中岳神的祭祀，张鲁五斗米道北传河洛地区，张陵曾修道于洛阳北邙山，在鹤鸣山创立五斗米道后设“二十四治”，并在洛北设“邙山治”传播道教。另外，“大方师”马元义在洛阳的传道，帛和及帛家道的兴起、于吉《太平清领书》形成，宫崇、襄楷在洛阳的活动、洛北邙山《五岳真形图》、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的形成、太素清虚真人王褒在王屋山修道活动，光武帝对西汉齐天宫敇建，隐士闫子龄、燕子奇、魏伯阳对三贤山道教的贡献、南阳道教的形成，武帝对炼真宫、桓帝对濯龙宫、淮渎庙的修建等都说明秦汉时期是河南道教兴起的重要时期。

（三）魏晋南北朝河南道教的革新与演变。突出表现在老庄玄学、寇谦之嵩山道教改革、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兴道灭佛；上清派《上清经》、《上清大洞真经》、北魏《中岳嵩高灵庙之碑》、《云中音诵新科之戒》、《录图真经》、《黄帝阴符经》在嵩洛地区的形成，以及魏晋嵩山“三教”的影响、儒道释在河南的会通与发展、儒释对河南道教文学艺术的渗透；东晋天师道与帛家道、南朝齐明帝与南阳桐柏山道教的形成；东晋南阳道人麻衣子及南阳道教宫观的修建、甘始房中术对王屋山道教思想文化的影响；北朝道教革新人物葛洪、寇谦之、陶弘景对河洛道教的改革；南梁陶弘景《真诰》的形成，西晋陈瑞、王浮与帛家道的发展；晋鲍靓、东晋道士许逊，以及李谱文、崔浩、韦文秀、徐骞对嵩岳道教的贡献等都说明这个时期道教的革新与演变。

（四）隋唐五代时期河南道教的发展与繁荣。隋唐五代时期河南道教发展与繁荣突出体现在成玄英、李筌、孙思邈、司马承祯、吴筠、张杲、王远知、潘师正等在道教典籍、道教思想文化等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武则天对河洛道教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刘道和、孙太冲、李含光、玉真公主对王屋山道教，以及刘道合、孙太冲、潘师正对嵩山道教的贡献。隋唐道教的发展还表现在李姓家族对济源奉仙观关注与支持、茅山宗对司马承祯的影响，薛希昌、焦守静、张探玄、刘若水、谢自然、杜光庭、张果老、候真定、鲁希言、鲁和国、孙真人、王损之、许蜡等对王屋山道教发展的贡献。同时，吕洞宾在河南的活动及其传说、五代王屋山道士燕真人、刘海蟾的传道活动等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唐道教的发展与繁荣。在道教宫观建设方面，隋唐时期洛阳上清宫是道教宫观的重要代表，包括李治、武则天、李隆基对上清宫的敇建，上清宫道士胡紫阳对上清宫建设的贡献；李白、杜甫上清宫诗作；唐代上清宫藏经、诗文、雕像与壁画；唐代上清宫碑刻与道派（上清茅山宗）等均反映了该时期道教的发展与繁荣。

（五）两宋时期河南道教的兴盛与辉煌。宋代是河南道教兴盛与辉煌的时期，突出的表现如程朱理学对河南道教的影响，使理学的发展与道教关系密切，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道教的学术品格，尤其突出是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对河南道教发展的影响；河南儒道之间的互动交流有了发展，河南道教主动吸收、融合了儒学士大夫的思想，使儒学与道学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与佛教的关系更为密切。宋代汴京道家两府林灵素与王允诚在北宋道教所起的作用，太一道创始人萧抱珍与太史王秋涧在河南的传教；开封、南阳正一道的发展与演变；张君房《云笈七签》的形成、东华派创始人宁全真对河南道教的影响、南阳桐柏山道教及其发展。王屋山道士董道坤、李道歉、贺兰栖真等对王屋山道教发展的贡献等。特别突出是由于宋代对道教的推崇，宋初重修济渎庙和王屋山道教三宫，真宗景德二年召奉仙观道士贺兰栖真进京，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推崇道教的措施和行动，使宋代道教在河南获得较快的发展。河南还遗留大量的宋代道教宫观和碑刻，如《大宋重修太清宫之碑》、黄庭坚《忆故乡》碑，以及汴京玉清昭应宫、会灵观、洛阳上清宫，以及政和五年建上清保箓宫、太一宫、景灵宫、上清储祥宫、商丘天齐宫等都反映了河南道教在宋代的兴盛与辉煌。

