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有传奇道士李常庚云游各地，顺治初年隐居南岳九仙观。

据彭而述（1605—1665）《道人李皓白传》，李常庚，字皓白，山东青州人。生而好道，于书无所不读。年二十余，以公事走京城，见宫阙车马之盛，游公卿间，名籍甚。已而叹曰：「京洛缁尘，化尽劳人。富贵几何？朝华易悴。」从此遂生物外想。慕终南山、五岳之胜，以明天启甲子（1624）中出游，遇异人，潜心《道德经》之学。后策杖入武当山，至均阳沧浪亭，遇道者庞眉丹颧，年可六七十许，号为「四维长者」。人或测之，以为所遇长者乃罗念庵（即罗洪先）。继游吴越，旅巢县、庐州间（今安徽省境内）尤久。后乃结茅湖北襄阳隆中，与诸葛庐相望。襄阳藩王师事之。崇祯丙子（1636）春，「寇攻宛（河南南阳），道人陷贼中，已而得脱」。辛巳（1641），李自成军队攻占南阳，其将领闻道人名，罗拜庵下。道人曰：「乐杀人者，恒有阴祸。」劝其戒杀，所全活甚众。南阳人由是感激。既而念中原战场，不可居，乃游江汉，居武昌黄鹄矶下。崇祯十六年（1643）张献忠军队攻克武昌，道人被褐而谒军门，劝以勿妄杀，如前在南阳时。所全活复如之。由是道人名振楚豫间。时湖北巡抚何腾蛟及宁南侯左良玉争罗致道士于幕下。左良玉当时招降颇众，尾大不掉，道士时为开导。良玉抚膺痛哭，后虽弃武昌，呕血而死，人以为道士所感动。乙酉（1645），南明弘光纪年，权相马士英当国，道士观星望气，以为金陵王气尽矣，遂扁舟过洞庭，隐居南岳九仙观，时往来何腾蛟帐下。湘潭之役，何公死之，时为南明永历三年（1649）。道士见军营中无可与言者，遂隐衡山不出。

丁亥（1647），南明卢鼎与黄朝宣两位总兵不相能，各树帜对垒，蜂拥数十万众，村落城邑数百，里人皆虑不保其生。道士出死力解两家之争，避免了一场大战。湖南人呼为李道翁，相依为命。

道人卜居衡麓之朱陵洞口九仙台，建飞观数间，植北方桃杏梨柰诸果物，簇簇成林。将帅所赠贻，买山田若干亩。日览诸子书，随笔各有论著，议论风生。晤仕路人，辄劝以救民为主。

彭而述在〈送李道士归衡山序〉中感慨地说：「是岂黄冠之流也哉？为人排纷解难，飘然物表，〔鲁〕仲连之徒欤？抑其功成身退，为而不有，诚有合于道家守雌守黑之说矣。」

彭而述描述他见到的李常庚形象说：「修躯黄面，髯鬖鬖如涧下松。着蓝袍，挥棕榈扇。神峰秀朗，岩壑生眉宇间。」

李常庚给人的感觉是如沐春风。彭而述说：「时天气蒸暑，流石铄金，群虻成雷，与道士谈，殊翛然，不为所苦。」

举人李璨与李常庚时相过从。李璨说：「予方外友皓白笃志真修，年垂耳顺，躬行实践，于经世出世之务，一一从艰贞渊塞中锤炼而出。每山栖孤寄，与予上下古今往复论析，天下人情物理，气运消长，寒暑代谢，间及星官数术，昆虫草木之微，罔不溯源探赜，期于实落根据而后止。」

李常庚著有《九仙观图说》，请彭而述作序。彭而述则认为，书自有文人来著，不必劳道士之力。他说：「若夫九仙观，自有说，不必以此重累道士。《搜神记》固知非干宝不作耳。」

李常庚还编有《琐碎录》。李璨说，李常庚「未尝窃窃于撰著为事，乃独取平日目所偶及，剩册残书，单词只语，或痛瘙偶触于其身，或劝戒可昭于来许，或吁谟雅论可襄王化，或清机妙绪符契道真，随处录之，久乃成帙，自名之曰《琐碎录》」。从李璨的叙述来看，《琐碎录》大概是李常庚的读书笔记汇编。李璨认为，李常庚摘录的内容很有价值：「苟得乎是而珍之，可以复性，可以立命，可以用世，可以出世。尼山（孔子）、祗园（释迦牟尼）与夫柱史（老子）家合为一书，非语言文字可比也。」

康熙年间潘耒（1646—1708）在《游南岳记》中说：“自唐以前，衡山羽流多著异迹，宫观相望。自思大师振锡南来，怀让、石头二禅师继起，宗风甚盛，而道流无闻。迄于今遍山皆禅宇，道观仅存者，九仙、黄庭而已。近岁有李皓白者，居九仙，颇有才辨，动公卿，观宇田产皆其所修复，然非潜修默炼之士。今亦不及见矣。”按潘耒的看法，李常庚只是一个游说之士，而非潜心修炼的道士。实际上，李常庚游走于公卿之间，是为了救世，时势既不可为，乃隐居南岳九仙观，潜心修炼。他于康熙九年（1670）所撰《阴符经跋》，自署“衡岳九仙观持经弟子李常庚皓白质直子”。跋文中说：“庚滥叨福地，栖迟名岳，愧无补于君亲，虑有过于圣教，惟持《黄庭》以销岁月。既较《内景》注颂于前，复订《外景》、《阴符》于后，更辑丹经诸品、五脏图说，博采尊生撮要、前圣格言，汇成一书，公诸同志，道学览焉。”可见，他对道教修炼经典有深入的研究，潘耒的说法乃是臆测。

九仙观田产较多。光绪《重修南岳志》卷二十载：「顺治十二年（1655），有前明桂王遗产六百一十五亩，在水帘洞侧。又有桂藩荒田二百四十三亩零，在观音山，李常庚承垦为本观焚修之需。雍正十三年（1735）查明九仙观田七百二十七亩。」