（六）金元时期河南道教的鼎盛与传播。金元时期河南道教不但道派齐全，而且高道众多，道教经典编篡、道教宫观建设等都达到历史上最好时期。太一道创始人萧抱珍及太史王秋涧、太一秘箓传人张志祥对太一道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太一道传承谱系清晰规范，并留有部分诗歌与碑文。金贞佑二年赦改太乙观，邱处机创建太极观、高明庵；丹霞观、清真观、玄妙观、通仙观、祖师庙、秦王庙、三元宫、太山庙也建于元代，尤其是大德四年扩建南阳武侯祠，使南阳道教宫观建设达到了高潮。另外，元代南阳道教丛林制度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金元时期是王重阳及其弟子在河南传教活动最重要的时期。金代初期，道教内部产生了革新要求。王重阳在河南传播全真道力挺“三教平等”“三教合一”，提倡兼学三教经书，广泛借鉴儒家诗文和佛学禅理，切实在教义教理上达到纳儒入道、援佛入道。王重阳带弟子马钰、谭处端、刘处玄、邱处机西归，于大定十年（1170）仙逝今延庆观；邱处机及龙门派在河南的传承，特别是邱处机、谭处端、刘处玄、孙不二在河南的传道活动，王屋山道士宋德芳、赵道坚、王志坦、张志谨、秦志安、解志通、王志瑞、苗道一、完颜德明等对王屋山道教的贡献，宋德方、刘志简、秦志安、李志全对《玄都宝藏》编纂；王屋山上方真元道派的形成等，使河南道教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七）明清时期河南道教的衰落与局部活跃。明清道教整体趋于衰落，但在河南有些地区仍然出现局部活跃的情景。成化八年河南道会司改设在中岳庙，明代在南阳府也设道纪司，王屋山作为道教名山皇帝御赐《道藏》。据成化十二年《重修炼真宫记》碑文记载，张三丰曾在方城炼真宫修炼，并对方城道教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中岳庙道士胡同良、王屋山道士陈性常、张太素、赵复阳、田守忠、李道人等对嵩山、王屋山道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明代河南道教宫观得到了一定的修复或重建；明嘉靖二十九年皇帝敇建上清宫，明代上清宫四帅殿、灵官殿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建。明万历三年还重修广子圣母殿、老祖母殿等。清代河南还产生了一批新生代道士，包括嵩山道士李本聪；中岳庙道士张常太、泰清云、樊扑臣、李元江、黄永喜、胡教松、席元旺、刘永来、高圆明、耿永贤、陈国江；王屋山道士伍守阳、王常月、许士元等，他们都对河南嵩山、王屋山、南阳道教的局部活跃做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修建或重建的道教宫观包括：济渎庙及王屋山道观、中岳庙及嵩山庙宇宫观、开封延庆观、沁阳二仙庙、南召祖师庙；郑州、登封城隍庙、淮阳太昊陵、南阳武侯祠、新安洞真观、睢县吕祖庙、方城关圣庙、三门峡太初宫、焦作嘉应观；清乾隆皇帝重修三贤山道观、吕祖庙、祖师庙、河南府城隍庙、洞真观、关林等。

三、开展河南道教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河南道教史》研究应较为清晰地勾勒出河南道教的历史源流与发展轨迹，系统考论本地域历代重要道教人物对河南乃至中国道教的贡献、影响等。但怎样处理河南道教发展与河南籍道士、非河南籍道士关系的问题，无疑也是本项目的难点。对于始终在河南进行传教活动的非河南籍道士，按照兼顾一般与个别的原则，既考论他们对全国道教发展的贡献，又论证他们对河南道教发展的贡献；指出他们或作为全国道教的“一般”而影响了地域性道教之“个别”的发展，或作为地域性道教的“个别”而支撑、补充了全国性道教之“一般”的发展，这实际显示了中国道教诸派之间包容性、协同性发展的优势和特点。开展河南道教史研究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道教史研究的内容、发挥区域道教在当今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一）推进中国道教史的研究。探索河南道教的历史文化渊源，不但利于系统描述其发展轨迹，阐述河南道教的文化内涵，而且可以为中国道教史的研究提供资料支持。河南道教史与全国道教史是个别与一般、殊相与共相、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它们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从两者的区别来说，地域道教作为全国道教的横断面，它有其殊相特征，地域文化习俗影响等；从两者的联系来说，地域道教的这个横断面又展现了全国道教的历时性演化。也就是说，地域道教这个部分、殊相、个别是同一时期的全国道教演化的缩影，而同一时期的全国道教则标明历史发展到哪里，地方道教也就发展哪里；它们两者二而为一，共同体现着中国道教发展的共性、规律。因此，河南道教史的研究并非去孤立地研究河南道教自身的内容，也不是去孤立地叠加河南道教的各种元素，而是要始终把河南道教史的研究投置在全国道教史这个大背景的观照下加以把握，去较好地运用个别与一般、殊相与共相、部分与整体相比较的研究方法。

（二）归纳河南道教发展的特征。河南道教史呈现出发展变化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其重要特征有：道教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内容丰富；道教派别齐全，兼容并蓄，引领全国道教；高标三教合一，践行包容发展；道教人士辈出，历代均有建树。至于这些特征的形成，虽然原因十分复杂，但主要与河洛文化的浸润、历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以及人们的精神需求等因素有关。

（三）明确河南发展的历史地位。道教在河南近两千年的发展中，文化遗产丰富，在中国道教发展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一是道教发源地之一，河南作为华夏文化的发源地，是始祖老子，以及庄子、列子故里，道教的形成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之机缘；二是大师辈出，高道云集。著名道教代表人物寇谦之、葛洪、陶弘景、魏华存、成玄英、李筌、司马承祯、吴筠、张杲、王远知、潘师正、萧抱珍、邱处机、谭处端、刘处玄、孙不二等，都在河南对道教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宫观众多，各具特色。河南道教宫观不但数量众多，遍布全省，而且建筑经典，各具特色，堪称道教建筑史上的经典之作。譬如鹿邑太清宫、嵩山中岳庙、洛阳上清宫、开封延庆观、南阳玄妙观等。四是道教名山历史悠久，地位突出。如中岳嵩山、济源王屋山、洛阳北邙山等，其中王屋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首，洛阳北邙山又是二十四之“邙山治”等。

总之，开展河南道教史研究，对河南道教人物、经典著作、宫观建设、道教名山的发展演变等给予系统梳理，考察，不但可以深入挖掘河南道教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坚定文化自信，提高河南地域道教文化软实力的功能，而且可以为弘扬河南道教优秀的文化精粹，古为今用，传承创新，不断丰富道教文化的内涵，培养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文化素质，发挥道教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做出应有的贡献。

注：

1、胡孚琛：《王屋山道教与司马承祯》，《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2、盖建民、何振中：《王屋山高道司马承祯道教医学及其思想影响》《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9期。

3、王卡：《王屋山上方真元道派续考——兼论道教金丹派易图学渊源》《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

4、王卡、尹岚宁：《唐以前嵩山道教的发展及其遗迹——中岳嵩高灵庙之碑》，《中国道教》1989年第1期。

5、周永慎《嵩山道教纪实》，《中国道教》2005年第8期。

6、张广保《对河南济渎庙所藏净明道碑刻的释读》，《中国道教》2008年12期。

7、宋娟《王屋山道教研究——以碑刻资料为基础的分析》，河南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作者系齐鲁工业大学教授、博士，本文为河南省道教协会特别委托项目《河南道教史》阶段性研究成果，曾发表于《道苑》2016年12月总第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